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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印發《關於開展“四風”突出問題專項整治和加強制度建設的通知》，提出堅決糾正唯GDP用幹部，專家稱，這也是中央文件首提糾正“唯GDP論英雄”。一葉知秋，官員的政績觀與政績考核標準，是三十五年來變化的一個方面，循著這條脈絡，我們很容易發現和讀懂三十五年來中國改革，同時，建立一個關乎每位中國人幸福的官員評價標準，也是多年來大眾的最強呼聲之一。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把GDP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與太空中的衛星能夠描述整個大陸的天氣情況非常相似——能夠提供經濟狀況的完整圖象。
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指在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産出的全部最終産品和勞務的價值。GDP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表現，還可以反映一國或地區的國力與財富。舉例：1988年，泰國GDP高於中國，“在曼谷大街上買的廉價冒牌貨回到中國是很時尚的禮品”一位中國企業家説。而2003年，中國的GDP已經高於泰國了，這位企業家再次去泰國，發現泰國的大街與15年前比，進步不大，用摩托車偷偷載人比比皆是，很破舊的小三輪出租車繼續在運營。而北京的黃面的存在了幾年就不見了。聯合國決定一國的會費時，要根據其“連續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銀行決定一國所能享受的硬貸款、軟貸款等優惠待遇時，也是根據“人均GDP”。
GDP不衡量增長的代價和方式，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氣，水和土地不是父輩給我們的禮物，而是我們向子孫的借款。” 但為了GDP的增加，很多人忘記了這筆“借款”。採伐樹木時，GDP在增加；把污染排放到空氣和水中，GDP在增加。根據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課題組牛文元教授的計算，GDP在中國的高速增長是用生態赤字換取的，“扣除這部分損失，純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時，扣除生態損失後的純GDP為86%”。GDP也不衡量社會成本，也就是本來應該由企業承擔卻讓外部承擔的成本 。
為了GDP的增長，有的地方拼命貸款，負債纍纍。有一個省光不良貸款就有1900億，損失率估計為56%；許多地方的招商引資演變為“讓利競賽”，門檻一降再降，成本一減再減，空間一讓再讓。拼地價，比稅收減免。追逐GDP增長多年，已經為社會增添諸多問題，為環境造成諸多破壞。
政績考核,自古以來就是官員考核辦法。然而古代官員政績考核更多是一種封閉、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有諸多弊端,但很少唯GDP論，更多的時候是綜合官德、財賦、功過等於一體的綜合考核制度。
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説，到2020年的時候，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很可能達到12700美元，按照聯合國的指標或者世界銀行的指標，中國很可能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
“長期以來，地方發展的政績評估指標主要圍繞著GDP增速、投資規模和財政稅收等偏重反映經濟數量和增長速度的指標，這種單一的考核體系，造成地方發展唯GDP的發展模式。”——著名經濟學家 許小年
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主要從建立市場經濟模式之後)，經濟增長是我國的主要發展目標，與此相適應，對幹部的考核評價也是以經濟增長速度為主要指標，而經濟增長速度中又主要以GDP增長為核心指標。唯GDP政績觀由此找到了現實存在的土壤。
地方官員為追求GDP，讓GDP注水。比如2004年上半年，國家統計局算的上半年全國GDP增長數據為9.3%。但把各地統計局上報的數據進行加權計算，卻得出13.5%，但這一現象很快進入高層視野中。
追求片面GDP增長讓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比如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排污總量持續上升。中國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分析説，這主要是由於鋼鐵、水泥等重化工業的增長速度過快，排放量過大，抵消乃至超過了治理污染所做的努力。
在這樣的政績觀驅使下，一些領導幹部熱衷於鋪“顯性”的大攤子，而對那些事關普通百姓切身利益但不容易顯示政績的項目如安全生産、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建設等漠不關心。
王懷忠是繼成克傑、胡長清之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三個被判處死刑的省部級腐敗高官。據有關報道，王懷忠在阜陽當政幾年，留下了20多個億的“窟窿”。
慘痛的事實再一次警醒我們：人的生命至高無上，安全生産一刻也不能鬆懈。要發展，但不要帶血的GDP。
追求什麼樣的政績，是衡量一名領導幹部能否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組織、正確對待自己的試金石。——胡錦濤
經過26年年均高達9.6％的GDP增長，2005年時，中國的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人均GDP達到1700美元，財政收入超過3萬億元。到了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
經濟學家郎鹹平2004年6月掀起的關於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産流失的爭論，簡稱“郎顧之爭”體現出人們對“效率”與“公平”的逐漸重視。而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體現出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兩大關鍵詞，意味著中國發展戰略的正式轉型，而中國人的價值觀也在發生著悄然變化，從只注重速度逐漸轉變為了注重可持續發展，似乎每個人都開始意識到，粗放式的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問題。
其實進入2004年，國內一些城市紛紛修正了幹部考核指標。見諸報道的有上海首次將環保投入、研發經費支出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三項指標列入全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深圳則宣佈推遲實現現代化的時間表，不再以GDP論英雄。而比較徹底的是浙江湖州市，該市在新的考核體系裏乾脆取消了GDP這一指標。
郎鹹平先生2004年6月掀起的關於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産流失的爭論，幾乎觸動了所有關心中國國企改革人的神經，一時間贊成者擊掌叫好、推波助瀾，反對者亦是揮戈上陣、不遺餘力。
