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兵：談談紀實性紀錄片的創作

王海兵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26日 16:5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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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紀實創作的興起和它的心理依據

近年來，在新聞界、文學藝術界，紀實熱正在悄然興起。紀實文學、現場新聞、寫實攝影，紀實的魅力愈來愈引人注目。在美國，一部由雷德瑞克•威斯曼攝製的《堤堤卡特的傻子們》—— 這是一部有關馬薩諸塞州一所精神病院的揭露性片子——引起了轟動，沒有任何解説詞，有趣的是它卻因被認為攝製得影響太大而禁止在電視臺播放；而在國內電影界，當過多的政論片出現在屏幕上，將電視的本體——形象搞得支離破碎的時候，我們欣喜地看到了《望長城》、《沙與海》。它們像陣陣清風吹來，為電視界注入了新的生命。一部《望長城》“弄”得大街小巷焦建成長、焦建成短的。而《望長城》的成功，正是紀實創作手法的成功。

紀實主義的創作為何有如此魅力？探索其心理依據，我認為，這是一種回歸、一種返樸歸真。所有的藝術從原始形態的簡單紀錄到愈來愈完美的主觀表現再回到自然樸實的客觀紀實，走過了一段發展的道路。終點又回到起點，但回歸併非簡單的倒退。大智若愚，看上去質樸無華的紀實創作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表現。人們的審美觀是隨社會發展而變化的。紀實，是現代人經歷了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以後産生的心理需要。大千世界多姿多彩，現代人思維活躍開放。人們需要感知、認識，需要自我思考和聯想，而不是簡單的接受；人們需要獲取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聽人説教。現代人追求獨立個性，過多的現代文明包圍的生活促使人們走向大自然。這一切，使客觀再現生活情景、質樸無華、麗質天成的紀實創作應運而生。

二、紀實片的手法特徵和運用

人們在評價紀實片創作時，總愛講到長鏡頭和同期聲。我認為，還有一點同樣很重要。那就是大量的細節描寫。歸納起來，紀實創作手法大概有三大特點：一是長鏡頭，二是主持人加同期聲，三是細節描寫。

關於長鏡頭，簡單地説，長鏡頭在展示客觀時空、強調事物本來面目也就是它的真實性方面，有優勢。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像《望長城》中很多跟隨主持人拍攝的鏡頭，從進屋、找人到談話，一氣呵成，即展示了環境，又表現了被隨意抓拍的主人公的情緒，為那些談話打下了真實可信的基礎。長鏡頭運用在紀實創作中的另一種功能是它的包容性很大，給人以思考的天地，適應了紀實創作中見仁見智的審美心理。比如《沙與海》中對牧民劉澤遠女兒的採訪，當採訪者問她想不想嫁出去的時候，被拍者長時間沒有回答，低頭無語。這時的鏡頭不是像通常那樣被切斷或搖開，而是死死地對準她，做了超越常規長度的處理。這時又接上一個小女孩在沙漠中行走玩耍的長鏡頭。這裡所表現出的韻味和意境乃至一種思想，是非常深刻的，我相信每一個人看到這裡，都會産生聯想。這個鏡頭使我想到主人公對故土的眷念，進而想到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意識和價值觀念。雖然沙漠中生活很苦很單調。雖然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環境還很艱難，但它畢竟是自己的生養之地，那裏有童年的歡樂和希望，有我們的根之所在。這個長鏡頭引人思索，表達的意義非常豐富，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持人和同期聲，也是紀實手法的一大特徵。它的特點在於能縮短觀眾與表現對象之間的距離，同時也能更加真實地紀錄生活，當主持人出現在現場，與表現對象交流時，他調動的是觀眾的參與意識。平時普通觀眾看電視，總覺得電視神秘莫測、高不可及，自己僅僅是觀眾而已。而在《望長城》中，人們覺得自己是其中一員，是事件的參與者，而大量的同期聲運用，豐富了我們的感知。在生活中，我們認識世界是通過眼觀耳聞來實現的，缺了聲音的信息傳遞，等於現實生活內容少了一半，其真實性就會打折扣。完美的紀實片，應該把聲音做為一種創作元素、做為一種結構手段充分運用起來。

