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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業電影普遍的大製作和高票房相比,以真實生活為創作題材的紀錄片始終面臨著先天的困境——小眾、融資難和不易進入院線,是絕大多數紀錄片導演不得不考慮的難題。
台灣導演楊力州的紀錄片生涯,似乎也印證了紀錄片的現實困境。26歲開始東拍西拍,27歲才開始讀電影,到了三十歲終於確定要在紀錄片的道路上走下去。
2006年,代表台灣紀錄片進入院線時代的影片《奇跡的夏天》獲得台灣金馬獎紀錄片獎,讓楊力州在台灣本地獲得了更為廣泛的承認。實際上,在此之前他的《打火兄弟》(1997)、《我愛(080)》(1999)、《新宿驛,東口以東》(2003)等影片已在國際上屢獲殊榮。金馬獎紀錄片獎的獲得給楊力州帶來的最大影響,莫過於是讓他不再擔心資金的來源。
此後沒有了後顧之憂的楊力州,在不到四年時間裏,相繼拍攝了《水蜜桃阿嬤》、《征服北極》、《青春啦啦隊》和《被遺忘的時光》,獲得普遍好評。
在楊力州的導演生涯中,對小人物的關注是一以貫之的主題。2010年12月12日, IDOCS國際紀錄片論壇開幕。在展映的二十部全球最新獲獎紀錄片中,就有楊力州攝于2009年的《青春啦啦隊》:一群平均年齡70歲的老人,組成了一個美式啦啦隊,為了有機會在世運表演,從2008年10月就開始,雖然記不住舞步、傷病不斷、還得面臨無法避免的生老病死,卻堅持用最樂觀的態度,在加油吆喝聲中,展現可愛、精彩、活力四射的遲暮人生。
“生活中大家關注的往往是老弱病殘的老年人,而那些健康的老年人則常常被忽略。我在《青春啦啦隊》中想關注的,就是那被忽略的真實的一面。”楊力州説。
中國經濟信息:看《青春啦啦隊》的時候我注意到,看到那麼多、年齡那麼大的老年人表演,觀眾都是充滿笑聲的。讓人想起李商隱的一句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你是怎麼想到要拍攝這樣一部片子的?想表達的是什麼?
楊力州:拍攝《幸福啦啦隊》的來由,説來話長。時間是在兩年前,我去了一趟北極,拍攝《征服北極》的紀錄片。在天寒地凍的世界盡頭,我突然想起了我去世的外婆。在那裏,我給她寫了一封信,給她解釋紀錄片是什麼,解釋我為什麼做紀錄片。我寫到,如果我有一點能力,我是不是應該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轉一個彎,去拍一些不懂得為自己説話的人。實際上,我一開始想拍的是很小很小的孩子。後來我的一個朋友跟我説,希望我去拍一群失智的老人,也就是癡呆症,我就答應去看一下。
在養老院那一天其實我非常震撼,我看到60多歲的老人,和他90多歲的爸爸在養老院。每家都有老人,那個景象真的是很觸動人。所以,我就決定拍攝失智老人。在我沒拍多久我就確定要將這部片子放到全台灣的院線去上映。
當時,其實我有兩部片子在同時拍攝,一部是在台北拍攝生病的老人,一部在高雄拍攝健康的老人,兩部片同時完成。
拍攝健康的老人,是想破除大家對老人那種又老又病的刻板印象。我在看到啦啦隊比賽的畫面時,驚訝到合不攏嘴,因為從沒看過這麼熱情可愛的老人在跳美式啦啦隊。
在台灣,病殘的老人佔25%,健康的老人佔75%。其實往往大家的關注點都集中在這25%的老人身上,而大多數健康的老人實際上被忽略了。在我拍攝的過程中,發現他們都非常愛漂亮,害怕孤獨,自己去找樂,他們的人生觀,是用一種有意思的態度活著。啦啦隊裏年紀最大的阿祖八十八歲,平均年齡七十歲,加起來有三千歲。我在想,人到了領老人年金的年紀時,除了坐公車不用錢,偶而可以罵佔著博愛座的年輕人之外,就應該是體力不繼、社會負擔的樣子嗎?這部片子就像是一片藥片一樣,大家看這部片子時其實都是笑的,其實笑聲正是包在紀錄片表層的糖衣,裏面卻是苦的。老人們都面臨著未來不確定的疾病和死亡。笑聲過後,也能引發人們的思考,來真正關心老年人的生存狀態。
