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過去三年多時間裏,作為一名電視編導,我開始了一次創作過程,用紀錄片的形式去講述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故事。這對我來説是一項有著巨大挑戰的工作,對於兩位先生,和所有生長在今天的人一樣,最初我也是通過流傳在世間的各種文字知道他們。在他們離去半個世紀的今天,我們去講述他們的人生故事,我們想告訴人們什麼?對於距離他們越來越遙遠的後人,我們在這裡開會,紀念他們什麼?
在這部八集紀錄片製作的過程中,經常會和身邊的人有這樣的對話。
“在做什麼節目?”
“紀錄片,梁思成⋯⋯”
“梁思成,知道。建築師。哎,哪些建築是他設計的啊?”然後是期待的目光。
當我不能雄壯有力地用排比句給出一連串建築的名字時,我內心開始知道講述這個故事的艱巨性。有一次打車,出租車在電視臺門口拉上我,車上和司機聊天。北京出租司機向來以博學廣聞出名。司機問我做什麼節目,我不是太有把握地説出梁思成的名字。結果那位師傅馬上接話:“哦,就是那位一事無成的⋯⋯做他幹嘛。”
我疑惑地看著他,不知到他是否真知道自己説的誰。師傅馬上補充道,“不就是那個北京剛解放,保護這個,保護那個,最後啥也沒保護了的那個嘛。”
我無語,司機師傅的話我可能永遠都忘不掉,內心也在告訴我,我要講述的這個故事的殘酷性。
製作梁林的紀錄片,對我來説,整個過程都在不斷去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在今日講述他們的人生故事,我希望告訴人們什麼,並且不斷在今日我們生存的世界尋找答案。
一切從閱讀他們留下的浩瀚史料開始……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資料室有一排書櫃成列著中國營造學社資料, 我開始一本一本地翻閱、做筆記,裏面的影像是會説話的。它們會把你引向你該去的地方。而每一件你看到的史料:一幅照片、一段文字、一頁檔案,它的背後都在講述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記得在重慶市檔案館,我們發現了1938年國民政府頒發的給中國營造學社社員古建考察的護照,上面寫著,“茲有中國營造學社社員梁思成,現年三十九歲 廣東新會縣人,由重慶到各處調查古建築遺跡,特發給護照。希沿途軍警查驗放行,勿阻。”西南古建考察的時間正是抗戰進入到最艱苦的時期。這已經不是三十年代林徽因信中寫道的:坐在三等車廂中,被跳蚤咬得慌,不好意思在身上亂抓。此時的中國營造學社社員進行的古建考察活動發生在抗日戰爭日益慘烈的1938年,夾雜在不斷涌入大西南流亡人群中,非常不和諧地有幾位帶著行李鋪蓋卷考察古建築的學者。
難怪日後拜訪李莊後的費正清先生會在他的回憶錄中寫下:“我為我的朋友們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的堅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動。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生存門道。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面接受了最原始的農民生活狀態,一面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
其實,所有的故事都在那裏,只是等待我們去閱讀,去傾聽,去撿拾,去講述……
用影像講述歷史
因為是做電視紀錄片,於是還有很多時間,我們帶著攝像機的鏡頭遊走在今日的中國大地,講述的是昨日的故事,但是你看到的是今日的影像。
紀錄片第四集“流亡”。李莊的故事,月亮灣,中國營造學社舊址,今天經過復原已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自然也是著名的旅遊景點。李莊六年,是抗戰期間梁家流亡生活中最悽慘的六年,林徽因幾乎全部在病榻上度過。病困交加的一群知識分子在這裡仍然堅持他們的學術研究……空空的舊址是我們講述曾經故事的載體,我們在這處舊址拍攝了很多次,白天的鏡頭、黃昏的鏡頭、晴天的鏡頭,苦等下雨的鏡頭……
拍攝過程會不斷被旅行團打斷,那時,我們停工、等待。等待的過程中,我一次一次聽到導遊對這處“景點”的介紹……關於營造學社舊址,關於這裡住過一批研究中國古建築的人,聽眾基本無甚反應;關於這裡曾經住過的一位才華橫溢美麗但不幸的女子,關於她的愛情故事,關於徐志摩、金岳霖,遊客開始嬉笑著,調侃著他們聽説的這個女子的一切……照相、上廁所,上車遊覽下一個景點……這基本是每一輪遊客到來重復的內容。於是,在旁邊的你會産生一種很糾結的情緒,你的久遠的思緒被現實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綁架後,你的內心開始躁動不安,躁動中,你或許會隱約感受到歷史和現實到底相距多遠。
