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老祖宗斯密，寫完被稱為市場經濟聖經的《國富論》之後，似乎心有未安，又殫精竭慮地撰寫了《道德情操論》，以強調道德對於市場經濟的極端重要性。他發現，市場經濟其實是以人的自私自利為基礎的，換言之，市場的基因是有毒的，近代以來的西方國家依靠歷史悠久的基督教傳統和逐步建立的現代民主制度這兩手來抗衡市場經濟的毒性，才使得社會大體上保持健康運行，避免市場經濟最終演變為冰冷僵硬的市場社會。

　　舉國關注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後，溫家寶總理一再呼籲企業家的血管要流淌著道德的血液，而一個失去了邊界和約束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不道德的，目前的房地産市場提供了又一個生動的案例。

　　近年來的房地産泡沫愈演愈烈，已成為懸在宏觀經濟頭上的一把利劍，不僅直接威脅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嚴重加劇社會分配不公。扶搖直上的房價讓低收入階層“居者有其屋”的幻想破滅，也將中産階層壓得喘不過氣來，使普通居民生活的天空烏雲密布。於是，在剛剛結束的今年兩會上，房地産泡沫成為代表們的眾矢之的，人們似乎看到了一絲希望。然而，就在兩會閉幕後的第二天，這種朦朧的希望再一次受到沉重打擊，北京當日土地拍賣産生三塊新地王，買家又是清一色的央企巨無霸！稍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這預示著周圍區域又一輪房價輪番上漲的大幕已經拉開。拉開大幕的是“氣吞萬里如虎”的央企們；而在漲價的風潮中瑟瑟發抖的，是那些被稱為央企“所有者”的房奴。這真是一幅讓人嘆為觀止的諷刺畫！

　　央企者何方神聖？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也。央企的資産是全體人民的勞動積累，屬於全國人民共同所有；而國有企業的袞袞諸公，不過是人民的僱員。千百萬普通人將他們辛苦的勞動所得委託給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是希望他們為人民謀福利。因此，如果説有企業家天生就該流淌著道德的血液的話，那首先是國有企業的老總們了。因為他們受託經營人民的資産，為人民謀利益是他們的天職。他們應該像諸葛亮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否則人民何必開辦國有企業呢？

　　令人迷惘的是，那些國企巨無霸們的道德水準看起來並不像它應該有的那樣高。千百萬元的總裁年薪固然匪夷所思，普通員工的收入也高得令人咂舌。中石化的數百萬元的吊燈，表明僕人們的生活奢華到了怎樣的程度。日本地産泡沫崩潰之前，許多人前來勸説被稱為日本經營之神的稻盛和夫進軍地産業，可這位手握鉅額現金的企業家不為所動。他説，一個國家怎能靠炒房子富強？這樣賺來的錢只能算是黑錢！難道那些央企老總的職業倫理還比不上扶桑國的一個民企資本家？

　　其實，歷史經驗表明，國企經理人的道德水準並不是今天才突然下降了的，它從來就沒有達過標。那些不曾健忘的人想必記得，他們在那個短缺的年代就早已過起了豐裕的生活。原因很清楚，“人民”不是一個人，它無法充當産權的人格化代表，而所有權從來不是空洞的，它必須靠財産的支配權和收益權來實現。在既無法參與資産處置又無法控制收入分配的情況下，那個被稱作“人民”的終極所有人只能是一個虛擬的所有者，而那個自稱為“僕人”的受託人永遠因失去制約而異化為驕橫的主人，古今中外，莫不皆然。不僅如此，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使得國企成為民族産業的痼疾。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我們這一代人清楚地記得小時候饑腸轆轆的日子，那正是國有企業的全盛時期；當國有經濟開始改革時，我們可以吃飽了；當國企改革不斷深化時，我們吃好了。然而，現在，“國進民退”的浪潮勢不可擋，這將是蒼生之福還是社稷之禍？

　　房地産市場關乎人民基本的生存權，高企的房價已對此構成了直接威脅，可謂禍國殃民。我對他們的行為一直感到匪夷所思，直到最近看到了一位國資委領導的高論：“為什麼國企虧損時你們罵我們，現在賺大錢了還罵我們？”我終於對國企何以如此蠻橫豁然開朗。他竟然不明白：當年國企虧損是因為缺乏競爭力而浪費人民的財産，今天國企的巨富並非來自競爭力的提高，而是依靠壟斷而與民爭利，陷人民于水火，而人民本來是他們的老闆，他們的衣食父母，結果招來一片罵聲，不亦宜乎？

責編：任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