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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時間先生在2012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高峰論壇上發言的文字實錄:
高峰論壇,高峰沒來我來了。
早就聽説這個會了,沒想到已經辦了十年,因為一般人很難想到廣州這個地方舉辦中國的紀錄片大會,在一般人看來,廣州會和經濟發展和GDP聯絡得很緊,和文化、藝術距離得很遠,但是學習了歷史,尤其是現代史你就會知道,廣州其實是中國最偉大的城市,説它偉大是因為它具有獨立精神,因為這是中國最早開放的城市,西方文化、文明在中國大面積的融合、碰撞,最先在這裡完成,開啟中國近代史的地方也是在這兒,不僅僅是因為170年前這兒響過資本主義的炮聲,重要的是這個城市從那時候就對獨立、自由、民主、平等開始有了覺醒和追求,我今天最想説的就是“獨立”二字,我剛才聽到10個片子可以參加星期四進一步的交易,有可能獲得你們非常需要的這筆資金,也非常羨慕你們,但是這羨慕又是另外一種,我就先不説這層意思,我就先説獨立這層意思,這話還讓我想到了一位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也是在廣州去世的,陳寅恪先生他留給我們的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話可以成為全世界的紀錄片創作者的座右銘。
剛才何老師説現在紀錄片的熱鬧勁兒,我完全認同,我們有CCTV紀錄片頻道的播出,今年又有了《舌尖上的中國》這部片子産生的巨大效應,這種熱鬧勁兒是從來沒有過的,我是有著20多年紀錄片創作的導演,還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感覺到紀錄片離我們這麼近,融入到我們的社會生活,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在想,一方面我們欣賞、播出這些紀錄片的媒體品位,也同時為我們的同行能夠創作出這麼有轟動效應,産生了這麼大的社會要求的片子感到驕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在媒體播出的平臺上,紀錄片的呈現並不完整,我們還沒有看到過《舌尖上的三聚氰胺》、《舌尖上的蘇丹紅》,這個問題不是中國媒體問題,全世界的媒體都這樣,都對我們的紀錄片有他們的價值尺度,所以紀錄片導演都是孤獨,當然賣出去的就不是,習近平總書記上臺之後就是要把我們的生態環境搞好,也就是説除了媒體需要的這種溫室裏移栽的東西,還有很多東西也要出來,20多年前中國也沒有Discovery,之前我看過《龍的心》,非常打動我,但是它又非常嚴肅,又非常客觀,至今讓我難以忘懷,我們現在有很多同行在給某個城市、每個地方做城市紀錄片,用的手法是從歷史,從幾千年前説起,我很希望你們在做這樣的城市片的時候借鑒一些BBC的風格。
説到Discovery,我心情很複雜,因為中國各種各樣的電視臺自從對紀錄片有了需求,對紀錄片和準紀錄片,還有的不是特別純種的紀錄片,對這些紀錄片有了需求以後,就要求我們的導演學會講故事,要注意講故事,Discovery成了我們的教材,Discovery這個片子的開頭都是懸念開始,吸引你看下去,會不會講故事成為一個紀錄片導演還包括故事片導演是不是成熟的一個標誌,所以我很難想象,我記得我們上學的時候,同學誰説誰看了好萊塢的電影,在我們同學面前就丟人,怎麼喜歡看好萊塢的電影呢?怎麼那個時候人會那樣呢?現在誰不羨慕去好萊塢入圍了,獲獎了,可是80年代的時候心裏面就有嚴肅的電影,今天我想這也是全世界的一個問題,在中國有一句話叫一切向前看變成了一切向錢看,紀錄片也是這樣,也變成了向錢看了。
