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學安：公司必須遠離特權 跟著市場走向遠方

任學安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中國新聞網 2011年11月07日 17:3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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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週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公司到底是什麼？對於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幸福，公司究竟意味著什麼？公司的驚人力量源自哪，有無邊界？未來的公司將會如何影響未來的世界？

　　大型電視紀錄片《公司的力量》自8月23日在CCTV財經頻道開播以來，正像《大國崛起》播出時引發的熱度一樣，也在全國引來了眾多關注和眾多粉絲。在粉絲中，甚至包括聯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柳傳志。8月31日，柳傳志與該片的總導演任學安一起在人民網做客時説，“希望我們決策層看到這個片子，更希望年輕人看到這部片子。”

　　而總導演任學安則希望，“這個節目，我們特別希望給致力於經濟工作的、從事企業管理和創業的人士，給他們看。”

　　為了拍攝這部紀錄片，總導演任學安率領《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的原班人馬，歷時兩年、跨越八國才完成了《公司的力量》拍攝。任學安為什麼要跟他的同仁拍這樣一部片子？作為一個曾經拍攝了《大國崛起》《復興之路》這樣一些政論片的導演，為什麼將關注的目光轉向了市場經濟中最微觀的主體——公司？

　　從《大國崛起》到《公司的力量》，是家國夢的延續

　　中國新聞週刊：你理解的公司是什麼？

　　任學安：作為迄今為止最為廣泛高效的經濟組織形式，公司被看作是“人類的成就”。尤其是股份公司驚人的崛起和當前無可爭辯的統治性地位，被公認為是現代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

　　一個不爭的事實：數百家乃至數十家跨國公司正左右著世界的經濟運行。2008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産生了巨大的衝擊，而輕輕扇動了一下翅膀，就造成一場颶風的這只蝴蝶就是——公司。當下由公司編織的全球經濟網絡，幾乎籠罩了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國家。公司無處不在，公司已化身為一種生存方式。

　　公司凝聚了生命個體，讓它變成強大於任何個人的經濟動力，成為個人實現夢想的平臺，也使得血緣、地緣聯絡之外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

　　同時，從大範圍來講，公司自身變遷及其日漸擴張的路徑，蘊含著人類不斷認識財富、認識市場、認識權力、認識人性的思想歷程，勾畫出市場經濟調適演化、國家競爭此消彼長的清晰脈絡。公司創造財富、提供就業、帶動經濟增長；公司推動創造發明、産生新的社會文化；公司改變社會秩序、影響制度建設。但同時，公司也放大了人類的貪慾，帶來權力失衡和貧富懸殊。

　　這個組織已經顯示了足以撼動世界的能量，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到底是什麼？對於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幸福，公司究竟意味著什麼？公司的驚人力量源自哪，有無邊界？未來的公司將會如何影響未來的世界？你的問題也正是我們片子中希望回答的問題。

　　中國新聞週刊：從《大國崛起》到《復興之路》，裏面有無共同之處？這次創作的《公司的力量》是否有一個夢在裏面？你如何想到以公司作為切口來延續家國情懷？

　　任學安：應當説，這次拍《公司的力量》和《大國崛起》有一點淵源，《大國崛起》如果從最初靈感的迸發來講，是在開車的時候聽到一些新聞，然後自然地産生些想法。但有一點，就像你剛才所説的家國情懷。我一直覺得，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關注並思考當下重大社會命題，我是有這個習慣的。可能是源於性格，可能是源於愛好，也可能是源於出身，也可能是源於平時的訓練，當然，也和中央電視臺這個機構以及它在媒體中的位置有關係。

    央視這個大平臺，天然就給了你放眼全國、放眼世界的機會和條件，讓你具備了這樣的視野。有時候很多人罵央視，但是，我們確實會很自覺地把問題往大裏想，自覺地去關注大問題。

　　當時我就發現，從國家的角度來講崛起，不如從公司的角度來講更加透徹。

　　中國新聞週刊：你是受某一個什麼具體細節的啟發，聯想到了公司這個概念？

　　任學安：做《大國崛起》的時候，7個攝製組都被派到國外去了，我們留在家裏的做總體梳理，這時候就發現了公司的概念。當時就朦朦朧朧地覺得，公司在現代化過程中、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有一種研究認為，“如果沒有公司，工業革命可能都會晚來。”還有一句話説，“如果沒有公司，蒸汽機的發明可能都要遜色很多。”比如説，我們做的日本崛起這一集叫做《百年維新》，你會看到，公司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再比如，我們做英國那兩集的時候，也會看到，工業革命的早期是民間的公司來促動的。

　　後來還有一個機緣，就是我去珠海挂職。我在那裏正好負責的是招商引資這一塊，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政府的很多政策都是圍繞著公司來轉的，你要給公司提供土地，你要給公司提供各種各樣的許可證，以及各種通水、通路的問題等等，你還得想著法子把它們都吸引過來，整個都圍繞著公司在運轉。

　　公司必須遠離特權，跟著市場走向遠方

　　中國新聞週刊：我們看這個片子，其實並不是在講某個國家的某個公司的故事，它裏麵包含著社會、文化、政治等諸多因素和公司這個組織形式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推動。那麼，在現實中，你是如何看待公司和國家、社會、個人的關係的？

