福建南平實驗小學門口發生一起駭人的兇案：兇手鄭民生出於報復社會的目的，持刀砍殺在校門口排隊等候入校的小學生，致13人死傷（3月24日《揚子晚報》）。

　　這起兇殘的案件發生後，公眾無疑急切想知道兇手施暴的心理動機。不過，筆者更關心另一些問題：學校該為校門慘案負責嗎？經此一事件，全國的校長們又會有怎樣的應對措施？這些措施真的對我們的孩子有益嗎？

　　從個案説，無疑兇手將受到法律的嚴懲。但本案的法律示範意義，更值得思考。這是一個非典型校園傷害案件：案發于校門口，並不是校內。一方面，家長已經將孩子安全送到了學校；另一方面，學生還沒有入校，沒有處於學校的監管之下，這就是真空地帶。

　　不讓學生早進校門，緣于校方在規避風險。不知從何時起，清早很多校門口就有大批的學生在排隊等待入校，這成了一道風景。為什麼學校不讓早到的學生入校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此時教師還沒有到位，一旦入校發生傷亡事故，學校就要吃官司。今年7月將實施的《侵權責任法》也是將校方的責任期間定在學生在校內“學習、生活期間”。所以，簡直像有全國統一規定一樣，學校堅決把早到的學生們攔在門外。

　　讓大量未成年人聚集在校門口以及附近的人行道上，他們或者整齊分班級列隊，或者打鬧成一堆，這本身就是一個潛在的不安定因素。南平慘案更説明了這一點。但這種不安全的安排，的確使校方規避了“校園傷害”的風險。可是，我們應該就此苛責校方嗎？不應該，因為正是之前家長、社會對於校方的“苛責”，讓校方不得不規避風險，“理性”選擇把早到的學生攔在校門外面。所以，我們童年裏那份第一個到學校的喜悅，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不僅如此，同樣出於規避風險的考慮，有不少學校取消赴外地旅遊、郊遊，甚至不惜取消春遊、秋遊，或者刻意搞“室內遊”。

　　此次校門慘案之後，教育部門和學校的應對之策多半有這麼兩條：一是加強對早到學生的監管，二是禁止學生在學校開門前聚集在校門口。令人悲觀的是，筆者覺得後一種選擇可能是校方更經濟的“理性”選擇。將學生從老師還沒有到崗的“不安全”的校園，趕到更不安全的校門口，再趕到更加不安全的其他地方，這就形成了一個家長—學校—教育部門三方博弈的惡性循環。

　　一方面，公民的權利意識日漸興起，一旦孩子發生涉及學校的人身傷害，家長必然打起官司討説法；另一方面，學校本身就是公益教育機構，不是保姆性質的經營機構，讓它承擔過重的保育責任，必然導致校方成為“風險厭惡者”，想方設法規避風險：不惜取消郊遊，不惜把孩子攔在校門外，這也不利於未成年人的成長。

　　其中解決之道，或許還在於國家實行強制保險，讓學校擺脫校園傷害賠償的風險，回歸教育的本質。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