來參加今天的會議我就想到了這些,我希望大家能夠冷靜冷靜,也許説早了,大家還沒怎麼開張就要冷靜,因為我有特殊經歷,所以想説的是這些,覺得紀錄片也是向錢看了,向money看了,喪失了紀錄片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它的獨立性。因為向錢看的這種意識會不知不覺使你被金錢左右,被利益驅使,你只能生産出人云亦云,歌頌真善美的宣傳片或者是商業片,道理很簡單,如果你不能抵禦這種誘惑,不能接受你的良知,你就無法站到一個獨立的立場就不能創作出批判現實、揭露假惡醜的電影,20多年前發生在北方的新紀錄片運動,它的發端就是我和我的幾個同學、朋友組織舉辦了北京新紀錄片研討會,有幾百號人參加,當時的影響非常大,我們放了八個紀錄片,為什麼要打出新紀錄片的旗號呢?就是要真實、客觀的記錄現實,在現實的記錄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之前,在活動之前我已經開始獨立紀錄片的創作,但遺憾的是我後來中斷了很長時間,正是因為我也向錢看,我的真正紀錄片的創作停止了。這個時候我在媒體工作,也為了完成宣傳任務,為了強調播出效果服務,也組織生産了不少紀錄片,這應該叫媒體紀錄片。我那個時候還琢磨怎麼做得好看、吸引人,發明了一種手法叫真實再現,現在很多人都在用真實再現這個手段,是我1995年主張推廣的,前不久我又看了一種片子叫手繪紀錄片,我想這是我的學生之一最早跟我説過他最早做過手繪紀錄片,青出於藍,手繪紀錄片還是紀錄片嗎?想這不是動畫片嗎?在媒體當中的導演也要挖空心思,要好看,要吸引更多的人,這樣離我心目中的紀錄片越來越遠,雖然有時候也安慰自己,這是為了獲得更廣泛的傳播效果所必須付出的,但其實只有在你的內心深處才會明白,才感受得到你內心的痛苦,這種痛苦仿佛靈魂在受煎熬。
因此,我羨慕他們,他們的良知不曾泯滅,他們留下了一些不朽的作品,《尋找林昭的靈魂》,講的是一位50年代獨立思想者的遭遇;《遊民三步曲》告訴我們底層社會、現代遊民最真實的生活;《克拉瑪依》記錄了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後的悲傷;《鳥之殤-千年鳥道上的大屠殺》,導演在湖南的羅霄山脈的大山深處守候,拍下了候鳥遷徙道路上的殺戮。我們應該記住他們的名字:胡傑、徐童、徐辛、李鋒、吳文光、趙亮、王兵、邱炯炯、張讚波、杜海濱、陳為軍、周浩、范立欣,他們是堅持獨立製作的紀錄片導演。我要向他們致敬。上面大部分導演我不認識,沒跟他們來往過,但是我要向他們致敬,要做到紀錄片的獨立性就不能以媒體的標準為標準,全世界的電視媒體對紀錄片的要求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要好看,就是講故事,要的都是收視率,對記錄的價值並不在乎,甚至不停的製作和倒賣垃圾,像我剛才認識的一位朋友的作品《歸途列車》,人家也來做買賣,但是人家也非常嚴肅,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的是扭曲的,不會國際化,誰都希望自己的紀錄片能夠被更多的人看到,産生更大的影響,這要依靠電視媒體,於是很多人寧願犧牲個人的一些想法、手法也要走被大眾接受的路,也要符合媒體的要求,實際上我們的是非標準就在這個産生了偏移,導致你要記錄什麼都不知道了,是因為你以媒體標準為標準,以世俗的標準為標準。紀錄片為什麼叫紀錄片?是因為它記錄了現實,紀錄片當然也是記錄現實,紀錄片存在的價值就在於它對現實的記錄,記錄現實是它的使命,不記錄現實的紀錄片還叫紀錄片嗎?好玩的事在中國播出的大多數中國紀錄片都是不記錄中國現實的,按照媒體的標準,有些題材因為政治上的敏感即便能獲得國際大獎,你也是不能碰的,比如拉薩的3•14事件,廣東的烏坎事件、江蘇的啟東事件,你不能碰,不能碰我們就不碰,但是我要説的就是你在媒體裏面,或者長期受媒體的影響,你就變成了把媒體的標準來當做這種本能,你就連重慶史上最牛的釘子戶,高耀潔的故事是怎麼揭露艾滋病的,這樣的題材你也不怎麼去想它,也不去發現它。
中國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能從我們的紀錄片中看到嗎?中國歷史上發生過什麼,能從我們留給子孫後代的紀錄片裏面看到真相嗎?所以我説紀錄片的標準不僅不能茍同於媒體的標準,而且獨立紀錄片的價值遠遠大於媒體紀錄片。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記錄的過程、記錄的方式,如果是個人色彩的就不受某種立場、觀點的限制,留下的就更真實,而不是被扭曲,拿拉薩3•14事件前後的媒體反應來看,當時只有我們媒體的報道,現場只有媒體的記錄,沒有我們的紀錄片工作者,如果我們的紀錄片導演當時在場,我們留給歷史的是什麼,肯定比他們有價值!
