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訪談背景：
10月10日，與成都電視臺的彭輝聯絡時，意外獲悉由他拍攝，也是我本次想採訪的關於原西部野牦牛隊、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及可可西裏生態環境保護的紀錄片《平衡》，在即將頒獎的第19屆電視金鷹獎中，獲得電視紀錄片的最高獎項---最佳作品獎。
此前，我作為志願者，結束9月份的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工作以後，10月5日到成都，見到了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的"掌門人"楊欣，恰好在他那裏刻了一套《平衡》的盤。
在保護站曾聽一個7月份的志願者説到《平衡》，評價它是一部"關於痛苦和良心"的片子，一直想看。這次回來以後一放，168分鐘的片長時間，我始終是如哽在胸，內心的震撼無以言述。
10月11日，我用E －MAIL的方式向彭輝提問採訪。當晚12時15分，彭傳回了他的郵件，在看他那些關於扎巴多傑，關於拍攝《平衡》的回憶文字時，我再次被深深打動。
接下來的幾天，我陪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場合又看過三四遍這部片子。每一次看完，大家都久久説不出話來。後來有朋友跟我説："這些事（關於中國生態環境保護）我們知道得太少了，這是你們媒體的責任。你們炒作這個熱點那個熱點，這樣令人震驚、感動的事，為什麼不好好宣傳？"
國外有媒體曾斷言"中國沒有環保"。但至少，我在9月工作過的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現在是中國民間環保的一個最高標誌，而索南達傑、扎巴多傑更是情願為此一死！類似的組織和全身心投入環保事業的熱血人士，也越來越多。雖然這一切還處於舉步維艱的窘困境況，我卻依然和拍《平衡》的彭輝一樣，相信這個星球人與自然最終的平衡，這種平衡，在中國也絕不會例外。
“許多人是含著熱淚看完全片的”
記者（以下簡稱記）：不知道是因為一種怎樣的契機，讓你有拍《平衡》這部片子的想法？
彭輝（以下簡稱彭）：我曾經在1996年看到一篇西方報道，稱“中國目前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政府不可能拿出人力、財力從事環境保護”，該撰稿人由此得出了“中國目前沒有環保”的荒謬結論，對我觸動很大。
1998年2月，我無意中在由北京日報社出版的《宣傳手冊》（1998年第三期）上看到了題為《可可西裏的保護神》的報道，寫的就是盜獵分子的猖狂和“西部野牦牛隊”的事跡。而就在這之前，歐洲傳聞：一些歐洲上流人士聽説，被他們看作身份地位象徵的“藏羚羊絨製品”是合法的，其主要成分“藏羚羊絨”是在一定季節自然脫落的，而非盜獵所得！我被徹底震動了。經報請臺領導同意，半個月後，我開始了長達三年多的艱苦創作，經歷了一次次生與死的考驗，為西部工委窘迫的現狀感到震驚，更經歷了對盜獵者的憤怒和對兩任工委書記先後去世的陣痛！
記：為什麼會取名《平衡》呢？我的一個朋友認為你的這個片子有一個高潮點，就是最後扎巴多傑發脾氣那個鏡頭，除此都拍得很冷靜，他認為那個鏡頭給他留下了很震撼的印象。平衡的名字是不是直接從那裏而來？
彭：這個問題應該把它放在整個的創作背景中來回答。
（1）我眼裏的“西部野牦牛隊”
與國內外的一些媒體報道不一樣，我在《平衡》裏沒有片面地把“西部野牦牛隊”塑造成完美的英雄，畢竟我與他們相處了三年，畢竟我是一名記者，是一名以事實説話的紀錄片工作者。許多人把“西部野牦牛隊”神話了，甚至成了“西部工作委員會”的代名詞。事實上，“西部工作委員會”才是這個環保組織的正式名稱，是經中共青海玉樹州委批准成立的基層組織。“西部野牦牛隊”只是該委員會的一個賦有民間特色的稱號。
可可西裏是我國最大的無人區和最佳原始狀態的自然區，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常年高寒低氧，絕大部分屬常年積雪的永凍區，年平均氣溫在零下四度左右，冬季最低可達零下40度！環境極端惡劣，是我國著名的“生命禁區”。然而，惡劣的氣候卻進化出了藏羚羊等一批珍貴野生動物，但在利益驅使下，藏羚羊又成為了盜獵分子瘋狂捕殺的對象。為了保護可可西裏地區礦産資源和野生動植物資源，經中共玉樹州委批准，治多縣于1992年成立中共治多縣西部工作委員會，索南達傑被任命為書記。
