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國內培養廣播電視人才的最高學府——中國傳媒大學把一個地方電視臺導演拍攝的紀錄片作為研究生的必讀教材;這位地方電視臺導演執導的紀錄片《農夫和野鴨》獲得第九屆世界自然·野生生物映像節亞洲大洋洲獎,評委會主席日本人羽田説:“我看到了中國紀錄片的進步”;這位地方檯導演的新作《黑尾鷗之生死》與央視紀錄巨片《敦煌》並列第五屆“紀錄·中國”獎一等獎,這位地方檯的導演就是大連電視臺紀錄片導演李汝建,他堅守16年,歲歲有作品,年年有影響,用心用力,為大連紀錄片在全國,乃至世界博得寶貴而炫目的一席之地。
與李汝建老師面對面,讓你感覺他仍在時刻紀錄著你:你是一個方框中的你,這個方框就是攝像機取景框;初次見面,你在他那裏已經有了一個輪廓,接下來他要細細地讀你。你不禁想問:那兩片鏡片透出的目光中到底蘊藏了多少洞悉社會、品味人生的智慧?他那些探索自然、撥動心弦的作品究竟有怎樣的魔力?
A.
觀海路:
展現真實的中國
第一部為李汝建帶來國際大獎的作品是他于2002年拍攝的紀錄片《海路十八里》,在這部僅有21分鐘的電視片中,從頭到尾沒有一句解説詞,只見或晴天裏、或雨天中,人們三五成群,蜿蜒走向退潮的海裏、勞作的場面、歸來的人們和沉甸甸的收穫,只聞一行挖蜆人走在海灘的腳步聲、伴飛海鷗的鳴叫聲、鐵耙子與海水、泥沙擦碰的聲音、人們偶爾的笑聲、説話聲……乍現一幅海邊人家以海為生、有聲有色的原生態勞作圖。這部紀錄片打破了傳統專題片主題先行、人聲喧鬧的常規打法,被稱為是中國紀錄片形式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並迅速走向國際,獲得第十七屆法國FIPA國際電視節特別提名獎,可以説是一路飄紅,獲獎連連。
李汝建説:“這部片子是在莊河海洋村拍攝的,它拿了那麼多國際大獎,是因為在那個時候國外想了解真實的中國是個什麼樣子,我就是告訴他們,在中國有這麼一個漁村,村裏的人是這麼工作的,他們的收入是多少,海路和路人就給人一種印象。片中沒有一句解説詞,是因為任何解説詞都會沖淡客觀性和真實性,這一點也恰恰是國際上對紀錄片普遍的認識標準,看似無聲卻有聲。”
在交談中,李汝建不止一次地提起創作對象化,“要站在對方的立場上,為中國發聲,千萬別孤芳自賞。”
從李汝建那裏知道,那條十八里長的海路好像更加延長了,因為生長在淺灘裏的蜆子不多了,海洋村的挖蜆人已經開始駕著船到深海中去找生活去了,2002年的那條海路真的成為歷史了。
B.
求生存:
誰是最後的勝者?
李汝建説了句“創作者的心有多大,眼前的生活就有多大。”他那部曠世佳作《農夫和野鴨》可能會是這句話最好的注腳。
2004年,大連本地報紙上的一則新聞讓李汝建為之一動,這條新聞是某地三萬野鴨導致百畝良田絕收。正是這條新聞把李汝建引領到種糧大戶張立民和那群與他作對的斑嘴鴨面前。“媒體人要關注時下的興趣點,現在人們關注生存、生態、環境、法治與民主,種糧人和野鴨就至少涉及了生態、生存和環境三個關注點,這一定是個好題材。”
李汝建為《農夫和野鴨》佈下兩條線,一條是以一隻李汝建為它起名為“阿蘭”的斑嘴鴨,記錄它的求偶、産卵、孵化為線;另一條是以稻田承包人張立民育種、插秧、收穫過程為線。以阿蘭在前三次孵化失敗,第四次孵化成功卻不幸被捕鴨人捉住和老張的稻田沒有被斑嘴鴨偷食而豐收結尾。片中的敘述以懸念遞進,不斷透露出這樣的大命題:人鴨相爭,誰是最後的勝者?三百畝灘塗上,究竟誰是真正的主人?
