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庫支撐臃腫機構
一個科級單位人員數量高達770人,除掉部分在編人員之外,佔有絕大部分比例的超編人員要“吃飯”、發工資,錢從何來?必然要像個別單位那樣搞“創收”,這些創收必須要以“小金庫”形式開銷出來。“小金庫”的存在,是導致“最肥”科級單位走向腐敗的一個根源。正因為“小金庫”藏匿在暗中,基本上是領導幹部的“私房錢”,這些根本不受監管的“私房錢”是導致該領導班子集體“變異”的一個催化劑。[>>詳細]
第88期11月24日
一個科級單位人員數量高達770人,除掉部分在編人員之外,佔有絕大部分比例的超編人員要“吃飯”、發工資,錢從何來?必然要像個別單位那樣搞“創收”,這些創收必須要以“小金庫”形式開銷出來。“小金庫”的存在,是導致“最肥”科級單位走向腐敗的一個根源。正因為“小金庫”藏匿在暗中,基本上是領導幹部的“私房錢”,這些根本不受監管的“私房錢”是導致該領導班子集體“變異”的一個催化劑。[>>詳細]
據了解,耒陽礦徵辦雖然以“油水足”出名,但進人的門檻卻很低。“吸毒的、賭博的,小小的礦徵辦裏,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鬼都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耒陽市幹部説。儘管礦徵辦人員構成複雜,員工素質良莠不齊,但在羅煦龍“主政”期間,礦徵辦內卻是一團和氣。五年間,儘管問題不斷卻沒有開除過一名員工。
高達數百人的超編人員是怎麼進來的?不排除就是個別領導的“七大姑、八大姨”。個別上級領導的親屬就在這個單位,而且説不定就是“領著該單位的情”進來的,查處問題必然如“麻桿打狼”。[>>詳細]
在耒陽市礦徵辦辦公大樓一樓信息股辦公室裏,十多臺電視監控屏上清楚地顯示下屬12個引費站、55個收費點的收費運行情況。據了解,這套電子監控系統是2007年耒陽市耗資5千萬元建成,除礦徵辦幾位領導外,電子監控系統終端還直接接到了耒陽市財政局和有關市級領導辦公室。但從目前掌握的案情來看,在上下勾結、利益均沾的腐敗生態鏈中,再先進的監控設備也只能是個“擺設”。[>>詳細]
在耒陽市礦徵辦各下屬站點又流行著一個“潛規則”,即每次非法所得都會按一定比例分成,通常是百分之七十由站內員工私分,剩下的百分之三十送給礦徵辦領導。辦公室員工大肆斂財,領導則“坐地分贓”,“礦徵辦”成了一個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監督“盲區”。幹部錯誤認為認為只要大家利益均沾,就不算貪污,又能夠籠絡人心,民意測驗得高分,降低受查處風險。[>>詳細]
從機構設置來看,我們各級司法監督、紀檢監督等部門一應俱全,可儘管群眾多次舉報,非得等到770多名幹部職工中竟有超過百人涉嫌貪污受賄,高、中層幹部幾乎“全軍覆沒”時,在湖南省紀委主要領導批示查處後,耒陽市“礦徵辦”的集體貪腐案件才浮出水面?[>>詳細]
看“史上最肥科級單位”,不難發現,把這種稅費徵收統一化,由專門的職能部門來收取,而不是地方政府看到某行業在地方範圍廣利潤高,就設立收費部門想當然的搞財政收入,亂開票據,想收就收,想上繳財政就上繳財政,想中飽私囊就中飽私囊,坐地分贓利益均沾,無監督監管機制,讓貪腐有了滋潤的溫床,促就了集體貪腐,讓集體貪腐成了國家的毒瘤。[>>詳細]
多年前,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詹巴鬥進行一項試驗,他找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的一輛擺在某中産階級社區A,而另一輛停在相對雜亂的街區B。停B區的那一輛,他把車牌摘掉了,並且把頂棚打開。結果這輛車一天之內就給人偷走了,而放在A區的那一輛,擺了一個星期也無人問津。後來,詹巴鬥用錘子把那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它就不見了。以這項試驗為基礎,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破窗理論”。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個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繁榮。在一些領導的心態中這就是個“撈錢的單位”,導致這個單位上下也都有了“撈錢”心態,説實話這個單位同心協力下不撈錢都不行,不貪都不行。可以説,“礦徵辦”之所以長時間的腐敗,而不擔心違法的成本,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在默認並縱容著這種違法的行為。[>>詳細]
為了有效防止政府機構及其官員利用手中掌握權利謀求個人或者個別組織的私利,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目標的實現,必須加強對政府行為的社會監督與約束。政府運行不透明是高行政成本的根源之一,提高行政透明度,可以保證資源向最能發揮效用的部門轉移配置,限制濫用職權,便於監督。西方行政公開成效之所以顯著,可歸結為行政機關普遍樹立了“視公民為顧客”、“顧客至上”和“向市民交代”等服務行政的理念。而長期以來,這些理念在我國卻是缺位,行政服務帶有濃厚的恩賜性而不是行政機關的責任。[>>詳細]
目前最緊迫的是將預算外資金和制度外資金統一到預算控制之內,形成真正完整統一的政府預算,統一財政。行政成本完全來源於預算資金。杜絕預算之外的樓堂館所建設、公款消費、集團消費等等一切辦公開支,使公務人員財産來源透明,建立幹部任期前後財産審計等制度,使腐敗的“犯罪成本”高於“犯罪收益”,有效遏制腐敗,降低制度外行政成本。[>>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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