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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力量》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
看罷影片,我在反思。兩百年曆史雲煙,公司興起、發展、繁華、沉淪、復興,如今已經成為支配世界的力量,浸透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2009年時,公司為全球81%的人口解決工作機會,構成了全球經濟力量的90%,製造了全球生産總值的94%。全球100大經濟體中,51個是公司,49個是國家。世界上有161個國家的財政收入比不上沃爾瑪公司,全球最大的10個公司的銷售總額超過了世界上最小的100個國家國內生産總值的總和。”《公司的力量》解説詞這樣講道。或許這就是本片的力量之所在,它揭示了一個司空見慣卻熟視無睹的事實:我們的日常生活裏充滿了公司的痕跡,從衣食住行到生存方式,公司像一隻看不見的手支配著我們的生活。
《公司的力量》講到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托馬斯•潘恩撰寫的小冊子《常識》。其實,《公司的力量》就是一部關於公司的《常識》,現代公民都應該了解的常識。它不僅系統地梳理了公司的起源與發展,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現代公司與國家、與人類發展的關係,而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們應該了解我們置身其中的世界。
《公司的力量》揭示了公司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從財富創造、技術發明、管理方法到制度建設。影片告訴觀眾,公司已經改變了人類生活,從17世紀到20世紀70年代,被經濟學家認為改變了人類生活的160種主要創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公司是科技進步的主力推動者,目前全世界70%的專利和三分之二的研究開發經費出自跨國公司。貝爾實驗室先後有11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擁有14位美國科學院院士和29位美國工程院院士。德國西門子公司的發明推動了電氣時代,美國杜邦公司資助卡羅瑟斯博士的研究發明了一種可以成為尼龍的分子——尼龍66,後來它被投入商業開發,廣泛運用在日常生活裏。靠近舊金山海灣的一條50公里寬、15公里長的谷地已成為信息時代的象徵,這是矽谷,美國每12件專利中就有一件來自這裡。憑藉一個新技術、新想法,就能獲得投資開創事業。公司在改善大眾生活品質上也做出卓越的貢獻,洛克菲勒主宰美國石油期間,每加侖汽油的價格從88美分下降到5美分,而石油的品質卻不斷提升。公司推進了管理能力和管理制度的完善,1942年1月珍珠港事件不久,羅斯福總統任命曾擔任西爾斯百貨公司副總裁的唐納德•納爾遜為美國戰時生産委員會主席,就是因為他出色的管理能力。職業經理人斯隆為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服務40年,他離任前一年,通用汽車公司的産值超過10億美元,創造了世界商業史新紀錄。職業經理人表明家庭公司向現代企業的轉變。而跨國公司的出現對於管理能力和管理制度提出進一步挑戰,沃爾瑪集團管理著全球14個國家的6600多家商場和數萬家供應商,統一訂單式生産和配送服務,成為全球化時代的跨國公司典型。
《公司的力量》揭示了歷史的力量:當西方公司風起雲涌、逐鹿世界時,中國還處於封建王朝的奉天承運、子曰詩云之際。1830年,英國從利物浦到曼徹斯特30英里的鐵路開通,世界上第一條公共鐵路正式運營。1862年,英國通過了《公司法》。1877年到1887年的十年間,英國註冊的股份公司多達15165家。1830年,美國大約有8000家公司登記,到1860年大約有25000家到26000家。然而,直到被迫打開國門的1882年,近代中國才成立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輪船招商局。到1910年,正式註冊的民營公司大約才410家。因為公司的運營與契約精神、平等意識和法制水準相關,而當時的清政府“在至高無上的君權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和法律保護下的産權制度都是奢談。”
《公司的力量》揭示了思想的力量:公司不僅創造了物質財富,也創造了新思維。競爭是市場基本規律,但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聽説洛克菲勒要進入鋼鐵領域,他成功地把競爭關係轉變為合作關係,“和比自己強的人合作,而不是和他們戰鬥!”這是卡內基一生信奉的常識,也是理性的成果——作為機構,公司的理性高於個人的理性。經商為了利潤,天經地義,但日本商人沼澤榮一從儒學傳統中找到更為高尚的動機:經商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社會,這不僅同理想人格沒有矛盾,而且還是實現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徑,正所謂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這一解釋賦予了商業活動新的意義,進而改變了日本社會的價值觀。1930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來到日本,松下幸之助拒不解雇一個員工,結果松下公司創造了歷年來最高的銷售額,道義和情感轉化成生産力,實現了沼澤榮一所倡導的私利變公益的思想。
《公司的力量》的社會價值遠遠大於它的美學價值。它的美學形態並不新鮮,不外乎畫面加解説的格裏爾遜模式,其核心的力量來自紀錄片參與社會的行動力量,來自於它所揭示的問題與當下中國息息相關——這恰恰是紀錄片力量之所在。
近代以來,中國落後挨打,積弱難返,革命、起義、戰爭、洋務、實業、教育⋯⋯為了國強民富,人們前赴後繼,每一位正直的中國人心裏都埋藏著一個中國夢。直到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才在國際上擁有一席之地,中國公司才按照國際規則參與世界活動。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説,《公司的力量》不僅僅是歷史回顧,也是關於公司發展的啟示錄。那些曾經創造了奇跡的公司,那些公司發展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那些創造了奇跡的人們,對於當下中國都是急需的精神財富。對照世界公司發展歷程,中國當下的公司幾乎還處於少年時代。因此,對於中國公司和有志於參與公司的人來説,《公司的力量》是一部專業參考書。中國企業家在本片中不僅可以學習到創業經驗、市場攻略,也可以體察企業的社會責任、文化建設;對於普通觀眾,《公司的力量》是一部生活的常識讀本,明白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是如何運轉的,我們在公司化的社會裏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每一位受眾都可以從紀錄片中感受到歷史的力量和思考的力量。
不過,公司帶給人類的並不都是積極的選項,公司病也在蔓延。如果《公司的力量》對於公司的負面效應進行具有歷史深度和文化高度的反思將會提升本片的思想深度。它雖然也表現了1930年的經濟危機和公司的弊端,但思想力度尚待深入。公司的逐利本性與社會責任的矛盾不僅是歷史問題,直到今天依然衝突激烈,每一位中國公民都能感受到息息相關的公司行為所構造的社會氛圍:三鹿集團的三聚氫氨事件、華碩遭遇索賠而誣陷消費者並致入獄案、黃光裕案件、數不盡的假藥假酒、躲不及的商業詐騙、深不見底的房地産公司、塌方無限的煤礦⋯⋯,中國消費者依然是市場末端的弱者,中國公司社會責任與誠信觀念遠遠還沒達到當前國際平均水平,期待他們肩負應有的社會責任依然還是奢想,即使商業文化成熟的美國也無法避免安利假帳案。中國公司真正成長為社會進步的力量,還需要成熟的法律監督、輿論監督和商業道德。1854年英國作家狄更斯在小説《艱難時世》中描繪的“那些除了數字和事實,其他什麼都看不見的人”並沒有消失,公司病依舊流行,而這些公司的腫瘤是否就是文明進程的必然代價?
當然,我無意否認中國已經培育了一些具有社會責任與誠信品質的品牌公司,逐步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像海爾、聯想等。但就整體而言,中國公司需要提升的空間還比較巨大。
我贊同《公司的力量》中對於公司發展所給予的期待,尤其正在發展的中國。“一個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每一個國民,決定了它在人類進步歷程中的位置和高度。”期待《公司的力量》帶給中國公司以真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