1994年，索南達傑犧牲。第二年，時任玉樹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扎巴多傑主動請求辭職，重新組建了西部工委，他把巡邏隊叫作“西部野牦牛隊”，他希望隊員們像野牦牛一樣成為其它動物的好朋友，在遇到盜獵分子時又異常勇猛、頑強、耐勞。
“西部工作委員會”所屬的治多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縣財政極其困難，全縣幹部職工的工資都無法保證按時發放，更不可能給經濟十分窘迫的巡邏隊多少經費。而每次進山巡邏都要四、五萬！1997年5月，青海省野生動物保護辦公室給西部工委解決了1萬元辦公經費； 1998年5月，國家林業局瀕危動 物管理辦公室又解決了7萬元的活動經費。即使如此，隊員們少得可憐的一點工資也經常是一拖再拖。
由於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落後，隊員文化素質偏低，加上地域相對封閉等客觀因素，使巡邏隊在頑強、勇敢、敬業的同時，也缺乏一定的科學管理，讓我感覺他們堅強剛毅、有激情，又不太規範。我想，在那樣的地域環境和工作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也沒能成為我片面創作的理由。在《平衡》裏，我採用了“真實電影”的創作手法，不用一句解説詞，把我捕捉到的情節盡可能地保持原貌，客觀地呈現給觀眾，讓觀眾看到這支名揚國內外的武裝巡邏隊的真實。
我清楚地記得一次驚心動魄的抓捕盜獵分子的行動：當經過一番緊張的較量，隊員們憑著一支手槍和一支衝鋒槍將兩名盜獵分子圍捕後，發現盜獵分子的三支半自動步槍已經全部上了膛！如果不是盜獵分子的車輛沒有汽油了，如果不是子彈所剩無幾，其後果難以預料。
我們應該注意到，在可可西裏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下，在隊員們每人每月只有200多元工資的情況下，“西部工作委員會”的成績是顯赫的，受到中央有關部委領導，以及國內外環保組織的的高度肯定。據我初步了解，西部工委在1995年9月至1998年9月的三年中，共破獲58起盜獵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250名。其中，因武裝拒捕當場擊斃3人，繳獲各種槍支60余支，子彈20余萬發！繳獲藏羚羊皮3307張！
“西部工作委員會”先後在“青海省野生動物管理會議”和“西北五省區野生動物管理工作會議”上被評為先進集體；受到原國家林業部公安局通令嘉獎，並榮立集體三等功。
（2）我眼裏的兩任書記
客觀地講，“西部工作委員會”的兩任書記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基層民族幹部。
第一任書記索南達傑被稱為“青藏高原的環保戰士、可可西裏野生動物的守護者”。索南達傑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先後12次深入可可西裏腹地，嚴厲打擊盜獵活動。 1994年1月18日，索南達傑在抓捕18名盜獵分子的行動中，遭到盜獵分子的武裝襲擊，中彈犧牲。直到人們發現他已被凍硬的遺體時，他仍然保持著推子彈上膛的姿勢。國家林業部追認索南達傑為“環保衛士”。不久，珠江電影製片廠以《傑桑·索南達傑》為名拍攝了一部故事片。
第二任書記扎巴多傑是《平衡》的主要人物線索，也是我從事記者工作15年來最為敬佩的縣級幹部之一。在我看來，扎巴多傑的人格魅力在於他能與隊員同甘共苦、不分彼此的同時，從不隱瞞自己的不足，乃至錯誤，更為可貴的是，他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糾正自己的一些不規範的行為，這一點在有些幹部的身上是難以做到的。在《平衡》中，扎巴多傑面對觀眾説出了一些實際上很不利於他自己形象的大實話，這是他做人的坦蕩之處，這也是我為了保持《平衡》客觀性所作出的一點努力。
