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文/彭輝
六年前拍《空山》是因為一種感動，六年後去空山是因為一種情結。
《空山》拍攝地距成都一千多公里。其中，在快到空山時要經過一條近200公里的，談不上任何等級的盤山土路。其大部分路段只有一車之寬。一側是山岩，另一側是雲霧繚繞的懸崖，空空蕩蕩，沒有任何阻擋設施。行駛在一個接一個的霧氣瀰漫、狹窄險峻的彎道上顯得很勇敢，也有些悲壯。
這條路的平均車速每小時不到8公里，總共不到200公里的路要開十來個小時。這是去空山的必經之路，也是當地有名的“奪命路”。六年前，我就在這條路上親眼目睹了兩起惡性車禍：兩輛前往空山運輸食品的卡車分別翻下山谷徹底解體，僅一人跳車獲救，其餘的全部死亡。
但就是這樣的一條路，六年來卻無時無刻不牽扯著我與空山的那段艱澀而幸福的情結。
空山地處中國大巴山南麓，在這個108平方公里的壩子裏，裸露于地表的石灰岩就佔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使地表含水層遭到極大的破壞。壩子裏常年嚴重缺水，山民的祖祖輩輩都只能靠雨水維繫著生命的延續。他們把雨水叫作“救命水”。一旦大旱降臨，人畜焦渴，莊稼絕收。
因為缺水，空山只能播種玉米和土豆這兩種旱作物，空山人從不奢望吃上大米。
因為缺水，山也就少了幾分靈氣，人們稱之為“空山”。
當我得知空山人年年都在堅持不懈地尋找水源，又不斷地面對失敗的時候，我被感動了。我決定把對空山的感動以一種平靜、自然、不經意的態度記錄下來，讓觀眾了解空山，關注空山。
1997年2月，《空山》開機了。沒想到的是，這一開機就持續了六個半月。我一開始就確定了《空山》的創作原則——“等”。我努力用時間來“等”故事，來堆積情節，決不輕易介入他們的生活，更拒絕“安排”故事。我一貫欣賞並且在努力做到的一種紀錄片的創作手法，就是對生命“現在時”的長時間的真實記錄，從這些大量的質樸的記錄中去構成情節的影像。時間和空間能夠賦予紀錄片不同於其他類型影片的張力，這個張力只能靠紀錄片的創作者在相對較長的時間和大跨度的空間裏才能夠獲取。但這樣一來，創作週期就會無休止地一再延長。
空山的生存難度是我始料未及的。空山雖然距縣城也不過200公里，但由於地勢差異極大，加上山路的艱險，從縣城驅車到空山竟需要十二個小時。到了空山拍攝地我發現：200公里的山路把空山與縣城隔離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生存世界——空山沒有電，沒有水，人煙罕至。
我們帶上發電機，買來幾十箱方便麵，幾十箱軍用罐頭；在距主人公家不遠的一個荒坡上搭起了兩頂簡易帳篷。劇組三個人每天輪流去泥坑裏挑渾濁的雨水。當第一次看到水裏佈滿了仍在蠕動的紅色砂蟲時，心裏難免一陣作嘔。我一口氣驅車跑到200多公里以外的縣城，費盡週折買來幾公斤明礬……即使這樣，每一盆泥水都必須反復使用：先洗碗、再洗臉、再洗腳，決不允許輕易倒掉；用渾濁的雨水把方便麵煮一煮，成為我們每天的三頓飯；有限的豬肉罐頭是不可以隨意打開的，那是我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沒肉可不行。每當我拍到了一組滿意的鏡頭時，我會興奮地指揮助手打開一聽罐頭，三個人貪婪地犒勞起自己；在一次拍攝鄉幹部艱苦尋找水源的情節時，我們扛著近百斤重的攝影器材，在灌木叢林中徒步跋涉了四十多公里，一路上只幹嚼了幾包方便麵；上空山不久，我們又遇上幾十年不遇的嚴重乾旱，從三月到六月的三個多月裏，空山沒有下過一場雨。這對靠雨水為生的空山人來説是何等的殘酷！
