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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投資規模仍低於金融危機前的最高水平,投資政策碎片化態勢嚴重。聯合國貿發會議6月預測,今年全球投資增速將下降10%—15%。“我們把世界經濟比作人的肌體,那麼貿易和投資就是血液。如果氣滯血瘀,難暢其流,世界經濟就無法健康發展。”2015年11月,在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次峰會上,習近平主席精準把脈,為世界經濟開出良方:“重振貿易和投資,讓世界經濟這兩大引擎重新高速轉動起來,是二十國集團工作的另一個重點。”
為切實推動G20由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經濟治理機制轉型,作為主席國,中國全面推動G20加強貿易投資機制建設,紮實推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發展。中國方案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讚譽。
南北矛盾,構建全球投資規則成為一大難題
國際投資合作是解決各國資金短缺、制約投資保護主義抬頭以及促進綠地投資的有效途徑,是實現全球投資增長與世界經濟復蘇的關鍵。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邢予青認為,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制定鼓勵和保護國際投資的全球性統一協定,和推進全球貿易同樣重要。
聯合國貿發會議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球已簽署國際投資協定3304個。然而,在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世界貿易組織(WTO)教席計劃全球顧問委員會委員高樹超看來,這些協定不僅形式多樣、條款各異,而且相互交織、重疊,嚴重碎片化,一個全球性的投資治理機制“將大大降低投資者在全球投資的成本,為投資者提供一套最低保護標準,提高投資規則的一致性和預見性,從而大大促進資本的全球流動,優化資源的全球配置”。
投資協定的不同,源於南北國家訴求的不同。商務部研究院外國投資研究所副主任張菲介紹説,長期以來,發達國家是主要的資本輸出國,強調投資準入自由化和投資保護;發展中國家是主要的資本輸入國,強調通過監管及限制,保證外資的安全性以及對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凱思琳·奇米諾—以撒認為,歷史上,無論從《哈瓦那憲章》框架下建立多邊投資規則的失敗,到聯合國《跨國公司行動守則》談判無果而終,抑或經合組織多邊投資協定的流産,乃至WTO部長級會議最終放棄“貿易與投資關係”議題,全球投資規則的構建歷經數次失敗,種種努力陷入窘境,這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內在分歧,以及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分不開。許多國家希望在實際操作中保有靈活度,如對特定行業施以限制,為投資的某些特定階段設定國民待遇原則的例外情況,或是出於“國家安全”因素實行豁免。雖然各國投資政策中支持投資自由化的部分呈上升趨勢,但外國投資政策中的保護主義仍令人擔憂。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世界經濟室副主任陳建奇解釋説,國際投資協定談判既要考慮到各國對海外投資保護及公共政策管制等的訴求,又要考慮各國經濟體制機制及意識形態差異,還要顧及可持續發展等重大社會關切,各國意見達成一致確實有難度。
儘管任務艱巨,整合提升現有投資協定,建立各國普遍接受的全面、綜合、具有約束力的多邊投資協定,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
中國智慧,為加強全球投資政策協調作出歷史性貢獻
G20成員人口總量佔全球2/3,國內生産總值佔85%,貿易額佔近80%,吸收外資額佔70%,對外投資額佔80%。作為全球投資的主要參與者,G20具備制定多邊投資協定的天然優勢。
G20中國年首次將跨境投資議題納入G20合作範疇,中方倡議制定《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則》),為各成員制定國內政策和商簽對外投資協定提供指引。今年7月,G20貿易部長會議在上海達成首份《指導原則》,為加強全球投資政策協調作出歷史性貢獻。
作為世界首份關於投資政策制定的多邊綱領性文件,它確立了全球投資規則的總體框架,為各國協調製定國內投資政策和商談對外投資協定提供重要指導。“它明確了國際投資合作的發展方向,將成為未來國際投資協定的基礎性文件。”陳建奇説。
中方推動制定《指導原則》,是對全球新一代國際投資規則制定的貢獻,填補了國際投資治理的空白。此次中國邀請不少發展中國家代表參與G20峰會,歐洲復興發展銀行中亞地區首席經濟學家阿格瑞斯·普瑞曼尼斯認為,中國方案有可能同時體現資本出口型和資本進口型國家的立場。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理事會研究員狄彼卡則表示,作為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國,中國推動在G20框架下制定多邊投資協定,也可以帶動發展中國家提升在全球投資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阿根廷戰略計劃研究所所長豪爾赫·卡斯特羅從“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使命以及産能合作倡議等中國方案中看到,中國資本是許多國家的主要外資來源,制定和完善國際投資規則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利。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李昕認為,建立包括《指導原則》在內的更廣泛的經貿合作機制,促進全球生産鏈向廣度與深度不斷延伸,不僅符合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利益,也是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現實需求。
中國作為,不斷邁出的開放腳步引領潮流
事實上,中國一直順應著國際貿易投資發展的新趨勢:2013年設立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成為其中制度創新的探索之一,並逐漸將成功經驗推廣到新設立和擴容的其他自貿試驗區。公佈《外國投資法》,取消外資三法確立的逐案審批制管理體制,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有重點地放開各産業領域的外資準入限制。修訂《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大幅減少限制性措施,限制外商投資條目縮減50%以上,切中外商投資企業在華投資的重要關切,受到廣泛歡迎。
面對全球經濟治理變革,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提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新理念新倡議,堅定不移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的主體地位,積極參與WTO新議題談判,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不斷取得新進展,鼓勵各方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改善全球投資政策環境。
歐洲議會日前討論的《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把“推動歐中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及時完成”列為未來5年最為緊迫的目標,強調歐盟的繁榮與中國可持續發展緊密相連。
近日,中美兩國在華盛頓舉行新一輪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第三次交換負面清單出價,達成一個互利共贏的高水平協定成為各界期待。凱思琳·奇米諾—以撒認為,美中雙邊投資協定達成,將為世界起到示範作用。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則建議美中雙方抓住G20杭州峰會的機遇,在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上取得更多進展。
G20理應謀大勢、做實事,推動解決世界經濟的突出問題,填補國際投資治理和規則空白,為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目標而努力。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不僅有信心實現自身經濟轉型升級、持續健康發展,為穩定世界經濟提供正能量,也將與G20成員一道共商共建貿易投資機制、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為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作出更大貢獻。
(本報北京、東京、曼谷、華盛頓、阿拉木圖、新德里、布宜諾斯艾利斯8月21日電 記者王新萍、暨佩娟、田泓、俞懿春、陳麗丹、謝亞宏、苑基榮、范劍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