從認識上我們要明確這樣一個理念,為認識作證,對歷史負責,記錄的方式應該是個人化的,紀錄片的使命是建立在我們記錄內容的價值上而不是首先建立在被媒體和受眾的接受上,中國有一句古訓是以史為鑒,其實我們這個民族是最不以史為鑒的,我們留下的《二十四史》是什麼人寫的呢?是朝廷寫的,老百姓不能寫史,沒有這個權利,發現了就宰了,後來多了就管不了,中國的歷史從來都是掩蓋真相,充滿謊言,從來都是,兩千多年都是這個德性,自從有了紀錄片,中國的歷史記錄渴望從此改寫,所以我多次説紀錄片説真話,説真話,救中國。
最初刺激我思考這些問題的是一夥人,一本書和一部紀錄片,這夥人是我的鄰居們,我在北京住在一個畫家村裏,他們很多人拍紀錄片,他們知道我是搞紀錄片的,他説紀錄片牛,紀錄片是當代藝術,外國的當代藝術已經開始排斥油畫、雕塑傳統的形成,喜歡紀錄片,所以越來越多的紀錄片在美術館展映,但是刺激我的是什麼呢?你拍就拍吧,他的視角絕對比我們的要解放,手法很不專業,他説就像心得這個題材要是我去弄就好多了,但是你去像什麼呀!一部紀錄片指的就是《尋找林昭的靈魂》,題材令人震撼,調查到的細節非常難得,但是我又受了刺激,胡傑這位非專業出身的導演實在不專業,簡直在糟蹋素材。還刺激我的一本書,這本書就是新華社的高級記者寫的《墓碑》,他説的一段話我摘下來了,他是退休之後完成這本書的,他在前言中這樣説:“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産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我是紀錄片導演,也是新聞記者,楊老先生的話提醒我真實的記錄,對真相的挖掘,也是我們的職業操守。
Ladies and gentlemen,本來今天發言沒我,我是頂替別人來的,但不是冒名來的,代替的是高峰,他希望我結合人生表達對中國紀錄片變與不變的認識,前面結合了我的人生,結合得也不太巧妙,但是闡述了我對紀錄片一定的看法,這裡面也有高峰先生的意思,高峰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尤其希望我代表他講講在多媒體時代紀錄片的樣式要有新的發展,新的變化,才能有新的出路和新的空間。
眾所週知,“網絡改變中國”這個時代已經到來,我還有一句話叫只有網絡能夠救中國,隨著電子網絡的更新,個人記錄、個人傳播都變得簡便易行,傳播能力、傳播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所以我認為從紀錄片創作的外部環境來説,已經具備了與傳統媒體分道揚鑣的條件,這句話有爭議哈,但更重要的是這種變化為我們的獨立創作建立了新的審美評價體系,同時為了適應新媒體的變化,我們也應該創作不同規格的紀錄片,不僅像過去做50分鐘的還要做5分鐘的,過去我們的紀錄片要用一定的筆墨去講背景,用很多的篇幅來回憶,但是現實的鏡頭可能只要幾分鐘就能表達,新媒體的價值觀更為個人化,與傳統的電視媒體相比雖然它現在還非主流,而建議在尊重個體,發揮個體作用這種個體價值觀基礎上的表達才是中國新媒體的未來,它必將是中國新媒體的未來,它也早就是我們紀錄片的引領和追求。
謝謝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