空山的氣候很特殊。早晚很涼，中午極熱。為了防止漏雨，我們在帳篷的外圍添加了兩層塑料布，把兩頂帳篷裹得嚴嚴實實。這樣一來，到了夏季的中午，帳篷裏的溫度可以達到攝氏45度。乾旱的時候可以幾個月不下一滴雨，到了八、九月份又狂風肆虐，雷雨不斷。我們賴以生活的帳篷在冰雹和狂風中搖搖欲墜，雨水順著山坡淌進帳篷，與泥地僅一層薄薄的塑料布相隔的被子一直都是濕漉漉的。一個多月下來，我們三個人身上密密麻麻地長滿了濕疹。一次，我們脫光了衣服，互相數著對方身上有多少塊濕疹，結果，每個人身上都是大大小小兩百來個。
在空山待了四個月後的一天，縣委宣傳部費勁週折地找人上山通知我：一星期後，我的女友依憶和我最好的哥們兒石仲華要來空山看我。聽到這個消息時，四個月沒有得到任何外界信息的我流淚了。我迫不及待地提前兩天驅車下山，到縣城去迎接他們。在等待他們出現的那幾個小時裏，我一直手足無措，難以平靜。但當他們終於出現在我的視線裏時，我卻以驚人的平靜迎了上去。女友看到我這個被很多人稱為“奶油小生”，現在卻已經蓄起了長長的頭髮和鬍子，又黑又瘦時，她哭了。
當晚，我們買了一大堆啤酒，在房間裏暢談到天明。
第二天，他們原本計劃隨我上空山，但因當時暴雨成災，擔心上不去，不得不取消計劃，提前啟程返回成都（從當地返回成都要坐三天的長途汽車）。分手時，我們三個都沒説話。我站在雨裏，女友在車上透過車門一直默默地看著我；石仲華點了支煙遞給我，我吸了兩口，煙就被雨淋濕了。我沒看他們兩個，裝著若無其事地等待發車。汽車啟動的那一瞬，我向車裏望了望，女友漂亮的眼裏一直含著淚，始終沒有流出來。我壓抑著自己的情緒，只輕描淡寫地説了句“好，再見！”
他們的車向右沿著返回的路駛去。我開著車向左繼續上空山。這時我已淚流滿面，這是充滿溫情與感動的淚，也是酸澀的淚。
之後，我在空山又待了兩個多月。
就這樣，我們攝製組三個人在沒有水、沒有電、沒有大米和蔬菜的空山，依靠雨水和方便麵整整持續工作、生活了六個多月。其間，沒有回過一次家，沒有洗過一次澡。在這段日子裏，我們與空山人朝夕相處，融為一體，甘苦與共。我們也為了生存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以親身的經歷領悟生命的意義。
我們的努力換來的是空山人的充分信任和感動。
1997年5月31日，我在帳篷裏發現了一張紙條：“叔叔您好，明天是我們的六一兒童節，我們和老師商量好了，明天我們來幫你們背水，過一個有意義的兒童節。”這是山裏惟一的一所小學的學生留的紙條。我感動了半天，還是謝絕了。
一天，片子裏的小主人公紹娃子突然給我送來不知從哪兒搞來的兩個小蘿蔔。這對於幾個月沒吃到過蔬菜的都市人來説是何等的珍貴。我假惺惺地再三説不要，可紹娃子把兩個蘿蔔往我懷裏一擱撒腿就跑。我也沒追。後來送給他兩個豬肉罐頭，算是自我安慰了一番。
在我的帳篷裏，有幾件“寶貝”：一台迷你激光唱機；僅有的兩盒歌帶—— 一盤齊秦剛出的《絲路》，一盤我妹妹剛出版的個人專輯《青鳥的翅膀》；一盒女友依憶送給我的、始終沒舍得吃的巧克力。往空山寄信一般需要一個多月才能被推著自行車的郵遞員氣喘吁吁地送到山裏，若碰上雨季，那更是遙遙無期。學美術的女友在我生日的前一個月就寄出了她親手製作的賀卡（通過縣委宣傳部收轉），總算在生日前幾天送到我手裏。當時我拆信的手一直在發抖。後來我把賀卡懸挂在我帳篷的正中間，每天都在透進帳篷的微風中飄來飄去，在我眼前飄來飄去。再後來，遠在廣東的妹妹給我寄來一大摞她的照片。妹妹説，“空山沒有電，看不到電視，也聽不到收音機，那就看我吧，每天看一張，應該能看到你下山”。等我下山的時候，我已經看了很多遍。
空山是純凈的，也是孤獨的。在空山的最後兩個月裏，我身上包裹著只有在大山峽谷裏才存在的泥土的清新；其餘的，就是我那兩個攝影助理在經歷了幾個月的寂寞孤獨後的唉聲嘆息。
