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文/石仲華
上個世紀的1997年，彭輝在四川大巴山中的通江縣拍攝了兩部紀錄片，一部是《空山》，一部是《背簍電影院》。當時我想，這是兩部記錄與貧窮落後奮鬥不息的片子，應該具有強烈的震撼力。片子出來後，《空山》如我想像，片中所呈現的貧窮讓人窒息，而人類生命的頑強和不屈的精神也在感人的敘事過程中得到有力的張揚。整部片子有一種史詩般的凝重和大氣。與之相比，《背簍電影院》最初給我的印像是少了些厚重，多了些輕鬆；故事單純，色調明快，不是我當初想像的那種“大片”。然而，這幾年在彭輝閒散的居室中，就著啤酒，我又很多次地讀了這部片子，感覺竟是越來越好。
在山民們的眼裏,身為普通農民的張先令是一個文化人。《背簍電影院》沒有僅僅局限于張先令的“夫妻放映隊”爬山涉水放電影的艱辛，而是著眼于他鄉下文化人這一有別於普通農民的特殊身份，記錄了他和家人在一段時間內的生活：放電影，説快板，調解別人的家庭糾紛，以及因為自己酗酒而與妻子發生口角，之後又寫快板向妻子認錯，保證痛改前非……每一件事情都很平淡，但彭輝用他所擅長的畫面語言把這些集合在一起，我們又不得不驚訝，哪怕是在群山連綿的鄉村，生活本身也是豐富多彩、形態各異，甚至是有些優美的。
《背簍電影院》著重通過放映隊在山區放映過程中的所見所聞，以真實的故事來展現九十年代中國貧困山區悄悄發生的變化。這似乎比簡單的“看電影”更有意義。可以看出,編導在營造一個特殊的“電影院”，在這個“電影院”裏上映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真實故事。
彭輝對張先令生活的記錄，實際是對山區文化生活貧瘠的解讀。青山綠水，朝霞暮靄，漂亮得有些唯美的畫面似乎是對物質貧乏的淡化，但張先令憑著《平原遊擊隊》這一類即使是山裏人也看過很多遍的老電影，依然在廣闊的山鄉大受歡迎，這實際上是對當地物質和文化貧窮的深刻揭示。《空山》是對物質貧窮與生存艱辛的直接記錄，它所表達的是對生命存在最基本的關懷。而《背簍電影院》則蘊含有更多的人文關懷，哪怕是張先令的醉酒，實際上傳達的是他這類鄉下“文化人”燥動的不安於現狀的情緒。因此，我以為，《背簍電影院》有更強的時代感和普遍性。
彭輝曾説:“事實上，‘背簍電影院’應該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我試圖讓觀眾在這個特殊的‘電影院’中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山區，感受時代的進步對貧困山區的影響。”
《背簍電影院》在真實記錄的前提下，不僅用優美的畫面和簡單風趣的故事極大地調動了受眾的欣賞興趣，而且由於其內在的深刻的人文精神，也使人真切地感受到紀錄片是一種具有極高審美價值和社會意義的藝術形式。
當然，也許是注重畫面的唯美和烘托輕鬆氣氛的原因，大巴山的貧困被過多地忽略掉了，如果不是方言的存在，這部片子的背景甚至可以讓人以為是在富足的江南丘陵。作為一部優秀的記錄片，這或者是《背簍電影院》的一點遺憾。
些微的遺憾無損我對《背簍電影院》片的喜愛。今年初春，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有幸與彭輝再到通江，協助他為中央電視臺的《見證》欄目拍攝《空山》和《背簍電影院》的續集。
再到通江，張先令已經由鄉下的“文化人”變成了城裏的生意人。由於光纖電視在山村的普及，張先令的“背簍電影院”失去了生存的市場。他因此放棄了自己早已沒有耕種的土地，帶著老婆孩子到縣城裏謀生，做起了賣毛線的生意。
《背簍電影院》的續集就從張先令的毛線舖子開始。央視開辦《見證》欄目，其用意是用記錄者的眼光和紀錄片的形式，通過過去和現在的對比，客觀地反映時代的巨變與人物命運的牽扯。張先令身份的改變正是時代變遷的真實反映。社會整體的進步帶給具體個人的命運不盡相同。張先令生活或者説生存方式的改變多少有些被迫和無奈。以前，通過放電影，他不僅可以養家糊口，過上相對優裕的生活，而且還以之獲得山民們的尊重，證明出自己與普通農民的不同。這樣的經歷使他對放電影的熱愛成為了內心深處割捨不去的情結。因此，在毛線店舖中，二胡悲慼、惆悵的琴聲，張先令漫不經心的經營態度，甚至是臨江窗戶投進的晚霞的余輝，都透射出他滿臉巨大的失落和淡淡的憂傷。這不是鍋無炊米，居無瓦屋的傷悲——生活的進步在他使用上了移動手機這一事實上也有明顯的反映，而是從放電影的“文化人”“淪落”為賣毛線的生意人之後的落寞。角色的急速轉換使張先令感到了個人價值的超常“失重”，這與六年前常常在觀眾羨慕，甚至崇拜的目光中自鳴得意的張先令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而這種反差正是《背簍電影院》續集所要敘述的。
之後的故事，張先令的心態得到了一直的延續。
