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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想到在清華建築學院資料室幾個舊鐵皮櫃子抽屜中塞著的中國營造學社歷經艱辛拍攝繪製更歷經艱辛保存至今的精美圖紙時,我的腦子裏就會出現在日本建築學會資料館中看到的從一個小盒子中慢慢打開的伊東忠太的中國考察日記本……
在日本建築學會拍攝伊東忠太日記
由於當時的照相設備沉重昂貴,不像今天的數碼相機,可以隨便拍了就刪……考察時,伊東忠太更多的是用他圖文並茂的考察日記,生動地記錄了他在中國大江南北的見聞。日記的內容,不僅有中國的古建築……
更有豐富的地理人情……
從中國師承了古代建築之術的日本曾經和中國一樣,鄙視自己的歷史遺物。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皇朝更迭,成王敗寇。二千年來歷代革命成功者,莫不傚法項王,咸陽宮室火三月不滅,以逞威風,破壞殊甚。在我國古代,建造房屋等土木工程活動,歷來又被視為“匠人之術”,施工要訣僅憑師徒口口相傳,罕有文字記載。因此,直到十九世紀,西方學者描繪的世界建築體系大樹,主幹是希臘、羅馬建築,以及由此派生的體系。而中國和日本的建築,不過是旁枝末節。十九世紀中葉,明治維新,國門大開,日本學者被這種描述激怒。
看見洋人喜歡自己的古代寺廟,於是一些日本人開始把這些寺廟賣給外國人,後來慢慢的,日本人開始知道這些東西的價值,不賣了。
1896年,日本成立古社寺保存會。1897年頒布了古社寺保存法案,開始對全國的古物進行普查。在奈良發現了距今已經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木構建築——法隆寺,遂列為國寶。
日本奈良法隆寺,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古老的木構建築。
日本宣稱要脫亞入歐,努力學習西方,然而在文化藝術領域,卻保持著極大的民族自尊心。伊東忠太等一批日本建築史學家恰恰在這個時候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他們開始研究本國建築歷史,伸張本國文化,這成為一批日本學者的使命。
伊東忠太
同時,他們在考察日記中也留下了對中國古建築現狀的憂慮,關野貞在他的《支那文化的遺跡和其保存》中寫道:
“ 距前兩回考察僅十二、三年,遺跡破壞廢滅之大令人吃驚,其保護已是刻不容緩。而我國的文化自古又是從中國而來,日本當局和學者,應該向中國當局提議保護建築古跡。日本學者儘快前往中國進行考察,在日本儘快建立博物館,收集中國各時代的遺物。”
常盤大定在他的《支那佛教史跡考察記》中寫道:
中國現存的國寶有很多,其意義和價值全都沒有認識到。從反面説,沒有認識到其意義和價值,怎能保護這些建築,能發現其並確定其世界寶物之價值,這實在是日本學者的工作。
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第一個研究古建築的私人機構中國營造學社成立的時候,日本建築學者已經完成了若干部有關中國建築史的寫作。
日本學者的介入,讓中國這些學者認識到,有可能我們自己的學問完全被人家拿走,我們最後自己説不清楚。中國學者意識到,已經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在中國營造學社的開幕式上,年過六十的伊東忠太做了一個關於支那建築的發言。發言中他提了一個建議,這個建議極大地刺激了中國學者。 “完成如此大事業,其為支那國民之責任義務,固不待言。而吾日本人亦覺有參加之義務,蓋有如前述,日本建築之發展,得于支那建築者甚多也。據鄙人所見,在支那方面,以調查文獻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遺物為主,不知適當否。”
伊東忠太向中國營造學社建議,在即將開始的這場對中國建築進行全面研究的工作中,中日學者進行合作。由於傳統的中國學術方法中,沒有考古學,沒有田野調查,沒有掌握專業攝影以及測繪技術的人員。因此研究過程中,獲得第一手資料的實地考察工作,由日本學者完成,中國學者承擔古代文獻的梳理工作。
這個建議,極大刺激了梁思成,他要做一件以往中國學者沒有做過的事,從頭開始,研究中國古建築,創建中國建築學的體系,尋找到中國的唐代建築。而他自己的一生,也終將艱辛與坎坷。
有關日本學者和中國古代建築的故事,我們在紀錄片的第二集《天書》中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