扎巴多傑曾對我説：“我不怕盜獵分子，他有槍，我也有槍，我怕的是大自然。”可可西裏的氣候極為惡劣，一旦天氣變化或是車子陷進泥潭，進不去也出不來，十分危險。在1998年8月的一次巡邏中，我們的採訪車和巡邏隊的所有車輛全部深陷於可可西裏著名的“鬼門關”。在那三天兩夜裏，我們和所有隊員一樣只吃了兩根冰涼發硬的火腿腸；晚上合衣坐在車裏，車外是零下5度的氣溫和肆虐的風雪！許多隊員的耳朵凍得直流水。每天一早，渴了一夜的扎巴多傑一走出車門就趴在稀泥地上，埋頭去喝車轍裏積存的泥水，其他隊員也紛紛效倣吸起泥水來……還有一次，在追捕盜獵分子十幾天后，巡邏隊已沒有任何糧食，幾名隊員已出現嚴重的不良反映，他們只好去撿盜獵分子逃匿時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煙頭！
這就是可可西裏的夏季！這就是扎巴多傑和他的“西部野牦牛隊”。
我始終不能忘記在一次巡邏過程中，扎巴多傑坐在雪地上，一支衝鋒槍靠在他的肩膀上，對我説：“我就不信中國沒有環保，別人不做，我來做！”
1998年10月，也就是扎巴多傑在北京尋求活動經費期間，香港“地球之友”總幹事吳方笑薇到“索裏南達自然保護站”時，幾位堅守在那裏的野牦牛隊員説：“已經斷糧好幾天了，沒有油，沒有肉，每天只能吃糌粑度日。”環保自願者楊欣把帶去的罐頭送給又黑又瘦的隊員時，他也不知道，隊員們已經整整10個月沒有領到一分錢工資了。
也就是在這10個月裏，發生了個別隊員私賣羚羊皮的事件。
作為一部客觀記錄歷史的文藝作品，《平衡》沒有使用一句有可能産生主觀導向作用的解説詞。讓事實説話，讓歷史説話是我創作《平衡》的基本原則。
個別媒體在“撤消西部工委”問題上大做文章，把“撤消”當成了貶義詞大肆渲染。“撤消”是機構調整工作中常用的中性術語，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他（她）應該懂得這個常識。西部工委是按照國家統一部署，為解決可可西里長期多頭管理問題，經中共玉樹州委批准撤消的。西部工委八年的功績沒有、也不可能因必要的機構調整而被忽略，甚至抹殺，它已成為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永遠地停留在人們的記憶當中。
2000年10月，由國家科技部等單位聯合召開的“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資源國際研討會”在昆明召開，《平衡》應邀在會上放映。放映結束後，幾名國內外專家含著熱淚過來和我握手，一個勁地説：“謝謝！太謝謝你了，能得到人們的理解，是我們這些環保工作者最大的安慰！”
2000年11月，《平衡》應邀參加上海國際電視節，分別在紀錄片研討會和復旦大學放映了兩場，現場觀眾在觀看過程中數次報以熱烈的掌聲，許多人是含著熱淚看完全片的。
“平衡”的片名是我經過一段時間的採訪創作之後的思考結果，是在1998年5月給臺裏做書面彙報時取的名字；扎巴多傑是同年的10月1日晚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裏説出的“平衡”兩個字。一個月後，他在家裏死亡。這中間有什麼聯絡，我不敢想。
作為一名紀錄片工作者，我深深地懂得客觀、真實對於一部作品的重要性，深深地懂得一名新聞工作者的崇高職責。我個人認為，任何人都不應該用片面的眼光來審視西部工委，而應以辨證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看待西部工委的歷史。
也許，《平衡》記錄的就是人們尋找生態平衡，尋找心態平衡，尋找人文平衡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觸動了一些敏感的神經和經歷正視現實的陣痛。但我相信，陣痛總會過去，現實必須正視，歷史將證明一切。
尊重歷史，我們都無法回避。
“就讓他的死成為永遠的謎吧”
記：這部片子從拍攝到後期製作總共用了多長時間？順利嗎？你所在的電視臺是不是很支持？
彭：《平衡》從前期策劃、拍攝，到後期完成，用了三年多時間，而且現在我仍然在繼續關注可可西裏，繼續關注《平衡》的人物命運。今年5月，我又去了格爾木，記錄了幾名涉案隊員，以及可可西裏環境保護的現狀，特別採訪了目前主要負責可可西裏自然環境管理的“保護區管理局”。我準備在有條件的基礎上，把《平衡》一直拍下去，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