李汝建説拍紀錄片是用你的生命去陪伴另一個生命,在拍攝斑嘴鴨的一年時間裏,他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隨時開機,捕捉斑嘴鴨出乎意料的舉動。“我們向當地農夫了解,他們説斑嘴鴨膽小、嗅覺靈敏,所以我們在給斑嘴鴨的窩安裝探頭時,事先都戴上皮手套,用手套在窩周圍的草上摸一遍,讓氣味蔓延開來,為的是不引起母鴨的注意,因為母鴨一聞到人的味道,馬上就棄蛋離窩,所以周圍到處都能發現這樣的棄蛋。”
在攝影探頭的另一頭,200米外的工作車上,李汝建兩眼緊盯著監視器,20多天后,斑嘴鴨生産、孵化的完整過程被記錄下來。市裏一些動物專家看完片子後説,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這樣完整孵化的影像,李汝建説,這也算是意外的收穫。
拍攝中,李汝建遇到的意外之喜遠不止這個,他説片中膽小的斑嘴鴨第四次做窩時,就在稻田承包人張立民坐著的地方,伸手可及,可這時幼鴨即將破殼而出,母鴨臥在蛋上,絲毫不怕近在咫尺的人類,一動不動。為了後代,勇氣戰勝了怯弱,顯示出偉大的母性。
在片子的最後,李汝建又拋出那個大命題:農夫和野鴨,誰是勝者?李汝建説:“人鴨大戰的結局是剩下的灘塗又被承包了,野鴨被趕走了,農夫豐收了,好像農夫是勝利者,但是豐收後,大米的收購價格又降了,面對市場,農夫還是勝利者嗎?”
正是這部片子贏得世界自然·野生生物映像節評委會主席羽田評語:“看到了中國紀錄片的進步,為中國紀錄片人有如此關注生態並提出新課題而感到高興。”李汝建説:“我聽出來了,他的潛臺詞是中國在進步。”
C.
看民生:
用七年時間拍了一部片子
儘管拍攝斑嘴鴨和黑尾鷗給李汝建帶來不少大獎和知名度,但他説自己關注社會問題遠大於自然問題,“我所有的作品都沒有離開大連,因為身邊的事對我們有影響,我們對它們有感覺。”
在《這是我的家嗎?》一片中李汝建直面養老問題,“忙碌甚至搏命的年代,誰來照顧我們老去的父母?”“養老院中的他們幸福嗎?”
在紀錄片《工地》中,李汝建用一組組特寫鏡頭架構故事,每個被採訪的農民工都被問到三個問題:“你是什麼工種的?”“掙多少錢”“掙了錢幹什麼?”在2005年的一年時間裏,李汝建拍遍大連重要施工工地,他説:“原本想拍一個反映農民工性扭曲的片子,但是拍著拍著,就覺得他們是城市重要的建設者,大連的變化靠誰?靠他們!我謳歌的是被一些人淡忘的勞動光榮。”
從2003年到2010年中,李汝建的身影一直飄在西崗區的一座老宅中,他和老宅中的七戶人家都交上了朋友,一部《老宅·七戶·七年》的紀錄片展示了蝸居人們的真實生態,各種故事。“和老宅的人們都混熟了,就算不拍片時,我也過去和他們聊聊,問他們搬沒搬呀,有時還買上東西去看看生病的人,他們反復對我説的就是‘幫俺反映反映’,每次我都説‘好’”。
那七戶人家的面孔不斷浮現,李汝建也不斷地在問自己:“這七年,我兌現了嗎?”終於2010年的一天,正躺在床上的李汝建,跳下床,穿上衣服,開車來到市委一位領導辦公室,送上一張《老宅·七戶·七年》DVD碟片……幾個月之後,這位市領導偶然見到他,跟他説:“市裏一直關注那片老宅,已經納入市裏的動遷規劃中了”,李汝建説:“我代表老宅98戶感謝你。”
D.
問自己:
人生能有幾個十六年?
李汝建專門做紀錄片至今已十六年了,他説干紀錄片是一項寂寞的工作,但是“紀錄片又是所有電視片中唯一能走向世界的片種,世界通過中國的紀錄片來了解中國。”
李汝建説他感覺人生價值最大程度實現的時刻有兩次,“一次是在法國FIPA電視節上,《海路十八里》走向了國際,我走上臺講話時,望著台下清一色的藍眼睛,我由衷地感到我是一個中國人,我代表中國發聲了。第二次就是羽田的評語‘中國的紀錄片在進步’,這對我是莫大的精神慰藉。”十六年,對人生來説,不是個小數目,當年和李汝建一起起步製作紀錄片的人仍在堅守的已沒幾人。
有時站在領獎臺上,李汝建四下一望,經常發現他竟然是唯一的地方檯獲獎者。2011年,他憑藉《黑尾鷗之生死》獲得第五屆“紀錄·中國”獎一等獎,並列的竟是央視的千萬元巨作《敦煌》,李汝建笑了:“我們這小米加步槍和人家精確制導打了個平手。”
在今年舉行的第11屆四川電視節上“金熊貓”獎國際紀錄片評選中,李汝建的《黑尾鷗之生死》獲得評委會大獎,這已經是他連續五次在該獎項中折桂。
採訪中,又有電話打來通知李汝建下月初參加2011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大會,他和他的紀錄片已經被廣電總局列入國産紀錄片及創作人才扶持項目。大連臺是其中入選唯一的城市臺,“這説明咱們大連的紀錄片已經納入國家的視野之內,有了一席之地。”李汝建説:“在紀錄片這一行裏,要想做好,就得經得起痛苦,就得跟自己較勁,有時我也問自己‘人生能有幾個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