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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9月5日電題:中央為何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
李赟、李兵峰、馬藝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後,兩支部隊擁有10余萬之眾,為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創建川陜甘蘇區根據地”。8月3日,紅軍總部頒布《夏洮戰役計劃》,決定兵分兩路經草地北上,左路由朱德、張國燾指揮,右路由徐向前、陳昌浩指揮,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8月底右路軍走出茫茫大草地,勝利到達班佑、巴西地區,等待左路軍靠攏,共同北上。但是,9月10日淩晨,中共中央突然率紅一方面軍第1、3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
為什麼中共中央要在與左路軍會合之前,率領右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呢?
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方針,頑固堅持南下
張國燾雖然在兩河口會議上舉手同意北上,但後來卻出爾反爾,一再企圖南下,準備在地瘠民貧的川康邊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根據地,想避開國民黨中央軍,偏安一隅。
為此,他百般拖延部隊北上行動,致使松潘戰役計劃被迫放棄。在紅軍總部頒布《夏洮戰役計劃》,決定兵分兩路北上之後,他仍幾次三番想帶部隊南下。
後來,中共中央和前敵指揮部聯名致電左路軍領導人,規勸張國燾“立下決心,改道北進”,並歷陳南下的諸多弊端。張國燾對中央再三勸告置若罔聞,頑固堅持“乘勢南打”的錯誤主張,並命令所屬立即部署南下。
張國燾大肆向黨要權,不服從中央指揮
在已經被增補為中革軍委副主席的情況下,張國燾倚仗槍多人多,以組織問題未解決為由,繼續肆無忌憚地向中央要權,甚至借陳昌浩之口提出讓自己擔任軍委主席,還要求大批四方面軍幹部進入中央。
為了團結張國燾共同北上,中央滿足了張國燾部分要求,任命張為紅軍總政委,部分紅四方面軍幹部增補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但張國燾還不滿足,繼續拖延北上。
9月初,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不繼續前進。但當左路軍先頭部隊進至嘎曲河時,張國燾又藉口河水上漲,停止了前進,並電告中央和右路軍領導人,公開反對北上,提出右路軍即乘勝回擊松潘。
在此情況下,隨左路軍行動的朱德和劉伯承與張國燾進行了堅決鬥爭。朱德親自到河邊觀察,並派警衛員下河探測水深,發現隊伍完全可以涉水通過,據此多次提出要部隊過河北上。但張國燾不僅繼續按兵不動,還煽動個別人員對朱老總施壓。
為貫徹既定的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衝突
張國燾為實現南下目標,對中央決定置若罔聞,對中央指示陽奉陰違。
早在兩軍會師後的7月,張國燾就在紅四方面軍軍以上幹部會議上,提出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9月8日,他電令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他們轉令軍委縱隊移至馬爾康待命,如其不服從,則將其扣留。
9月9日,張國燾電令,要求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葉劍英看到電報後,立刻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經緊急磋商,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衝突,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第1、3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
中央紅軍主力北上後,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和隨其行動的紅一方面軍第5軍和第32軍南下,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為“主席”,並通過其“中央”的組織決議,公然宣佈“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張聞天)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
對於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的決策,1937年3月23日至31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會合後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中央盡力遷就他,安他一個紅軍總政委。但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紅軍是不能干涉黨中央的路線的,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説:“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
總而言之,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是在張國燾陰謀分裂黨和紅軍、以武力脅迫中央的情況下發生的,是黨中央的被迫之舉。
歷史證明中央的北上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一是避免了紅軍間可能的武裝衝突,保存了黨和紅軍的核心領導力量,維護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建軍原則;二是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並最終落腳陜北,為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為中國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三是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先行北上的成功實踐,使廣大紅軍官兵,在事實面前,逐步認清了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和分裂黨、紅軍圖謀的本質,為實現全軍的集中統一指揮,創造了根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