剛到空山時，除了興奮還是興奮。我為找到這樣一個令我激動的選題而興奮，也為我正在面對的考驗興奮著。我們攝製組三個人在頭兩個月裏，似乎總有説不完的話，其中一個攝像助理是來自農村的小夏。他在《空山》的拍攝過程中滿了18歲，我們為他搞了個“隆重的成人儀式”，請他吃了半個罐頭。我們三人有時談得來勁了，會打開僅有的幾罐啤酒，點上一支煙，幸福極了。但隨著氣候的漸漸惡劣，隨著時間無限期的推移，我們的話少了。
7月，我終於決定，不管拍到什麼程度，8月底、9月初一定下山回成都！我定下離開空山的日子，把高壓鍋的外包裝紙殼撕下一塊，寫上“成都電視臺《空山》、《背簍電影院》攝製組距回歸成都還有XXX天”，每天用磁帶上的不幹膠數字更換日期。這個“倒計時”牌就挂在我的帳篷外，以後每天早上一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把頭探出帳篷，更換倒計時日期。這成了我在空山最後的幸福。
1997年9月2日，我們開始下山。當把帳篷拆掉後，我看著空蕩蕩的地面，心裏蕩出一陣莫名的惆悵。6個多月啊！雖説並不是太長，可這畢竟是我持續遠離都市時間最長，條件最艱苦，與外界隔離最久的第一次！最後那一個月，我幾乎是天天盼著早日回到成都，回到親人、朋友身邊，可現在真要離開時，又依依不捨，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能再回來！
山民們紛紛趕來為我們送行。沒想到的是，一位山民竟花了七塊錢買了一挂鞭炮。要知道，他們當時全家一年的收入才只有三百來塊錢啊。一位村長還特意製作了一塊頗具鄉土氣息的大匾，上面用紅色油漆歪歪扭扭地寫到：“向成都電視臺記者的吃苦精神學習！”
當採訪車行駛到那條極為艱險的盤山路時，我們三個人動情地大聲吼到：“空……山……再……見……”
沒想到，這一別就是整整六年。
回到縣城後，當縣委書記得知我們在空山持續待了六個多月時，感動得硬要請我們吃頓飯。席間，他有些激動：“實話告訴你，我們每年特意派到空山去鍛鍊的幹部，還是住在鄉政府招待所裏，待不到一星期就要找各種理由下山。你們竟然在最艱苦的一個村子裏喝雨水，吃方便麵，住帳篷，待了六個多月，我真不敢相信。”
回到成都的當天晚上，我照例和朋友泡在了酒吧裏。這是我多年的習慣：從外地出差回來的當天晚上一定要與朋友開懷痛飲。可那天晚上我的話很少。桌上的百威啤酒與幾天前的泥水顯得那麼不協調；酒吧裏一遍又一遍放的《你總是心太軟》，很煩很煩。生存環境的巨大反差和快速轉換，令我極不適應。那晚我喝醉了。
第二天酒醒以後我發誓：一定要再回空山。不為創作，不帶機器。就在原來的那個山坡上，搭起帳篷再住上一段時間，哪怕就一個月。
幾個月後，我開始籌備去青藏高原拍攝《平衡》。這一去又是斷斷續續三年多。1999年9月，《平衡》還沒拍完，又在北京接了三十六集的《忠貞》，直到今天。
回空山看看的願望被擱置在內心最底層。
2002年10月，中央電視臺文化專題部主任魏斌、製片人陳曉卿分別來電話，告知《紀錄片》欄目將改版為《見證》，準備以《時間的重量》為題，選擇一批紀錄片做回訪式拍攝，希望我參加。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回空山。
能回空山就是因為這樣一個契機。
當我把重回空山的消息告訴好朋友石仲華時，他也興奮地表示想一同前往，以彌補六年前未能上空山的遺憾。他説服了妻子後，在今年春節後不久與我同往空山。
我開著六年前上空山的那輛豐田皮卡，滿載食品、被褥和行軍床，一路興奮地向空山駛去。惟一令我遺憾和隱隱作痛的是，女友依憶在1998年與長期在無人區拍《平衡》的我分了手，並已成家生子。六年前，她是多麼想去空山，去看看我當時的生活啊。