　　任學安：這個片子會涉及到個體的公司，但是不會特別深入某一個公司內部，去了解一個公司的經營、運作。我們所看到的是社會中的公司、發展中的公司、整個人民生活中的公司。我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麼推動了工業化的發展，推動了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你可能會説是文化、是科技、是教育等等，可是這一切的一切又是通過什麼來實現的呢？它有一個轉化的途徑，就是公司。我們説，這就是公司的力量。

　　愛迪生一生有1000多項發明，那麼它這些發明的持續動力從哪來？發明又是怎麼變成大眾可以使用的産品的？是公司在支撐著它。我們説創新，一個人可以有一個新的想法，但是這種想法怎麼能變成産品，怎麼樣來服務社會，這一鏈條的完成，是公司完成的。

　　當你看到這種現象時，你會説，只有公司這種組織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公司充分得到了發展，那麼這個國家才會富，才會強，財富也能得到極大的積累。

　　中國新聞週刊：公司起源於歐美，當時傳到東方的時候肯定有一個磨合的過程，而你做這個片子對國外很多國家的公司起源和發展都有了很多了解，你如何理解當時的磨合過程？現在的情況又是怎麼樣的？

　　任學安：在歐美，早期的股份公司被創造出來的時候，它是在特權下的，是皇權授予的。最典型的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早期法國、英國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都是以公司的形式建立的。但是後來，特權下的公司變成了特權的包袱，這是歷史造成的。最後的工業革命不是這些特權公司來推動的，而是民間自發組織起來的公司推動的。這就告訴我們：公司必須遠離特權，只有這樣，公司才能跟市場相伴著走向遠方。

　　一些東方國家的傳統是輕商，甚至是抑商的。在這些觀念的制約下，公司幾乎處於最原始的探索狀態。我們説商幫為什麼不是公司，為什麼沒有發展成現代公司，跟這種文化有關，更與封建專制制度有關。

　　中國對公司最早的探索是從晚清的洋務運動開始的。這與英國早期的實踐是一致的，即來自民間的力量跟王權、皇權的對抗。但是早期清政府不願意把這個權力放手，總覺得要官督商辦，他覺得他們是對社會最負責的。他們認為無商不姦，非官督不足以防其弊，所以他們要把權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但是他們嚮往的富強，並沒有到來，因為他們控制了公司，那段關於公司的探索最終應該説是失敗的。公司只有真正地回到民間，聚集民間的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日本為什麼在亞洲能率先實現工業化呢？這跟它對公司制度的接受是有極大關係的。有幾個關鍵人物，比如日本現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將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引入日本並親身實踐，他在1931年去世後，緊跟著，松下幸之助這一代人又起來了，他們不僅學習，而且創新了關於大型現代化公司組織生産的運作規則。

　　大公司需要監管

　　中國新聞週刊：但2008年金融危機的緣起也是由公司引起的，公司也會帶來災難。

　　任學安：逐利是公司先天的特徵，既是它巨大的優勢，也是它製造禍端的根源。它必須是獨立的，不獨立便不是公司，也就不會被認為是一個高效的組織形式。但恰恰因為它是獨立的，它極有可能無惡不作、為所欲為，這就是進步之痛。

　　在公司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看到公司的權力、實力在膨脹。當它膨脹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帶來了災難。這時候，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就産生了，原來政府不管的東西現在必須得管。

　　當一種權力過大時，不管是因為財富形成的權力還是因為政權帶來的權力，它都會形成一種突破約束的本能。換言之，這種權力的擴大會使監督的成本變大。如果説在監督這個環節上失衡、缺位的話，就會釀成災禍。

　　我們現在的大公司同樣需要監督，當公司龐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誰有那麼龐大的力量來監管？只有國家。個人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力量來監管。所以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最後是由美國政府來管，比如奧巴馬政府出臺了一個歷史以來最為嚴格的關於華爾街的監管制度。每一次痛定思痛之後，同樣也都是一次制度的創新、制度的建設。

　　中國新聞週刊：《公司的力量》是全球的視野，但也一定包含了你的本土野心，你做這個片子時，肯定也看到了中國本土企業的一些不足，在和其他國家以及和歷史的比較中，中國現在的公司應該借鑒哪些東西？

　　任學安：現在中國全社會應該對公司未來的發展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中國公司到了在全球舞臺上登臺表演的時候了，但不是你一登臺就是明星。跌跌撞撞、丟醜、現眼、被喝倒彩，中國公司一定要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在國內你是個人物，到了國際上你是個老土，各種丟醜現眼的事會很多，但是你不能因為這樣就不去，那你永遠也沒有當明星的機會。過去我們講要自信，現在講要耐心。

　　中國新聞週刊：在未來幾年，你還會接著做類似《公司的力量》的紀錄片嗎？下一個主題會是什麼？

　　任學安：我不知道。我這幾年做的片子不光是個人的，是屬於央視這個機構的。央視作為一個媒體確實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提供了視野，提供了思考的高度，你做事情的基本條件它都給你提供了。所以，下一步做什麼，一方面取決於我們個人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取決於這個機構賦予我們的使命。 ★(記者/龐清輝 文/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