導遊和他的旅行團被我保留在片中,“粗暴地”橫插在另一個時空中臥病在床飽受煎熬的林徽因的影像中間……
這樣的影像敘事在片中還有很多……發生在故事相關地點的“今日”的鏡頭被一次次帶入“昨日”,觀眾無法“集中精力”停留在一個歷史層面的敘事上,他的思維會不斷被“今日”打斷,內心不斷被攪動,情緒會受到波動……帶著跨越時空的情感他再次回到歷史敘事的從前,此時,他看到的就不會再是那個單一時空的“從前”了。⋯⋯其實,這只是編導將整個創作過程中所經歷的一些真是感受,還原給了觀眾而已。我自己做這部歷史題材紀錄片的過程中總是覺得,將管看著的思緒帶入歷史故事本身僅僅完成了一半的目的,讓“歷史”和“現實”碰撞是我心底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儘管影像和影像的組合是編導提供的,但産生碰撞的是觀眾自己的內心。
記得我做節目後期的時候,我的後期剪輯是一位80後小姑娘,她在跟我做這部紀錄片之前的主要工作是做各種晚會,特別歡天喜地。我和她將近一年的時間在一起,每天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把一幅一幅的畫面剪輯在一起,同時不斷地聊天著每幅畫背後的故事⋯⋯這個小姑娘是北京長大的,她的家就住在王府井邊上的衚同裏。有一次到機房後,她跟我説:我現在走在北京街頭的感覺,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樣了,好像知道了許多這個城市的故事。我聽後很欣慰。這個小姑娘應該説是本片的第一位觀眾,而且是一位很年輕的觀眾。從她身上我也意識到:這個故事應該是一個我們生活在今天的人能夠聽得進去的故事。
聽“老玄武”講故事
在拍片子的過程中,我非常幸運的拜訪了許多位“玄武”老師,聽他們講他們的老師的故事。(清華建築系的前四屆學生有一個共同的綽號“玄武”)。在和他們交談聊天過程中,你就會意識到為什麼有人説誰誰誰活在我們心中。梁林兩位先生真的活在各位老師的心目中。採訪張德沛老師,回憶他在清華水利館前第一次遇到林先生的情形。我們機房的同事每次在機房一看到張德沛老師就會説“very attractive”;朱自煊老師,提到建築系在水利館大教室中充滿各種歡聲笑語的故事;王其明、茹競華老師,我以前在各種回憶錄上看到她倆的名字,一直以為這是一對夫婦,等我打電話約他們的時候我才知道她們是清華建築系第二屆的兩位女同學,她們爽快地接受了我的採訪要求,並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能不能我們倆兒一塊兒接受採訪”,我當然答應了這個要求,也非常感動於這兩位保持了半個世紀友誼的女生;我去拜訪劉小石老師若干次,每次談話我都被劉小石老師的坦誠所打動;⋯⋯所有所有的故事有很多,最後可能沒有辦法完全收錄在我們這部紀錄片裏,但是它們都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腦海中,我從來沒有見過梁先生、林先生,但是通過他們的採訪我覺得這兩位先生活在我眼前。所以最後在這部片子第六集的寫作中,我自己真的是飽含激情地撰寫“清華初建”的故事。我當時和片子的作曲説:“請你把清華的校歌做成各種各樣的變奏”,我要將各位老師的講述和校歌的變奏旋律結合在一起,做成一段青春圓舞曲,把它獻給清華建築系的初建,獻給各位老師的青春年少,獻給各位老師的青春年華,幸福的、有永遠活在你們心中的老師相伴⋯⋯在這個時候,我真的不覺得是我在講述這個故事,其實是各位老師你們在講述這個故事,而同時,又何嘗不是這片子裏的主人公他們在講述自己生命的故事。
創作梁林紀錄片這幾年的時間,對我來説是一步步走近這兩位先生、感受他們的人格魅力的過程,而且你會發現,當你開始駐足、定睛、凝視、傾聽的時候,你覺得走進他們其實並不是太難,因為你會發現,他們的生命印跡是這樣深深地刻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你根本無法回避——
從劉小石老師家出來的那一段城墻遺址公園到50年後重新修建的永定門城樓;到機房裏那位80後小姑娘看北京城市不一樣的眼神;到今天我們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而人們似乎開始越來越多地反思城市發展是不是和人們希望的安居樂業的目標背道而馳的時候,人們開始越來越多的提到一個名字:梁思成。
梁先生1944年在他的“我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一文中有一段話讓我感懷至深——“如果世界上藝術精華,沒有客觀價值標準來保護,恐怕十之八九均會被後人在權勢易主之時,或趣味改向之時,毀損無余。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我們今天在這裡紀念梁思成先生誕辰110週年,開誕辰會的目的總是要追憶過去、呼喚銘記,但是對於梁思成先生,我卻覺得他好像從來都沒有離開我們,而且離我們越來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