關於失智老人的紀錄片會在2011年在台灣院線上映。失智老人的主題比較沉重,而且所呈現的也偏向老人疾病、長期照護、醫療體制等制度面的問題。我覺得,對於老人的詮釋不該只是片面的,所以我在鏡頭中對健康老人和失智老人分別呈現,希望大家能關注他們內心的一些被忽略的東西。
中國經濟信息:看你的紀錄片,從面臨未來艱難選擇的少年足球隊,到體現艱難生存狀態的老年人,感覺“人文關懷”的主題是貫穿其中的。
楊力州:不敢當不敢當。其實我主要就是拍攝小人物,包括老人和很小很小的小孩,他們不懂得為自己説話。在台灣,應該有人去關注他們的存在,這可能是我做這些的最大的理由。
中國經濟信息:您是怎樣走上紀錄片的道路的,在早期的紀錄片生涯中面臨過哪些困難?
楊力州:實際上,我從30歲才開始做紀錄片。但是我在26歲的時候就開始拿著攝影機開始東拍西拍,也沒有想過會走上這條路。一直到27歲讀電影研究所,一直到1999年畢業,才確定要做紀錄片這件事。
中國經濟信息:紀錄片和商業電影相比,儘管一部分也可以進入院線,但在商業運作和票房上,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現在你在市場上已經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有沒有想過未來向商業電影轉型?
楊力州:做紀錄片,我主要關注的還是它的現實意義。你看一部好萊塢電影,也許哈哈大笑興奮一陣就完了,可能沒有幾天就忘光了,它是以娛樂為目的的。可是你看紀錄片,它是真實的,它讓你笑中帶淚,引發你思考。其中蘊含的人性,會對你的心靈産生持續的衝擊,不容易被遺忘。
現在我的一部《被遺忘的時光》正在台灣院線放映,每週票房都在前十。和它競爭的片子都是好萊塢的優秀片子,在網上大家對這部影片的評價也很高。所以,從我個人而言,我不太可能會向商業片轉型。
中國經濟信息:《奇跡的夏天》在2006年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應該算是很大的榮譽了。實際上,我看到您的作品從1997年您讀電影研究所畢業之前一直到今天,獲了很多的獎項,您覺得這些頒給紀錄片的國際的著名獎項,對一個導演來説有哪些現實的意義?比如您所獲得的金馬獎。
楊力州:是啊,對我而言金馬獎當然有它的意義。我覺得最大的現實意義就是我可以不再考量市場的喜好,而選擇我喜好的題材。所以我從2006年拍攝足球那個紀錄片後,在找資金上沒有那麼多的困難。
最初做紀錄片的時候,資金和預算的問題佔據了相當大的精力。最大的難題是,我在紀錄片上看不到未來。其實在中國,包括大陸和台灣的很多年輕的導演都很有想法,但都面臨各種的現實問題。我曾經面臨的問題,其實現在他們也都有面臨。對於紀錄片的導演,我認為最困難的還是要走過最初的沒有方向的時刻。
中國經濟信息:論壇上也來了很多國外的著名的紀錄片的導演,帶來了很多國外的優秀的紀錄片。您覺得大陸和台灣的紀錄片相比,中國和國外的紀錄片相比,有哪些不同之處?
楊力州:簡單來説,其實紀錄片的發展是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息息相關的。我接觸過大陸和歐美的很多導演,其實他們關注的也並非局限于政治,他們更有意識地關注人性、文化以及對藝術的思考。
紀錄片中透露出的生命的味道,其實各國的導演都有關注。如果説不同的地方,我覺得是因為各國之間的社會、經濟、文化的差異,而導致的在題材和重點關注上會有些許的差異。(中國經濟信息記者張興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