三天后，當快進入空山界時，我把正在駕駛的石仲華換下來。我要以最熟悉的方式去面對空山。這次出來時，我特意找出了當年在空山聽了六個月，以後再也不敢聽的歌帶《青鳥的翅膀》。我發動汽車，把盒帶塞進卡座。“請你借給我一雙翅膀，青鳥的翅膀……”極為熟悉的音樂響起的那一瞬間，大腦急速膨脹；車窗外熟悉的土地、房屋、山脈，還有那棵樹，都和音樂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強烈地刺激著我。是這兒！是空山！六年來時時刻刻懷戀的空山就在眼前！一直滾動在眼裏的熱淚此時再也無法控制地流了出來。我極力掩飾著自己的情緒，把頭轉向窗外，裝著很平靜地説“終於到了……還是老樣子”。聲音是顫抖的，眼睛是模糊的。
（在北京的機房裏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我再一次流淚了。已有十來天沒有吸煙的我點燃了一支煙。）
其實，對我來説，再回空山是需要勇氣的。《空山》和《平衡》都是深埋于我內心深處的，永遠揮之不去的情結。可《空山》不同於《平衡》，空山不同於可可西裏。可可西裏帶給我的是生命的傷痕；空山更像是一位白髮老人思念兒時攀玩過的一棵沒有樹葉的參天大樹。
重新踏上空山的感覺是實實在在的，它少了些六年來在回憶中被放大了的痛苦和美麗。眼前的空山很誠實。
生命的進程在空山放慢了腳步。空山人依然乾渴，依然無奈。自然環境的惡劣使他們改變自己命運的努力顯得微不足道。初到的那幾天，我在努力尋找空山的變化：主人公宋雲國吃上了大米；紹娃子讀上了私立小學；空山有了少量的蔬菜；極個別家庭通上了電……可這一切都不能掩蓋依舊貧困的現實。生存環境的惡劣與整體經濟的低下，嚴重制約著空山的進步。缺水，沒電，少糧，仍是空山個別村子面臨的最大困難。這些在城市裏最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在空山卻猶如難以逾越的鴻溝。六年，在空山人眼裏僅僅是一個符號。
到空山的第二天，我來到六年前搭建帳篷的那個小山坡。特別容易激動的我這次沒有流淚。腦子裏空空的，什麼也沒想，什麼也想不起來。
和許許多多的空山人一樣，《空山》的主人公宋雲國被命運扔在了空山這樣一個十分貧瘠的土壤裏。“空山”的形成，誰也不能左右；要改變“空山”的現狀，也不是誰都能做到。在我的記憶裏，空山人因地理環境的封閉，不可避免地存在愚昧、落後、消極的生存意識。他們可以把賣掉養家糊口的陳年玉米得來的幾塊錢換成劣質的白幹酒喝掉；他們也可以為了爭搶幾口渾濁的雨水而親戚間反目為仇；但同時，他們也能為自己編的幾句並不幽默的段子而笑個沒完沒了；他們不會因身陷困境而整天愁眉苦臉；他們能夠以一種“最原始的友愛精神”為鄰居修房燒瓦......總之，在那樣的艱難處境中，我們還能要求他們什麼呢？其實，他們和我們一樣，也就想讓自己的日子過得自在一些。只不過，他們的自在來得實在太不容易了。
空山人很無奈，而長期無奈之後的麻木是可以原諒的。“理想”在離開了“生存”以後只能顯得蒼白無力。
紀錄片必須真實。我似乎一直想把紀錄片的創作看成是對真實生活的“複製”，儘管這種“複製”的過程早在前期拍攝時就已經不可避免地，不知不覺地滲入了創作者的主觀意識。但我盡可能地冷靜。我試圖以空山人自身頑強的態度去表述生活艱難演進的過程。也許，《空山》是平靜無奇的，但在這種接近生活本質的平靜之下涌動著渴望生命的激情。
《空山》在必要的客觀描寫之餘沒有停留在“窮”字上做文章，而是著重刻劃了因為“窮”而迸發出來的那股頑強的生存毅力。以近乎“冷峻”的態度，讓情節去説話，去詮釋山裏人對生存的理解。
真誠地介入，理性地旁觀， 用客觀的冷靜去表現真實的感動，是我拍《空山》的一點體會。
空山，賜予了我對生命的進一步理解和更加熱愛生命的契機；《空山》，或許能夠讓觀眾對生命力的頑強作一次審美的評判。
空山，明年我還來。
2003年1月 北京東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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