2006年，長期和政績數字打交道的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全國人大代表葉青説，過去每年的年初，各級地方幹部們的神經都會被將要公佈的GDP牽動。
2009年2月3日，湖南瀏陽全市公務員大會通報了2008年該市國家工作人員考核結果，35人不合格，辭退4人，開除13人。
“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溫家寶
2006年，胡錦濤主席在耶魯大學演説時就明確提出要“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與幸福指數”。溫家寶總理近年來也多次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召開會議，審議並通過《關於建立促進科學發展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會議強調，要擴大考核民主，加大群眾滿意度在考核評價中的分量。專家認為：“《意見》有效拓寬了群眾參與、監督的途徑和渠道，為選好幹部、配強班子提供了可靠依據。”
2010年，十七屆五中全會會議公報、《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均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要求。在一些專家看來，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大信號。
2011年2月14日，情人節那一天，日本內閣公佈了最新的經濟數據，2010年度日本名義GDP總值為54742億美元，這一數字較中國同期少4044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GDP總量首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然而，在剛結束的地方“兩會”上，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山東等經濟發達地區公佈的“十二五”經濟增速目標悄然調低至個位數。
中山市小欖鎮委書記彭志輝認為，政府要“感知”百姓幸福：既有客觀指標也有主觀指標。“幸福廣東”指標體系更加在乎人們對幸福的不同理解和感受。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稱，這(GDP政績觀)就形成了錯誤的指揮棒，影響了地方官員們的行為。
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習近平
中國進入現代，伴隨著外侮、戰亂的折磨，這一過程催生了一種國家主義話語的“國力”觀念，並被普遍接受，即國力低下導致國家衰弱、人民痛苦。晚清民國的“國力”雖未和GDP劃上等號，卻構成了“GDP崇拜”的普遍意識背景。
中國經濟進入一個高速增長期。儘管這一階段也出現了大量的社會問題，但是GDP高速增長就像強勁有力的火車頭，拖動中國社會疾馳，所有問題都在舉世矚目的速度中被淡化稀釋。
唯“GDP政績觀”施行多年，已經在體制內形成了一套明規則和潛規則，同時形成了一個個既得利益群體。
雖然我國一些地方開始告別“唯GDP”的單一官員考核模式，但是並未真正走出“唯GDP政績觀”陰影。有媒體分析，受任期和異地為官的影響，地方政府主要官員很難對履職之地産生真正的感情。所謂“先污染後治理”，因此被一些官員理解為“污染出政績，治理也出政績”。而此時，中國的各項民生指標都顯得尷尬。以醫療為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成員國衛生籌資與分配公平等綜合性評估排名，中國位居第188位，在191個成員國中倒排第4位。教育投入長期低於4%的紅線，低於肯尼亞、烏干達。全國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在1978~2007年間的20年間下滑了20%，同時居民收入增速不僅低於GDP增速，還低於消費支出增速。這種背道而馳、反比例曲線的鮮明對比確實讓人高興不起來。
2010年的時候開始南京實施一個叫雨污分流的工程，簡單地説就是把雨水和污水分流開，按理説這是一個民生工程，但是又感覺嚴重地擾民，老百姓是怨聲載道。
“空城”、“鬼城”是“只要土地城鎮化、沒有人口城鎮化”的極端現象。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主任孫英輝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説。
“如果我們喝著污染的水，吸入著污染的空氣，吃的是污染的食品，這種GDP的增長對各級領導的政績無疑是一種諷刺”——某網友
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除全國和省級之外，省級以下各地區不要再統計GDP及增長率，也不作為地方政府的政績指標，而是以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市場監管作為主要政績指標，要實現政府職能的轉 變。
浙江社科界的一些學者：在關注經濟數據的同時，他們更喜歡關注和解讀另一種數據，比如浙江的社會發展位次已如願進入全國三甲。
金融時報：顯然，把綠色GDP納入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體系，就是一種最可行的途徑。(編者按：綠色GDP是指從現行統計的GDP中，扣除由於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管理 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經濟損失成本，從而得出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
北京日報：官員的短期行為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的預期判斷，因此要進一步加強任期制和考核制。要堅持任期制，減少官員調動頻率，使他們可以在任期內合理規劃，踏實行動。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離婚數量的增長速度，與GDP的增長速度幾乎一致——過去5年年增長率為7%。
綠色GDP已不是新概念，早在2004年3月，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環保總局就成立了綠色GDP核算課題組。
2013年6月底，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傳遞出重要信息，地方官員考核將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率為考核依據，而是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內容。輿論認為，這是決策層在釋放簡政放權信號之後，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標準的及時修正，也是為即將推出的系列深化經濟改革舉措鋪平道路。今天，我們還未找到一套能夠完全替代用GDP數字考核官員的行之有效的標準，但是，當下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社會各方都在呼喚，同時也都在期待改革的順利進行，官員新考核標準的儘快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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