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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這是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如今，35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期間七次三中全會通過的有關決定中，有5次是與深化改革直接相關的議題，2次則和農村改革與發展息息相關，“深化改革”貫穿七次三中全會的始終，各項緊密關係國計民生的政策的出臺，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也改善著老百姓的生活和行為方式，由此成為國人心中的深刻記憶。
改革最早始於農村改革，農村改革的標誌為“包産到戶（分田到戶）”即後來被稱為“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乾”）。
中國共産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是以這次全會為開端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由這次全會揭開序幕和開始起步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闢的。指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理論武器──鄧小平理論，是在這次全會前後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這次會議標誌著改革開始由農村走向城市和整個經濟領域，由此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第二階段，即改革的展開階段。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逐步深入到各個領域。從農村到城市，從政治、經濟到各項事業，從對內搞活到對外開放，各方面改革相互促進，推動著經濟建設迅速發展，我國社會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
會議確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強調壓縮社會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整頓經濟生活中特別是流通領域中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並進一步推動政企分開。
十三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1992年鄧小平第三次南巡，提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使中國開始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
制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提出包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等政策方向，逐步明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規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
十四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這次會議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處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
在系統總結農村改革歷史經驗、深入分析研究農業和農村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全會明確提出了農業和農村跨世紀發展的目標和方針，對我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作出全面部署，制定了推進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政策措施。
全會提出了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鬥目標，確定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堅持的方針。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生産力，帶來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歷史性巨大變化。
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提出要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改革的國企中有不少已經實 現了股權的多元化，有的則實現了非國有化。
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不僅是今後十年改革與發展的“藍圖”，同時也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舉措。其中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五 個統籌”的發展目標，是黨的執政理論的重大創新，是更加現代，更加符合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的執政理念。
全會提出進一步放開搞活農村經濟，優化農村發展外部環境，強化農村發展制度保障。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健全嚴格規範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
全會認為系統回顧總結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進一步統一全黨全社會認識，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力推動城鄉統籌發展，對於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35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大幕。如今，全球經濟形勢錯綜複雜、復蘇前景尚不明朗，深處其中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已經進入改革“深水區”，下一步改革舉措世人矚目。挑戰雖然巨大，但人們對本世紀第二個十年是改革重要窗口期和發展機遇期，已形成共識。相信即將在今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就改革提出總體方案，進一步激發和凝聚民眾參與改革的熱情和信心，釋放全社會的創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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