我是從1994年開始創作紀錄片的，以前一直在搞專題片。臺裏對我一直非常支持，我報的選題從來還沒有被“槍斃”過，申請的經費也從來沒有被“剋扣”過。當然，我是用每一個片子的質量取得了臺裏的充分信任。總的來説，我的創作環境是相對寬鬆的，這也是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考慮“跳槽”的主要原因（曾經有幾個大臺找我接洽過，希望去他們那兒工作）。
記：片子拍了當時野牦牛隊巡山的很多細節，你是一直在連續不斷地跟拍還是只有選擇性地進去可可西裏幾次？
彭：可可西裏是中國著名的“生命禁區”。那裏的自然條件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長時間地呆在那兒採訪。你去過保護站，知道那裏的氣候。但可可西裏腹地的氣候與保護站周圍的氣候完全是兩回事，那裏更加惡劣！巡邏隊也是每巡山一次都要撤出來休整一段時間。我們因工作設備等給養需要補充，就回到了成都。我們的設備很簡陋，就是一台攝象機，一個腳架，連野外拍攝最起碼的防風防雨的設備都沒有，一遇到風雪，我們就靠自己的身子和幾把雨傘來為器材遮擋。所以設備經常是不能正常工作。在去年的一次巡邏中，因為氣溫太低，還損壞了一台攝象機，只好中途返回成都。
記：扎巴多傑是1998年11月8日離世，你跟拍他一直到了10月，最後那個鏡頭，他的情緒很激憤，甚至説到了“連死都不怕”，這讓我感覺他當時是不是有什麼預感？
彭：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迷。我想，現在再去尋找扎巴多傑的死因已經不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扎巴多傑的死能讓我們理解到什麼？感悟到什麼？如果他的死能夠喚醒更多的人的環保意識，能夠揭示出我們在體制上的一些弊端，不要再讓它成為我們工作的絆腳石，甚至帶來一些無謂的犧牲的話，那麼，就讓他的死成為永遠的迷吧。
記：你聽到扎巴多傑死亡的消息，當時有什麼感覺？你一直在拍他，關係應該很親密，你肯定沒有想到所拍的對象會以突然的，非正常死亡的方式為這部紀錄片畫上句號。這讓人心裏感到種特別的震駭。
彭：1998年9月，因嚴重缺乏經費，已無法維持正常巡邏工作的扎巴多傑來到北京尋求幫助。9月24日晚上，扎巴多傑結束了一天的演講後，和我準備一起吃晚飯。我們聽説當天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要播出故事片《傑桑.索南達傑》，由於我們下榻的招待所不能收看電影頻道的節目，他決定找一家能看到電影頻道的餐館吃飯。在景山公園西門附近找到了一家能收到電影頻道的小飯館。當黑白屏幕上的《傑桑.索南達傑》播放到一半的時候，扎巴多傑已淚留滿面，他哭著對我説：“只要有人理解，我就是死在可可西裏也心甘情願。”
讓我久久無法相信的是，扎巴多傑最終沒能死在可可西裏。
11月8日晚，一顆充滿疑點的子彈擊穿了扎巴多傑46歲的生命！擊碎了西部野牦牛隊的希望！
我是11月10日下午得到扎巴多傑去世的消息的。當時我在機房裏做我的另一個紀錄片《背簍電影院》。一位我和扎巴多傑都熟悉的朋友打來電話，説扎巴多傑“走了”，我還責怪地説：“怎麼會呢？他不是跟我約好了11月20日才一起去北京的嗎？怎麼就先走了？”但僅僅一分鐘，我突然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進一步追問之後，我呆了。我立即挂了電話，重新打到西部工委證實，工委的副書記梁銀權哽咽地證實扎巴多傑已經死亡。在他還沒正面回答我的問題時，我的眼淚已經默默地流到了嘴角……
我幾乎是失去理智地直接把電腦的電源開關關掉，跑回辦公室，用EMAIL與中央臺的幾個朋友聯絡，想從他們那裏得到更多的消息。眼淚一直無聲地流淌著，同事們不停地點燃香煙遞給我，誰也沒有説話。
之後，我買了最早的航班趕到西寧，當我坐了幾天的長途汽車趕到扎巴多傑家時，他剛剛天葬。那個和我在冰天雪地生死與共的康巴漢子永遠地從我的視線裏消失了！消失得是那樣的快，連讓我最後看他一眼的機會也沒給我！
聽扎巴多傑的家裏人説，扎巴多傑天葬那天來了很多的老鷹。他們認為，老鷹來得越多，逝者就越早進入天堂，越早脫離世塵的痛苦。
扎巴多傑終於帶著他的夢隨鷹背而去了。
11月13日上午10點，青海省環保局自然處的楊副處長非常悲痛地説：“目前正是可可西裏盜獵的高峰期，扎巴多傑的去世，對可可西裏的反偷獵鬥爭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11月16日，玉樹州州委副書記丁顯成堅定對我説，“扎巴多傑為可可西裏乃至整個青海的環保事業做了很多工作，西部工委的工作很有成效。”
