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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一週》記者
記者：在《平衡》獲得巨大成功之後，你還準備拍攝相關題材的影片嗎？扎巴多傑死了，野牦牛隊沒有了，你還準備進可可西裏嗎？
彭輝：尋找“平衡”是一個長期而痛苦的過程，目前《平衡》的成功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部分。我當初創作《平衡》的理念，應該是通過扎巴多傑，通過野牦牛隊這樣一個側面，來反映中國基層環保組織的現狀。扎巴多傑死了，野牦牛隊不存在了，但並不意味著他們所從事的事業的終止。所以，我在完成了目前手上的一個大型系列片之後，我還會繼續尋找我的“平衡”。事實上，去年我已經重返格爾木，開始創作《平衡續集》，已經拍了一部分素材。我相信，只要我有足夠的創作經費，有完成創作的其他基本條件，我會努力完成這個續集，哪怕有一些未知的困難（包括人為的）。我也相信，續集中的《平衡》將更具有震撼力！
記者：聽説你換了4個助理？按照許多人看到你的第一眼的感覺，你是一個奶油書生，很多當地人都頂不住了，你的身體有沒有遇到困難？為什麼還要堅持下去？支持你繼續下去的是什麼？
彭輝：哈哈，還是那句老話：人不可貌像。我的毅力、耐力與我的長相是絕對不成正比的。很多不熟悉我的人都以為我是長期在充滿空調的辦公室裏成長的“白領”。事實是，我長期都在野外工作，而且最近六、七年都是在不具備生存條件的惡劣環境裏創作。拍《平衡》的工作環境是零下二十多度，並且嚴重缺氧的高寒地帶。我的攝製組一般都是三個人：一個攝像助理，一個生活劇務。結果除了農村來的生活劇務一直堅持下來外，攝像助理是去一個換一個，每次進可可西裏的助理都不一樣。
我作為一個熱愛紀錄片的電視工作者，在沒有任何壓力的情況下，很自願地就幹下來了。我在這幾年的創作中，最嚴重的高原反應就是心臟疼、頭疼。在可可西裏的日子，基本上就沒有真正睡著過，頭疼得很厲害；在拍攝中，我們幹的是體力活兒，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扛著幾十斤的器材，有時為了搶拍鏡頭，還要拿著器材奔跑，心臟的負荷可想而知！那幾年，總是有一種針扎的疼痛在心臟附近陪伴著我。
我拍紀錄片是自願的，臺裏從沒有給我施加任何壓力，也沒有什麼指標，全是因為我的“一腔熱血”。所以，我要對得起我自己，我必須堅持，必須要得到一個結果。否則，我就不配做紀錄片。
記者：據説有一次抓捕偷獵者的時候，你扛著攝像機衝在最前邊？俗話説子彈不長眼睛，你有沒有想到“片子未成身先死”？片子中間的一個現場追捕的場面中，你們和偷獵者距離很近，你有沒有防彈措施？
彭輝：説實話，誰不怕死？尤其是事兒還沒做完的時候。但在那樣一種緊張、危險，又摻合著刺激的氣氛下，我沒有任何時間去想任何問題，就一個條件反射：拍下來！這也許跟我拍了十幾年的新聞有關。那次我是扛著攝象機一口氣跑到兩個盜獵分子跟前的，事後想想真的挺可怕。還好，我遇上的是倆膽小的，子彈又打完了，汽車也沒油了，加上我們人多，又有衝鋒槍，事先已經鳴槍警告過，所以沒有發生衝突，抓捕很順利。
在可可西裏，就沒聽到過“防彈”一説，他們連飯都吃不飽，哪來的錢買防彈衣！我要“防彈”很容易，那就是別去。
記者：扎巴多傑的死因至今沒有準確的説法，甚至有關於他是自殺的説法，你的片子中也沒有著重去説明，在影片背後，你還有什麼沒有説的沒有？
彭輝：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迷。我想，現在再去尋找扎巴多傑的死因已經不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扎巴多傑的死能讓我們理解到什麼？感悟到什麼？如果他的死能夠喚醒更多的人的環保意識，能夠揭示出我們在體制上的一些弊端，不要再讓它成為我們工作的絆腳石，甚至帶來一些無謂的犧牲的話，那麼，就讓他的死成為永遠的迷吧。
記者：在扎巴多傑死後，你用了一個星期趕到他的家中，説説你得到消息以後，在飛機、汽車上的感受，你在想什麼，作什麼？
彭輝： 1998年9月，因嚴重缺乏經費，已無法維持正常巡邏工作的扎巴多傑來到北京尋求幫助。9月24日晚上，扎巴多傑結束了一天的演講後，和我準備一起吃晚飯。我們聽説當天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要播出故事片《傑桑.索南達傑》，由於我們下榻的招待所不能收看電影頻道的節目，他決定找一家能看到電影頻道的餐館吃飯。在景山公園西門附近找到了一家能收到電影頻道的小飯館。當黑白屏幕上的《傑桑.索南達傑》播放到一半的時候，扎巴多傑已淚留滿面，他哭著對我説：“只要有人理解，我就是死在可可西裏也心甘情願。”
讓我久久無法相信的是，扎巴多傑最終沒能死在可可西裏。
11月8日晚，一顆充滿疑點的子彈擊穿了扎巴多傑46歲的生命。
