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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是紅色的豐碑,也是中國共産黨獨立處理黨和紅軍重大問題的開端。要説清這個問題,必須從中共與共産國際的歷史關係講起。
1919年3月,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以下簡稱共産國際)正式成立,成為世界共産主義運動的權威領導機構。中國共産黨建立後,作出了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確認中共是共産國際的一個支部。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共産國際與各國共産黨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從中央機構人選、戰略方針確定,到政策策略、戰場指揮都要由共産國際批准。獨立自主,首先是要獨立,未獲獨立,談何自主。中國共産黨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處於被動狀態。
長征開始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從外因上講,共産國際與中共中央電訊中斷,中央機關和紅軍都在快速流動,又無其他有效方式取得聯絡。從內因上看,中國共産黨經過十幾年艱苦曲折的奮鬥,逐步成熟起來,能夠獨立自主處理黨內和紅軍的重大問題。長征期間的實踐也表明,中共中央成功解決了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難題,獨立自主的原則從此開始確立起來。
1 獨立自主確定戰略轉移方向
1934年9月,中共中央將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的計劃報告共産國際,共産國際回電表示同意。10月長征開始後,由於電臺遭到損壞,與共産國際的直接聯絡中斷。中央紅軍先後突破三道封鎖線,當強渡湘江衝擊國民黨軍第四道封鎖線時,由於指揮失當,行動遲緩,紅軍損失慘重。如按原定計劃,中央紅軍將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但此時,國民黨當局已判斷出紅軍戰略轉移方向,急調重兵在沿途布陣,企圖圍殲北上的紅軍。把持紅軍指揮權的博古、李德仍堅持按原計劃前進,使中央紅軍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
面對危急時刻,毛澤東站了出來,建議放棄原計劃,轉兵向西到敵軍薄弱的貴州開闢新根據地。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與會多數同志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拒不接受,仍堅持北上湘西。18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通過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挺進貴州北部,連克七座縣城,佔領烏江南岸的猴場。31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在猴場召開會議,作出佔領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開創新根據地的戰略決策,這時實際上已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這三次重要會議的結果,中共中央首次獨立自主確定戰略轉移方向,打亂了國民黨軍圍殲紅軍的企圖,使中央紅軍從被動開始轉向主動。
2 獨立自主改組中央領導機構
由於中共中央正確選擇了戰略轉移方向,紅軍于1935年1月7日佔領遵義。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黨內和紅軍中許多同志對當時中央領導的軍事指揮産生懷疑和不滿,尤其是湘江戰役的失利使不滿情緒更加高漲。中央機關進入遵義,有了暫時穩定的環境,總結經驗教訓、糾正“左”傾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也相繼發言,集中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出了今後軍事上應該採取的方針。遵義會議否定了第三次“左”傾的領導,順理成章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5日,在紅軍轉戰途中,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的總責。長征中最緊迫的軍事指揮機構也相應改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這是中國共産黨自成立以來,第一次獨立自主地決定中央領導人選,從組織上保證了黨在正確路線指導下,將革命一步步引向勝利。遵義會議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標誌著中國共産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3 獨立自主實施作戰指揮
長征過程中軍情緊急,戰場形勢瞬息萬變,軍事指揮正確與否關係到黨和紅軍的命運與前途。中央領導經過改組,尤其是新“三人團”産生之後,根據敵情的變化,及時調整作戰方案,實施獨立自主的指揮,展開機動靈活的運動戰。
遵義會議結束後,紅軍曾準備在瀘州上遊北渡長江,進入四川西北部創建新根據地,但因四川軍閥調集重兵拼死堵擊,北渡長江的計劃已無法實現。這時,蔣介石部署數十萬大軍,向遵義地區進逼,企圖在遵義一帶圍殲中央紅軍。面對這一嚴峻局面,紅軍從1月29日西渡赤水河,在隨後的兩個月裏四渡赤水。隨後,紅軍南渡烏江,佯攻貴陽。當各路敵軍紛紛向貴陽以東開進時,紅軍又出其不意向南疾馳,向敵軍力量空虛的雲南進發。紅軍挺進到昆明以北,虛晃一槍之後,主力迅速向西北方向轉移,5月初渡過金沙江天險,繼續向北前進。3萬紅軍以神奇的戰術,打破了40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絕地重生,轉危為安,在戰略上贏得了主動。
中央這一時期的軍事作戰指揮,是依據敵情我情的不斷變化,一切從實際出發實施的,與長征前期和初期教條式指揮形成鮮明對比,充分顯示出毛澤東軍事指揮藝術的高超,也有力證明了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極端重要性。
4 獨立自主選擇長征落腳點
由於長征前準備工作倉促,加上客觀情況的不斷變化,長征落腳點的選擇也曾幾經調整改變。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時,最初的目標是轉移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為此意圖被國民黨發覺,重兵堵截,難以實現北上。紅軍轉兵向西,準備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北部開闢新根據地。由於國民黨當局調集幾十萬大軍,企圖在遵義地區圍殲紅軍主力,在此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也不可能實現。隨後,又曾準備在四川西北部、川滇黔邊境等地區建立根據地,都因敵我力量懸殊,紅軍無戰略主動權而不得不放棄。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翻越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一部在達維鎮會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于18日到達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數人主張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並形成決議。此時的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好,野心膨脹,以種種理由反對北上,主張南下。為避免衝突,中央率紅一、三軍和中央縱隊先行北上,到達哈達鋪時獲悉陜甘紅軍與根據地仍存在,中央常委決定開赴陜甘革命根據地。陜北既是長征的落腳點,同時也是新的出發點。中國共産黨正是從這裡出發,領導中國革命一步一步走向勝利。
回顧歷史,獨立自主的原則來之不易,是付出沉痛代價以至流血犧牲才取得的,成為長征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共産黨人由此引發出深層次的思考。堅持走自己的路,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處理中國革命和黨內問題,已經成為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基本原則,而且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一以貫之,在各方面産生深遠影響。
5 獨立自主的理論昇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獨立自主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談不上發展創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對這個問題在認識上是一個飛躍。這次重要會議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強調要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這就把黨在長征中的實踐,提高到理論形態,運用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而對戰略層面形成了一以貫之的指導思想。
堅持獨立自主是中國共産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總結了正反兩個方面經驗而得出的哲理性結論,也是開創新局面的創造性理念。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把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概括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基本方面。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絡、不可分割的整體。堅持獨立自主,離不開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也離不開發動群眾、自力更生這一力量基礎。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走什麼路又是擺在中國共産黨面前的歷史性課題。鄧小平集中了全黨的智慧,在十二大開幕詞中作了有力的回答:“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在這裡第一次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命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延伸和發展,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的豐富實踐表明,正是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著力於道路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路子。
當前,國防和軍隊改革正在向縱深推進,作為紅軍的後代,我們應牢牢把握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自覺接過紅軍長征時期所形成的堅定信念、堅強意志和優良基因,繼承和發揚黨與人民軍隊的政治優勢、創新思維和獨立自主品格,以非凡的智慧勇氣和膽識魄力,堅定不移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強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