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童》背後的故事：那追尋的衝動

胡勁草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2年03月05日 16:1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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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清留美幼童記》一書、即將播出的紀錄影片《幼童》和近期的演講中，我們一再提及：“留美幼童”的故事，像一件珍貴瓷器的千百碎片，散落在中國和美國。在幾乎整個20世紀中，因為有一位又一位尋蹤者的共同努力，那個“美麗而憂傷”的故事，被一筆筆勾勒清晰。

　　其實，歷史更善於遺忘。許多真相成了永遠的秘密，許多人事只剩下變形的傳説。“留美幼童”，這群遠説不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命運故事居然可能活生生重現於今日，不能不説有一份僥倖和偶然。

　　美國朋友特維（Ben Tivey）也是“留美幼童”史料的熱心搜尋者，他在和錢鋼一同核對公墓裏的碑文

　　我們時常被問到，那120名孩子的巨細靡遺的資料是如何被保存下來的？緊接著的另一個疑惑，卻連我們也不能完全解釋：在美國，在中國，那一個又一個身份不同、處境迥異的尋蹤者和史料的珍藏者，和“留美幼童”有什麼樣的不解之緣呢？

　　我未能考明，民國初年，那位曾徘徊北京、天津街頭的美國牧師亞瑟.羅賓遜（Arthur G. Robinson）的更多背景。當“洋務運動”時期的“留美幼童”已然凋零之時，羅賓遜卻開始追尋他們的故事。2002年，我們在美國見到的第一份資料就是“羅賓遜文件”（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earliest Chinese Sr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羅賓遜逾越傳教士的“職務行為”，想撰寫史學論文，甚至申請美國的學位；結果，合乎邏輯地被擋在了學術殿堂門外。

　　可是那“不解之緣”沒有斷。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拉法吉（Thomas Lafargue）博士又開始蒐集“留美幼童”的史料，並意外獲得了羅賓遜牧師贈與的資料。1940年，這個40歲的學者來到硝煙瀰漫的中國，訪問碩果僅存的“留美幼童”，回國後寫成有關中國“留美幼童”的第一部英文著作《中國最早的一百人》（China’s First Hundred，1942）。書的封面是一幅木刻，一群穿長衫的中國青年，排列方陣，雄赳赳跨越太平洋，前進方向寫著兩個字：西方。拉法吉用意了然，然而在人類生死存亡之秋，他對“中國現代化”的執著研究卻過於“奢侈”了。

　　此後的三十年，“留美幼童”的故事幾乎無人問津。這時，奇跡般地出現了一位高宗魯先生。似乎已經熄滅了的搜尋火把於是復燃，並由此繼續“接力”傳遞。

　　1972年，在當年中國幼童居住過的康涅迪格州，旅美華裔學者高宗魯先生投書報章，感慨“中國幼童留美”的歷史已過去整整百年。他的投書，引來一位老婦人的信。原來老婦人的祖父曾是中國幼童詹天佑的小學校長，她家珍藏著當年詹天佑寄給他們的京張鐵路工程攝影集！並非歷史學家的高宗魯先生，從此把數十年人生歲月全部交給了尋蹤“留美幼童”的漫漫旅程。那年他40歲，和拉法吉到中國追蹤幼童史料時的年齡一樣。

　　就在這年，仿佛是宿命，高宗魯先生和另一位傳奇式的人物相逢。比他年長的康州歷史學會的金女士（Ms.Phyllis Kihn），竟然已經為蒐集“留美幼童”的史料默默付出了多年心血。30年後的2002年，70歲的高先生帶我們來到康州歷史學會時，我們已經不能與養老院裏的九十高齡的金女士相見，看到的是滿滿兩大紙盒的“Kihn’s box”（“金的資料盒”）。不識中文的金女士，在半個多世紀裏，幾乎查遍當年馬薩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報紙，一筆筆抄錄了所有有關中國幼童的資料。

　　高宗魯先生和金女士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友誼”（高宗魯語），是在追尋“留美幼童”史料的共同經歷中建立的。台灣史學家吳相湘先生認為，高宗魯為填補中國近代史缺失的一章，完成了三大工作：一，經手接收京張鐵路照片等珍貴史料，並將其轉交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二，譯注刊行了拉法吉的著作《中國最早的一百人》（中文譯名《中國幼童留美史》）。三，編譯了《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

高宗魯先生在寓所接受中國中央電視臺《幼童》攝製組的採訪

　　《中國幼童留美史》1982年在台北出版，“留美幼童”書信也幾乎同時在台灣《傳記文學》雜誌連載。但在中國大陸，我和許多朋友對此卻茫然不知。

　　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聽説“留美幼童”的故事--好友姜鳴在復旦大學讀書時，曾耗費相當於兩個月生活費的百餘元人民幣，到圖書館複印了《中國幼童留美史》。對於《大清留美幼童記》一書和紀錄片《幼童》，創作的衝動事實上正是來自姜鳴十多年前繪聲繪色的講述。在這位海軍史專家的激勵下，1988年我完成《海葬--大清北洋海軍成軍100年祭》一書，同時開始留意“留美幼童”的史料。然而“留美幼童”的史料久久難覓，直到1994年，我發現我的朋友戴晴有一堆陳年的台灣《傳記文學》雜誌。我至今記得那個炎熱的日子，戴晴和女兒大汗淋漓地把成捆雜誌運到我家門口。雖然那捆雜誌中，僅有少量“留美幼童”書信。