細節描寫也是紀實手法的一大特徵，它能起到真實地再現生活原貌的作用，這一點往往被我們忽略。關於這點，我想談談我們的《藏北人家》。《藏》片被認為是一部紀實性較強的紀錄片，但它沒有運用主持人，主人公的聲音沒有被推倒前臺，而是作為一種背景來處理（這樣的處理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沒有很好的翻譯，沒法交流。在編輯階段，沒有人懂藏語，也無法取捨）；片中長鏡頭運用也不多（我認為，長鏡頭的一個弱點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傳遞的信息不如鏡頭分切來得豐富。有人説《望長城》有些地方太拖遝，大概就是針對過多的長鏡頭而言）。我們在《藏》片中追求的是細節，用一系列的細節來結構全片，這是《藏》片的特色。我們希望用真實的細節來再現生活的原貌。我們在拍攝前給自己定下了規矩，決不進行人工擺布。於是我們用一種有準備的眼光和頭腦去發現、去抓取生活中的一個個瞬間。我們的觀察從一個個生活細節入手。藏北遊牧文明是一種很獨特的文明，每一個生活細節，對外人來説，都具有信息上的意義，而具有思考意義的細節，則需要我們去發現。我們紀錄了生活中的許多細節：吃飯、梳粧、剪羊毛、祭神，這些細節，具有遊牧文明的特徵，反映了一種帳篷文化。正是這些活生生的細節，構成了藏北遊牧文明的內容。將這些細節串起來，就是藏北牧人的真實生活。這裡有一點要説明，電視本身是形象化的，有些政論片，落實到畫面上也有細節，但它的細節構成和運用與紀實片有所不同。紀實片的細節是完整的主體形象，處於主導地位，解説詞是為了闡述細節而設置的。政論片中的細節則是一種零散的不具備確定性的客體，它只不過是一種可隨意組合的畫面，是為了填充解説詞而設置的。地位不一樣，效果也不同。

因此我認為，我們的紀實創作，在注重長鏡頭，主持人和同期聲的同時，不可忘記細節的作用。
我們有許多影片在國外不受歡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什麼都講了，什麼都沒講清楚。從這個意義上講，注重細節描寫，能幫助我們走出誤區。

三、關於紀實片的殘缺美

《藏北人家》在參加戛納電視節時，一位美國評委對我説了這樣一段話：“影片對我來説，太乾淨了一點。一方面，拍得很好，工作是傑出的。但另一方面就顯得形式化，太工整了，我作為紀錄片工作者，認為要做得那樣完美，不加以組織是不可能的。如果把拍攝者的一些活動加進去，或許會好些，當然那又不是你的風格。不過目前片子顯得太條理化，生活不可能那麼有條理。”我理解這段話，好像是説，鏡頭哪怕有一點失誤，內容哪怕多一點雜亂，多一點隨意性，或許會更好，更真實。這使我想起一句古語：“美人方有一陋處”，十全十美不為美。作為紀實創作，它的審美眼光應該是獨特的。殘缺和失誤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為了接近生活、接近自然，我們不妨在片子中保留一些失誤。關於這一點，我想談談讓我受到啟發的幾件事。

我這次到法國，在埃菲爾鐵塔下，有一個意外的發現。鐵塔下面的花崗石座基，原來是被打磨得十分光潔的，但是在離地面一米處，很明顯被後人有意用鋼釬敲出了許多不規則的小坑，整個座基四週都被敲過。這不是破壞，而是有意造成一種殘缺，這樣它更能體現花崗石的粗糙質感，更接近自然。這些小坑的粗糙礙眼與光潔的大面積墻體形成了對比，雖然是一種殘缺，卻有特殊的美感。從鐵塔石基的審美感受中聯想到我們的紀錄片創作，頗受啟發。

