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各國政府和全球經濟治理機構與平臺都致力於通過各種各樣的經濟干預手段和協調措施提振全球經濟。然而,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依然緩慢。今年7月,IMF再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至3.1%,這也是IMF在15個月內第五次調降全球經濟增速。同時,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16年的國際貿易增長量僅為2.8%,這是全球貿易增長量連續5年低於3%,處於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時期。發達經濟體的表現較過去幾年有所好轉,但至今仍未完全恢復到危機之前的水平。對新興經濟體而言,經濟結構的桎梏導致長期增長動力缺失,同時由於缺失國際貨幣權力以及相對成熟的金融市場,遭遇短期金融衝擊的風險上升。
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仍在發酵。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造成國際資本流動失序,全球債務規模進一步上升。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分歧加大,政策空間逐步縮小,負利率以及負收益率的國債已經出現。隨著各國金融風險關聯度和傳染性上升,世界經濟復蘇的脆弱性進一步被放大。
更加棘手的問題則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停滯。現實經濟增長情況遠低於2008年危機發生之前對經濟增長的預測。技術進步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逐漸衰減。勞動力市場也存在彈性不足、老齡人口比例持續上升、機器替代人工效應逐步顯現等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已成為阻礙世界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此外,地緣政治風險、難民危機、大國政治週期、恐怖主義等問題也為全球經濟復蘇投下陰影。
在全球經濟萎靡不振、主要經濟體國內政治穩定性下降的背景下,國際社會普遍認為G20所面臨的最為迫切的任務依然是提振全球經濟增長。從歷年G20在經濟金融治理的優先議題設置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穩定為核心的短期危機應對式治理,另一類則以增長為核心的相對長期的治理。
在中國積極倡導下,G20重塑了其短期、長期議題並重,局部應對與系統治理並重的均衡治理新方向。G20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008年至2012年G20的治理工作以短期的危機應對為主,在金融監管、金融穩定、債務治理以及全球經濟再平衡等方面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如2009年建立了金融穩定委員會;2012年至2015年,G20開始在不同領域開展零星的相對長期的經濟治理活動。這些領域包括綠色增長、投資與基礎設施等,並於2015年建立了基礎設施投資中心;2016年,中國開始引導G20走向標本兼顧、短長期協調式的系統化經濟治理,並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經濟結構改革以及金融架構改革方面取得豐碩成果。
中國充分考慮了部分國家對於短期經濟風險的治理壓力和治理習慣,對於短期熱點問題及時進行了高效疏導和治理。例如,2016年2月財長會公報中的表態“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我們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對於穩定國際金融市場的信心起到了極大的幫助。
東方文明強調從整體、長遠的角度來理解世間複雜的系統、事務或現象。2016年中國在G20平臺上推動的經濟結構改革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具有系統性、戰略性的經濟治理方案。推動G20繼續有效合作的根本動力在於,G20各成員及各國際機構不僅有著追求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共同願望,而且也都認識到在全球化時代下國別經濟治理存在局限。全球目光將聚焦于G20杭州峰會,中國也致力於與世界各國一道共促改革、共謀發展,開創全球經濟治理新方向。黃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