　　那種資訊的封閉是後人難以想像的。2001年，我作為訪問學人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一天中午，下山到九龍逛書店，被突降的暴雨澆了個濕透。意外的驚喜，卻是終於在佐敦集成書店訂購到了《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

　　更沒有想到，從羅賓遜牧師手中交下來的“接力火把”，戲劇性地傳到了我的手上。

　　我所訪問的大學服務中心（今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有一盆曇花，某日將“一現”，因此有一個派對。曇花比預計的時間晚開了一個小時，來自美國的藍夢林女士（Patricia M. Thornton）一邊守候一邊和我聊天，她問，你去過美國嗎？如果有機會，想去美國哪個地方？

　　我説，想去哈特福德。

　　她聽成了--或想當然地認為我説的是--哈佛大學。

　　“不，”我説，“我想去哈特福德，康州的首府。”

　　藍夢林驚詫地睜大了眼睛。她説那是她的家、她的學院所在的城市。“你為什麼--？”

　　“是因為一個中國人，叫容閎……”

　　“容，紅？女孩子？”

　　我想起來，容閎以及他所帶到美國的幼童，大多數人的姓名都是用粵語發音拼寫的。於是我説出“Yung Wing”，這個藍夢林和哈特福德人所熟悉的名字。

　　感謝那遲現的曇花！就在這晚，藍夢林決定向她的學院提出請求，邀請我赴美國訪問。而藍夢林自己，也饒有興致地加入了史料搜尋者的隊伍。她一回美國，就驅車到耶魯大學參加有關容閎的研討會，並給我寄來大批資料。我從中第一次看到1875年美國《哈潑斯》週刊上那幅中國老師訓斥幼童的木刻畫。2002年夏，如同在夢境中，我已經站立在“留美幼童”當年生活過的地方。

　　藍夢林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她天天早起，駕車送孩子上幼兒園和學校，然後開始緊張的教學。可她仍然擠出時間，幫助我四處查尋資料，包括一一核查在哈特福德居住過的中國幼童的住址，並希望讓我親眼見到留美幼童住過的老房子。

　　那是個星期天，她讓丈夫在家陪孩子，帶我到哈特福德近郊的新不列顛小鎮。為尋找中國幼童住過的房屋，到美國後我四處踏訪；時過境遷，一無所獲，卻心有不甘。我們按圖索驥，依據檔案資料找到一位幼童住過的一條老街。哦，滿眼殖民時代風格的建築！中國幼童130年前住過的地方！當她緩緩駕車，一個門牌一個門牌開過去時，我的心幾乎要跳出喉口。眼看就要到達我們鎖定的門牌號碼，舊建築群“戛然而止”。恰好是在幼童舊居的位置，一座新建的醫院巍然矗立。

　　沮喪之極。我們説了許多互相安慰、激勵之類的話，印象最深卻是她給我的一個青蘋果和一支管狀奶酪。我們相互加油：吃，吃飽了，再找！

　　終於如願以償，是在半個月後。幫助我的，是《哈特福德報》的記者史蒂夫（Steve Courtney）和庫布魯克鎮歷史學會博物館員鮑布（Robert Grigg）。這又是兩位“留美幼童”史料的熱心追尋者。他們不但讓我看到了“留美幼童”譚耀勳住過的房子，而且還看到了幼童監護人卡琳頓夫人130年前的日記本。

　　這是什麼樣的“緣”？

　　2004年3月13日，我在香港作過一次有關“留美幼童”的演講。就在會場裏，有位香港小姑娘過來對我説，她叫Michelle Wong，在美國念中學。她所在的康州華盛頓鎮Gunnery學校，當年曾來過三位中國幼童，一個叫“Lok Wingchuan”（陸永泉），一個叫“Tsai Cunchang”（蔡錦章），還有一個“Ying Fo”（不知是哪一位）。她説，她要做一篇有關這三名幼童的論文。

　　這又是什麼樣的“緣”？

　　除了告訴Michelle ，“Ying Fo”是吳應科（甲午海戰的英雄），以及有關陸永泉的一點背景資料，我能給她的幫助不如她給我的更多。她拿來了我從未見過的“留美幼童”陸永泉在耶魯大學雪菲爾工學院野外測量的照片，還有記錄中國幼童生活的動人資料。那個華盛頓鎮我沒有去過。許多地方我都沒有條件去。我知道，還有許多許多有關“留美幼童”的歷史碎片尚未被人拾起。書出版了，紀錄片就要播放，但對“留美幼童”蹤跡的追尋，一個新的熱浪似乎剛剛興起。“接力火把”到了Michelle她們的手上。

　　在紀錄影片《幼童》的結尾，我們寫道：

　　容閎遠去了

　　容閎的幼童，那一百二十個孩子，也早已遠去

　　這是一個百年的傳奇

　　一群孩子的悲歡離合

　　一個古老國家的命運跌宕

　　他們是荒原中第一個探路人

　　是驚濤裏最早的遠航者

　　他們歡樂

　　哭泣

　　成功

　　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