在我們四川成都，兩年前新開設了一個經濟廣播電臺，以直播為主。由於是新建臺，又是直播，主持人在播音中時常出錯。有人取笑經濟臺主持人素質低，但是非常有趣的是，這個臺很快就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現在已成了成都最受歡迎的電臺。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那不規範的播音、時常出現的口誤差錯，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生活本來就是這樣，人們講話不可能不出錯。經濟臺的播音，就像生活中的交談一樣，反而更親切、更自然、更真實、更有韻味。後來四川人民廣播電臺也搞了現場直播，讓非常有經驗的播音員主持一個個非常完美的播出，但是人們還是更喜歡經濟臺。

應該説，殘缺也是一種美。失誤在紀實片創作中，有時會顯得更加真實寶貴。記得我們在創作《西藏》系列片中的《羌塘盛會》那一集時，為了表現男女青年在賽馬節上談情説愛，曾跟蹤拍攝兩位姑娘。拍攝中其中一位突然用袖子擋住我們的鏡頭不讓拍，但我沒有關機，把這個場面拍了下來，編進了片子中。許多人看了這個鏡頭都會意地笑了，效果反倒更加真實生動。

那麼，是否應注意去追求類似效果呢？本身拍得很成功的鏡頭，要不要人為地造成殘缺呢？這是令人困惑的問題。記得在《望長城》中，有一個鏡頭拍得很成功。在尋找秦長城時，主持人在山崗上問一老人：“長城在哪？”老人爬上土崗，用腳踹了三下土地，説：“就在這裡。”這個鏡頭拍得乾淨利落，非常完美。但是有人看後説：“肯定是組織拍攝的，哪有那麼巧的事”。可事實上，這個鏡頭又的確是抓拍的。這就給我們提出了問題。或許我們以前的創作組織拍攝用得太多，因而“假作真時真亦假”，産生了認識上的誤區。那麼，如何達到一種理想的效果呢？這是值得探討的。人們説：帶有蟲眼的蘋果更真實，它不至於被認為是蠟做的。我們可以選擇帶蟲眼的蘋果，只是蟲眼不能太多，不然就成了爛蘋果。

四、東西方文化差異與紀實創作的困惑

人們常説東西方文化背景不同，觀念上有差異。那麼差異到底在哪？西方人崇尚個性、喜歡獨立思考；中國人則習慣於統一思想，諧調一致。表現在審美傾向上，西方人追求客觀紀實，中國人追求主觀表現。油畫重寫實、求逼真、手法細膩；而中國畫講究氣韻生動、求神似、表達主觀感受和意境。紀錄片創作，國外更注重真實紀錄，把觀點隱藏得很深，而我們總是想表達點什麼，告訴別人一點什麼。我們從小就學會了從每一篇文章中找主題思想、段落大意。我們的觀眾在看一部紀錄片時的眼光，不可能和西方觀眾相同。

那麼，我們的創作應該遵循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呢？紀實應該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好呢？《藏北人家》在國內，基本上還算是客觀紀實的作品，然而在戛納電視節上，卻被認為帶有主觀色彩；《沙與海》的交替表現，對國內觀眾來説，是一個非常好的構思，而某些國外評委卻認為這樣做太主觀；國內有人稱讚《藏北人家》充滿詩情畫意，而在法國卻有人説它“太詩化”；某些國外紀錄片，大段大段的鏡頭，沒有解説，中國觀眾覺得冗長，忍受不了，而我們又常常聽到國外同行對我們某些紀錄片的批評：想看的東西總是一晃而過，解説詞太多、太滿。

這些都是非常矛盾的。不可否認，這是觀念上的差異。我們是全盤接受西方創作觀點創作手法，還是面對我們中國的觀眾，搞出有中國特色的紀錄片來呢？中國的電視創作要走向世界，又該怎樣超越自身呢？作為創作者，我們感到困惑，我們呼喚理論。

(此文寫于1992年，發表在《電視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