我是11月10日下午得到扎巴多傑去世的消息的。當時我在機房裏做我的另一個紀錄片《背簍電影院》。一位我和扎巴多傑都熟悉的朋友打來電話，説扎巴多傑“走了”，我還責怪地説：“怎麼會呢？他不是跟我約好了11月20日才一起去北京的嗎？怎麼就先走了？”但僅僅一分鐘，我突然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進一步追問之後，我呆了。我立即挂了電話，重新打到西部工委證實，工委的副書記梁銀權哽咽地證實扎巴多傑已經死亡。在他還沒正面回答我的問題時，我的眼淚已經默默地流到了嘴角……
我幾乎是失去理智地直接把電腦的電源開關關掉，跑回辦公室，用EMAIL與中央臺的幾個朋友聯絡，想從他們那裏得到更多的消息。眼淚一直無聲地流淌著，同事們不停地點燃香煙遞給我，誰也沒有説話。
之後，我買了最早的航班趕到西寧，當我坐了幾天的長途汽車趕到扎巴多傑家時，他剛剛天葬。那個和我在冰天雪地生死與共的康巴漢子永遠地從我的視線裏消失了！消失得那樣的快，連讓我最後看他一眼的機會也沒給我！聽扎巴多傑的家裏人説，扎巴多傑天葬那天來了很多的高原禿鷲。他們認為，禿鷲來得越多，逝者就越早進入天堂，越早脫離世塵的痛苦。扎巴多傑終於帶著他的夢隨鷹背而去了。
記者：你在扎巴多傑靈前點燃的是什麼？中間有什麼故事？你趕到扎巴多傑的家的時候，我們看到你還在拍攝，作為記錄者主人公的朋友，談談你的當時的感想？
彭輝： 那是1998年10月，我和扎巴多傑從北京回來後，我給《成都商報》寫的一篇特稿，題為《保衛可可西裏》。報紙一登出來，我就給扎巴多傑去電話，他很高興，説11月20 日我們再去北京時帶上報紙，結果幾天后他就去世了。我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他家，在徵得家屬同意後，我採用漢族的方式，把那份他很想看到的報紙點燃了……
扎巴多傑是我從事記者工作16年來最為敬佩的縣級幹部之一。在我看來，扎巴多傑的人格魅力在於他能與隊員同甘共苦、不分彼此的同時，從不隱瞞自己的不足，乃至錯誤，更為可貴的是，他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糾正自己的一些不規範的行為，這一點在有些幹部的身上是難以做到的。在《平衡》中，扎巴多傑面對觀眾説出了一些實際上很不利於他自己形象的大實話，這是他做人的坦蕩之處，這也是我為了保持《平衡》客觀性所作出的一點努力。
扎巴多傑曾對我説：“我不怕盜獵分子，他有槍，我也有槍，我怕的是大自然。”可可西裏的氣候極為惡劣，一旦天氣變化或是車子陷進泥潭，進不去也出不來，十分危險。在1998年8月的一次巡邏中，我們的採訪車和巡邏隊的所有車輛全部深陷於可可西裏著名的“鬼門關”。在那三天兩夜裏，我們和所有隊員一樣只吃了兩根冰涼發硬的火腿腸； 晚上合衣坐在車裏，車外是零下5度的氣溫和肆虐的風雪！許多隊員的耳朵凍得直流水。每天一早，渴了一夜的扎巴多傑一走出車門就趴在稀泥地上，埋頭去喝車轍裏積存的泥水，其他隊員也紛紛效倣吸起泥水來……還有一次，在追捕盜獵分子十幾天后，巡邏隊已沒有任何糧食，幾名隊員已出現嚴重的不良反映，他們只好去撿盜獵分子逃匿時吃剩扔掉的糌粑和煙頭！
這就是可可西裏的夏季！這就是扎巴多傑和他的“西部野牦牛隊”。
我始終不能忘記在一次巡邏過程中，扎巴多傑坐在雪地上，一支衝鋒槍靠在他的肩膀上，對我説：“我就不信中國沒有環保，別人不做，我來做 ！
記者：扎巴多傑説：“我總覺得這一點，我到現在心裏不平衡，他媽的，保護的時候我們保護，事情我們辦，拿錢的時候是別的人拿，……我對一兩個王八蛋我忍，我死都不怕！”扎巴多傑説的一兩個王八蛋是誰？你好像一直有很多難言之隱？
彭輝：這個問題也許只有扎巴多傑能回答。
記者：回過頭來，你是如何看可可西裏的？從一個同行的角度，你覺得索南達傑、扎巴多傑的死後可可西裏的環境保護有沒有改善？
彭輝： 中國有很多事情其實辦起來並不複雜，關鍵是你願不願意去做。索南達傑、扎巴多傑、野牦牛隊所做的一切的價值是表明了一種態度，一種中國人在環境保護上的最感性，最原始，也是最文明的態度。這種態度是需要勇氣和能力才能表達出來的，因此，他們把這種態度樹立在了可可西裏，樹立在了中國。
可以肯定地説，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在世界的地位的進一步提高，中國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也會隨之提高。畢竟，環境保護的力度最終是要體現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扎巴多傑、西部工委、保護區管理局，還有許許多多致力於環保的人們，他們現在的一切努力正在使我們的國家一步一步走向文明，儘管這個過程有辛酸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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