張先令和他的妻子都很孝順。由於過不慣城裏的生活，他80多歲的老母親一直住在鄉下的老屋，為使母親不會寂寞，他也決定花錢為母親安上光纖電視。為此，我們和張先令一起回到了他的老家。對這裡，彭輝是很熟悉的。山綠水清、風光綺麗。幾年前，彭輝駐帳蓬，在這裡拍了張先令很多的故事。在我們的眼中，這一次張先令呈現在鏡頭面前的一切也很精彩。
張先令的家在通江縣山區的一座半山腰上。開放的院落四週，竹木扶疏，巨石突兀，背後是層層疊疊的針葉林，門前的巨石下是漸次低落的田疇和一泓幽靜的池塘，放眼遠眺，連綿的群山一字排開，在天際抹出一線黛色。時值初春，枝芽吐綠、山花綻放。這樣的景致，難怪彭輝會把《背簍電影院》拍得象散文詩一樣美。
這一次，我們沒有搭帳蓬，而是自帶被褥，與張先令一家同吃同住。
酒依然是張先令的愛好。與幾年前相比，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酒量也許有所不如，但由於心境的失落，更加貪杯卻是毫無疑問。安裝光線的頭一天晚上，張先令通宵未歸，在親戚家喝了一夜的酒。
為母親安光纖的過程，是張先令極度哀怨甚至痛哭不已的過程。可以説，光纖電視是使他不能在一個又一個的夜晚風光于群山中的這村那寨的直接“兇手”。現在，不得不把光纖引到自己的家中，這在他的確是不能承受之痛。為此，他醉醺醺地在傳授給了他放電影、寫快板等文化技能的父親墳頭前淚涌雙目，嚎啕大哭......
十多天的時間，我們記錄的張先令的言行舉止以及由此流露的心境情緒，與空靈秀麗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
一天，張先令得到鄉上通知，為配合愛國主義教育，鄉上的中心小學請他去放愛國主義電影。頓時，張先令像變了一個人。他在落滿灰塵的屋子中翻出久已不用的放映機，去縣城電影公司修設備、借片子，再去老屋旁的岩石上沉思默想地寫快板……神情落寞潦倒的張先令在這整個的過程中顯得激情飛揚。“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他的愉悅和滿足，無法形容。
還是艱難地背著背簍，還是氣喘吁吁地尋著山路。瀝瀝的雨中，一段清脆的快板之後，投向銀幕的，還是孩子們雖然看過但依舊愛看的老片——《敵後武工隊》……一切都如同幾年以前。當然，這僅僅是如同而已。張先令作為鄉下的“文化人”已經成為歷史，對此，我們清楚，張先令自己也很清楚。
《背簍電影院》續集，記錄的故事依然簡單。片子依然不是恢弘的“大片”。在這之前，彭輝用幾年時間在可可西裏無人區拍了一部真正的大片《平衡》。拍了那樣的大片再拍這樣精巧的題材，我以為他會有手腳被縛的感覺，但結果卻是駕輕就熟地完成了製作。其中的關鍵，我以為是張先令自身命運變化的背後，有社會整體進步這樣一個巨大的背景。
張先令失去了在農村放映電影的市場，並不是失去了生活的依賴，以他的聰明伶俐，生存從來不是最大的困難。他的問題在於，長期以來，放電影為他戴上了“文化人”的光環，他也因此證明了他有著與普通鄉下人不一樣的價值。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就建築在“放電影”這個基礎之上。當這個基礎被無情地抽去，他“文化人”的精神世界就變得支離破碎。沒有了不同於常人的話語權力，也就沒有了不同於常人的價值，這使他的心理很難取得平衡。這是一個悲劇，張先令個人的悲劇。
但另一方面，張先令“文化人”光環的剝落，則是中國廣大農村文化生活日益進步的必然結果。實際上，社會的每一次進步，都必然以少數個體的悲劇為代價。尤其是中國正處於劇烈變革的轉型時期，張先令式的“悲劇”更是每天都在發生。作為曾經與張先令朝夕相處的朋友，我們為他的精神世界一時尋不到支點難受，但作為紀錄片工作者，能夠做到以個人的“悲劇”來見證社會的進步，我們又感到非常的欣慰。
張先令是一個不甘沉淪的人。社會進步製造的更多的是機會。在離開通江的時候，張先令告訴我們：他要到成都買一台家用數碼攝像機和VCD刻錄機，學會之後，他可以為日益富裕起來的山民們紀錄紅白喜事。這就是説，他會再在茫茫群山的村落院舍證明出自己的不同。
我們不知道張先令是否可以由此再度成為鄉下“文化人”，但我們卻由此相信《背簍電影院》還遠未到結束的時候。彭輝已和我約好：明年，我們再去通江。季節還是選在春天。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央視網 版權所有
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電話:010-88047123 京ICP證060535號 
京公網安備 11000002000018號 京網文[2014]0383-083號
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 0102002 新出網證（京）字09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