11月19日，青海省主管農林的副省長劉光和在辦公室接受了《光明日報》、《中國環境報》、《成都商報》三家新聞單位記者的採訪。劉光和副省長説：“扎巴多傑為保護野生動物做出了貢獻，保護野生動物的工作不會停止，還要加大力度，青海省的財政再困難也要支持，當前要嚴厲打擊盜獵野生動物的違法行為，同時要加大新聞宣傳力度，喚醒更多人的環保意識。”
扎巴多傑是悲壯的，野牦牛隊是悲壯的。
“它（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更大的價值是表明了一種態度，一種中國人在環境保護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態度。”
記：在片中看到了一些我認識的人。像謝周、扎多等。感到很親切。在保護站的時候，我們偶爾也會提到野牦牛隊的事，他們的神情都顯出極大的落寞，比如謝周，我覺得他已經變得很憂鬱。不知道你個人對野牦牛隊總的感覺是怎樣的？對它最終被解散的結局怎麼看？對可可西裏保護區的整個前景又怎麼看？
彭：關於對巡邏隊的感覺，我想這個問題已經在前面作了部分回答。至於對可可西裏的前景的看法，我會在今後的《平衡續集》中回答，我不會在這裡做任何推斷和猜測（無非就是説些“我相信、我希望”之類的大道理），紀錄片是用事實説話的。
記：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在片子裏也佔了比較大的比例。對這個民間性質的保護站，你的評價如何？你和楊欣都是成都人，可以談談你眼中的楊欣及他目前從事的事業嗎？
彭：中國有很多事情其實辦起來並不複雜，關鍵是你願不願意去做。建立保護站的意義我想還不在於僅僅是為某個巡邏隊提供了活動基地，它更大的價值是表明了一種態度，一種中國人在環境保護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態度。這種態度是需要勇氣和能力才能表達出來的，而楊欣就具備了這兩點。因此，他把這種態度樹立在了可可西裏。
有人説楊欣在環保事業上存在功利心，我不做評價，因為我不了解他這一點。但是，我認為，我們更應該把視覺的注意力放在楊欣在中國的環保事業裏所做努力的意義上。他做的事並不算驚天動地，有很多人也許可以做，甚至做得更好。但是，楊欣已經做了。
記：你個人覺得環保在中國所受到的關注程度怎麼樣？從政府到社會、民間都可以談。而且對這個問題的前景，你感到樂觀嗎？為什麼？片子裏扎巴多傑訪談部分，他眼裏始終都是有眼淚的感覺，楊欣在海口演講甚至哭了，他在一個律師事務所賣20本書的鏡頭，讓人心裏也很不是滋味。
彭：可以肯定地説，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在世界的地位的進一步提高，中國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也會隨之提高。畢竟，環境保護的力度最終是要體現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扎巴多傑、楊欣，西部工委，保護區管理局，還有許許多多致力於環保的人們，他們現在的一切努力正在使我們的國家一步一步走向文明，儘管這個過程有辛酸的淚水。
記：這部片子從拍攝到後期製作總共用了多長時間？順利嗎？你所在的電視臺是不是很支持？
彭：《平衡》從前期策劃、拍攝，到後期完成，用了三年多時間，而且現在我仍然在繼續關注可可西裏，繼續關注《平衡》的人物命運。、今年5月，我又去了格爾木，記錄了幾名涉案隊員，以及可可西裏環境保護的現狀，特別採訪了目前主要負責可可西裏自然環境管理的"保護區管理局"。我準備在有條件的基礎上，把《平衡》一直拍下去，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
我是從1993年開始創作紀錄片的，以前一直在搞專題片。臺裏對我一直非常支持，我報的選題從來還沒有被“斃”過，申請的經費也從來沒有被"剋扣"過。當然，我是用每一個片子的質量取得了臺裏的充分信任。總的來説，我的創作環境是相對寬鬆的，這也是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考慮"跳槽"的主要原因（曾經有幾個大臺找我接洽過，希望去他們那兒工作）。
