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兩千余萬元的罰單李清選擇向內蒙古高級法院提起上訴。據最新報道，鄂爾多斯中級法院的一審判決已被撤銷。理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假羊毛衫賣了多少錢缺乏證據支持

    其中最為關鍵的證據就是天價罰金的來源——李清到底賣了多少錢的假羊毛衫。據《廣州日報》報道，一審時，李清的代理律師南新丹提供了光盤和淘寶網上買賣的記錄，證明毛衣的實際銷售價格大約每件是130元。但公訴人認為這只能證明網店的銷售價格，不能證明這是實際銷售價格。而李清又告訴南新丹，公安曾扣押了其兩台詳細記錄了實際售價的電腦主機和賬本，但南新丹發現賬本和電腦沒有移交給法院。李清的辯護律師王福奎認為這是本案最大的疏漏：“對實際銷售的446件羊毛衫價格，應當逐一查清其平均價格才能用來計算非法經營數額。但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時間對不上，偵查機關涉嫌造假

      同樣涉嫌證據不成立的還有偵查機關進行搜查、審訊的時間。據新華報業網報道，相關案卷顯示，公安機關從2010年12月15日17點20分開始搜查假冒羊毛衫，2010年12月16日7點30分結束。但訊問筆錄又是在鄂爾多斯市東勝看守所，訊問的時間是2010年12月16日10點20分開始，11點16分結束。也就是説管理搜查筆錄、扣押物品清單及訊問筆錄偵查機關涉嫌造假。
     從地圖和旅行時間可以看出，從湖南長沙到呼和浩特市乘飛機需要2小時，呼和浩特市到鄂爾多斯市汽車最快也要3個小時，而且郴州市距離長沙市有300公里之遙。據此，即便是辦案人員毫無縫隙地搭乘交通工具從郴州前往鄂爾多斯，在案卷提供的時間裏，是絕對辦不到的。

此類案件也不適用異地立案

     涉及“跨省追捕”也是本案的一大看點，據報道，李清的妻子説，當時是一名郴州當地警察同兩名鄂爾多斯警察一道，對其假羊毛衫進行的查處，並將夫婦二人帶往鄂爾多斯羈押。李清的代理律師王福奎稱，鄂爾多斯公安局涉嫌程序違法。
     我國《刑訴法》第24條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轄。”王福奎認為，犯罪地是指犯罪行為發生地，李清的犯罪地在郴州市北湖區，鄂爾多斯既不是犯罪地，也不是犯罪行為發生地，也不是犯罪結果發生地。同時，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産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侵犯知識産權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因此，鄂爾多斯公安局沒有立案偵查權。

做出監禁、罰款的決定並不意外

      《刑法》第213條規定，犯假冒註冊商標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因李清案的假冒標誌近3萬套，查獲假冒註冊商標的羊毛衫26187件，涉案金額達6萬元，獲利達1萬元。以此為據，法院按《刑法》的“情節特別嚴重”規定，以上限為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標準，處以5年監禁並處罰金，這應該説于法有據。

李清犯罪的事實認定卻不是很清楚

      李清一審被判犯有“假冒註冊商標罪”。辯護律師南新丹認為，這是“案件定性錯誤”，李清應當被定為“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根據《刑法》規定，簡而言之，“假冒註冊商標罪”是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則是銷售明知是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
     對於李清來説，在他將假商標縫製在“白坯衫”上時，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就發生了，而銷售假貨則構成“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但辯護律師南新丹認為，“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的行為和銷售、使用偽造的註冊商標的行為是分別獨立的行為，各方沒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李清的目的只是銷售，與商標的製作、購買、銷售和縫製並無關係。

但千萬罰單的“定價”顯得頗為荒謬

      回到案件最為吸引人的地方——2100余萬元罰金。據報道，李清所購入的吊牌，假冒“鄂爾多斯”價格有1680元和2180元兩檔，分別是17403件和4351件，而標價968元的假冒“恒源祥”則有4433件，吊牌價總額達到4301.3364萬元。這正是“天價罰金”的基礎，鄂爾多斯中院以這一金額的一半判做了李清的罰金。
     面對千萬級的罰金，李清則認為，罰金的認定應該以實際銷售、獲利金額為基礎，而不是人們印象中“價格可以隨便標”的吊牌價。而依據相關法律，當部分假貨售出時，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經營數額，可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産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很顯然，鄂爾多斯市中級法院選擇了罰金較高的前者作為判罰依據，這也直接令李清的妻子感嘆“十輩子也還不起”。

“天價”背離了罰款附加刑的初衷

      我國《刑法》規定，罰金屬於附加刑的一種。監禁等主刑才是對犯罪行為進行懲處的主要方式。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和靜鈞評論稱，罰金是行政手段徵收的民事處罰，本質屬於“債”的關係，具體數額取決於被告所處的社會經濟水平與被告本人“履約”能力。此前，湖北婦女陳少紅的餐館被認定違規裝修，且逾期未繳納罰款，被法院裁定執行總計14萬元罰款。由於無力支付，陳少紅選擇了服藥自殺，當地政府最終認定罰款額不應超過2000元。
     我國《刑法》第52條規定：“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這種以犯罪情節為唯一依據來確定罰金的數額，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病，因受刑人的貧富不均而可能造成的罰金刑執行的實質上的不平等。在此案中，對於並不富裕的李清家來説，監禁五年與罰款2000萬相比孰輕孰重並不難判斷。法院作出判決的目的，未免顯得本末倒置。

本案中罪重推定似乎過於輕率

　　恰如前文所説，法院在做出一審判決之時，在較輕和較重兩種量刑標準之中，選擇了較重的量刑。法院僅從吊牌價簡單乘以查獲的襯衫數量，得出一個從常理與常情上均不可能的天價經營額，然後簡單地取其一半金額作為罰款的最終數額，這顯然是草率的。而更加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法院對於關鍵證物——儲存有銷售金額的電腦，並未進行取證，僅憑單方面的指控便定下了犯罪金額的判斷。
     有人評論到，這種推斷明顯是一種罪重推定，實際是一種變相的有罪推定，這既與當今重視保護個人權利的時代精神不相符，也與我國憲法和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相背離。

販被罰千萬，傷害的還有法律公信力

      商在年初，一場“天價過路費案”引人關注，河南一農民時建鋒使用兩套假軍車牌照，在8個月的時間裏，免費通行高速公路2361次，偷逃過路費368萬餘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到再審，賠償金額被認定為49萬餘元，如此巨大的反差才是人們關注此案的真正原因。《法制日報》評論稱，“也正是“天價過路費”引發了人們對司法公信力的質疑”。
     有網友稱，“若是按照標牌價格定賠償，那達芬奇應該被罰多少錢呢？還是133萬？”《廣州日報》評論稱，現在社會上有人抱怨開發商違規或油企污染環境罰了數萬元就算數，而對農民違規卻開出“天價”罰單，從這樣的抱怨可以看出，“天價罰單”傷害了法律的公信。

結語

天價罰單固然很荒謬，而“天價過路費”一案也似乎展示了這張罰單未來的命運。恰如很多當地商販在採訪時説的那樣，市場對於假傢具假奶粉假食品的生産者的查處，怎麼總是隔靴搔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