記：片子結束時，我終於看到了你們工作的一些鏡頭，像打著傘替攝象機擋風雪，像你在清水河（是那裏嗎？）洗臉時冷得跳起來，心裏特別有感觸。那一定是很艱辛的一段日子（你們當時到那樣高海拔的地方工作，有高原反應嗎？）謝周唱歌敬酒為你們送行，那也是很珍貴的一種感情。拍了這個片子以後，你自己的心情怎樣？對你的生活有什麼重要影響嗎？會不會有些什麼東西是與以前不同了呢？
彭：實在有點累了，前幾天得了急性腸炎，現在還有點發燒。我會給你寄些VCD，其中有張是《記錄平衡》，你看看，也許能回答你這個問題。
記：我不太了解你的工作背景，可以介紹一下嗎？比如現在主要做什麼，還有其他什麼作品等等。
彭：這個問題在“彭輝簡歷”中有。
記：我跟一些朋友一起看《平衡》，我們都覺得這部片子拍攝的理念很獨特。特別地內斂，不張揚，質樸。沒有一點刻意煽情的東西，沒有一句解説詞，除了謝周的歌，也沒有其他過雜的音樂背景，而且你是特意將自己隱在這個場景的背後。這都是我們很直接地感性認識，因為不做這一行，不能從專業角度分析。你自己可以談談你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思考嗎？有沒有從金鷹獎那方面傳遞過來的評價信息？
彭：我曾經説過一句話，也是我創作紀錄片的一個始終堅持的基本觀點：“我試圖想把紀錄片的創作看成是對生活的複製” 紀錄片工作者就是有責任把你看到的最原生態的東西展示給觀眾，否則就不叫紀錄片。這種“原生態”是最能體現紀錄片的真實性的。那麼，體現這種“原生態”的創作方式有很多種，但對《平衡》而言，我至今仍然認為只有一種，那就是我現在採取的“不要解説詞，由主人公扎巴多傑主述”的形式。因為這個巡邏隊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它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決定了任何一個聲音來做解説都無法達到扎巴多傑自己講述的震撼力。由於扎巴多傑的人格魅力，他在片中毫無掩飾地講述了巡邏隊的功績和缺陷，賦予了《平衡》“真實”的生命。我很滿意我堅持了這種創作形式。
我沒有從金鷹獎方面得到任何評價的信息，甚至到現在我也沒有收到獲獎的正式通知。
記：《平衡》是不是在匈牙利獲過獎？這次獲金鷹獎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我在做專版時可以向讀者透露這個信息，並以此為新聞背景嗎？
彭：在今年4月舉辦的第十二屆匈牙利國際藝術電影節上，《平衡》和我的另一部紀錄片《空山》都獲得最佳紀錄片提名，（當時有30多個國家的一千四百多部影片參賽，有15部作品獲得提名）最終是《空山》贏得最高獎———評委會大獎。頒獎後，電影節主席告訴我：“《平衡》和《空山》都很好，《平衡》很震撼，但較之《空山》來説比較難理解，《空山》更容易看懂。”畢竟是外國人，他們對我們國家的一些機構不太理解，而這正是《平衡》所要表現的。
金鷹獎是我國電視藝術的最高獎。我曾經三次獲提名，但最終無緣“金鷹”。雖然這幾年頻頻在國際上，以及在國內紀錄片的專業評比上獲獎，但金鷹獎一直是個空白。實話實説，本來今年我不想參加金鷹獎的評選的，因為金鷹獎需要觀眾投票這個特殊性，使我早已失去了信心。畢竟，關注紀錄片的觀眾並不多，喜歡看的，又看上你的片子的，然後還要上街掏錢買選票，還要為你跑趟郵局的觀眾更是不會多。但我還是按要求，習慣性地報了名。獲獎的消息還是成都的一個不認識的文化記者打電話告訴我的，他説組委會在北京剛剛召開了發佈會，公佈了全部的獲獎名單，《平衡》不僅獲了獎，還是紀錄片的第一名，最佳長篇紀錄片。這消息很好，也很突然。我問他：金鷹獎不是應該在頒獎晚會上公佈獲獎名單嗎？怎麼提前公佈了？他説今年改了。我想應該證實一下，就按照那個記者提供的方式在網上查，結果我就樂了。不光是我得獎的問題，關鍵是《平衡》得了獎。從拍攝，到製作，再到輿論，到謠言，三年多時間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不容易啊！巡邏隊不容易，《平衡》不容易，得獎不容易，得金鷹獎就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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