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級校友高峰 從民大走出的央視副臺長

高峰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新浪教育 2011年10月20日 15:4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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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簡介：

　　高峰，中央電視臺分黨組成員、副臺長，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黨委書記、廠長。1955年出生，1983年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2004年獲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1983年分配至中央電視臺專題部工作。從1992年開始先後擔任專題部副主任、紀錄片室主任、國際部副主任、青年部主任。2000年3月，任中央電視臺社教節目中心主任。 2004年3月任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廠長，2005年5月任現職。2002年度獲“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稱號。

　　製作過多部紀錄片及其他電視作品，如《川藏紀行》、《獨領風騷—詩人毛澤東》、《解放》、《蔣兆和的流民圖和丹尼亞的日記》等。

　　出版專著《電視紀錄片及其審美選擇》、《電視紀錄片論語》、《對電視解説詞的解説》等。

　　25年前，一名從民大剛畢業的學生，進入中央電視臺，參加一個少數民族電視欄目的錄製，名為《兄弟民族》。

　　那名大學生叫高峰。

　　而如今的央視十套科教頻道，家喻戶曉。《人物》、《講述》、《百家講壇》、《走近科學》……一大批耳熟能詳的節目，從前期欄目起名、編排排版，到後期索要經費、任務分配，整個傑作完全出自高峰一人之手。“這是我對央視的最大貢獻。”高峰這樣説道，同時嘴角上翹。

　　他79級中文系同班同學金清玉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嘴角經常挂著一絲不易覺察的微笑。”

　　有人叫他高臺長，有人叫他高廠長。這些都不重要，在我們面前，他就是一個師兄——和藹，坦誠。一個上午有一堆人在等著他的接見，他把我們排在了第一個。

　　相依為命的一家四口

　　我們從小就沒有爸爸，在媽媽的關愛下成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全家受盡了磨難。媽媽被打成“走資派”，住進了牛棚，我們成了“黑崽子”，處處受盡歧視。

　　——摘自高峰姐姐高虹的新浪博客

　　高峰説，我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

　　1957年，時任《北京日報》副刊主編的高峰父親被劃為“右派”，先是關進了東北的興凱湖監獄，後來又回到延慶農場等地。1979年父親被平反昭雪後，高峰曾去《北京日報》人事處試圖找些父親的遺物，但卻什麼都沒有了。只找到了一張紙條：高參于1965年12月16日，因患肺病逝世于北京延慶農場。就這麼一張紙，一句話。

　　1958年，高峰3歲，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高峰的母親——當時在北京回民學院教書的閃一昌老師帶領兩個班的同學回寧夏支援，一同回去的還有她的三個孩子：高虹、高峰和高華。

　　閃老師這一去就是大半輩子，直到1994年離休才回到北京。

　　“我從沒見過父親什麼樣，沒見過也就罷了，可你從小就被告訴父親是個壞人，被擱在監獄裏頭。同樣是在西北，你跟別的孩子還是不一樣。”

　　閃一昌是個多才多藝的人。1948年考大學，就被當時北京僅存的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三所大學錄取。她最終選擇了北京師範大學，因為北師大免學費。

　　父親被關進監獄，家庭的重擔全落母親一個人的肩上。她獨自帶著三個孩子，背著沉重的政治包袱，又是遠離家鄉來到寧夏，一個女人所承擔的壓力可想而知。閃一昌是堅強的：對於寧夏的教育事業，她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對於孩子，她教授其知識，更傳遞了不畏困難的精神。

　　當時的條件及其艱苦。《中國民族報》曾這樣描述：“冬天寒風凜冽，高虹身上常常被凍得長滿了凍瘡；而夏天來臨時，她又會被蘆葦蕩裏的蚊子咬得一身包。”

　　剛剛恢復高考是1977年冬天，高峰和妹妹同時去參加，高峰失利，妹妹卻是十分優秀：數學得了滿分，其餘成績也很優秀，是寧夏文科考生中的佼佼者。然而1977年，雖然破除了“唯成分論”，“成分”的陰影卻並沒有完全散去。因為出身不好，幾乎沒有學校願意接收高華。後來《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要求專門糾正高考中子女成分問題的毒瘤。最後，高華去的是華南師大的中文系，沒有去成北京。

　　1979年高峰再次參加高考，妹妹高華前去陪同。後來高峰在《高貴的妹妹》一文中這樣寫道：

　　“我永遠忘不了1979年高考的一天，當我答完試題，準備收筆交卷的時候，隔著教室的窗戶向外一望，大門口站著數不清的等待考生的人們，我一眼看到了你，你站在最前面，雙手握著大門的鐵棱，我甚至能感覺到你正踮著腳尖，臉上挂著焦急的情緒，這種神態，這種行動往往體現在長輩的身上。而你只是我的妹妹……”

　　1995年，高華因病去世。一個才華橫溢的女子，英年早逝。

　　1998年，閃一昌逝世。她的子女，以及1958年跟隨她赴寧夏的幾十名學生，共同為閃老師立碑。墓碑上也刻著高峰父親的名字，但高峰父親早已屍骨無存了——1965年高峰父親逝世與延慶農場，幾年後高峰一家才得知這個消息。

　　另一版本的“叛逆”

　　“我覺得我人生一直還是比較快樂的，很快樂地活過來。受壓抑的程度沒有使我一蹶不振。”一直以來，這句話被他挂在了嘴邊。

　　童年雖然過的清貧而艱苦，可他依舊在快樂中長大。小時候家裏沒自行車，向夥伴借著學，很快就是騎車高手了；上了學之後，運動會、音樂會，無人能搶他的風頭；78年寧夏二中恢復上課，教室沒窗沒門沒桌椅，為了不帶板凳上課，他曾指揮班上男同學把教室附近的大樹斜著搬進教室，大家坐在樹上上課，怡然自得……

　　高峰總有一種尋找樂趣的能力。

　　中學時，高峰酷愛文學，對數理化卻是一竅不通。“當時沒學過數理化，數學基本是放棄的，一看就頭疼，也沒好好學。”他笑道。

　　當時高峰參加了宣傳隊、運動隊，拉琴、唱歌……生活豐富多彩。可是高中上了一年，高峰再也不想繼續上學了。高峰有一點少白頭，於是他指著頭對媽媽説：“就別讓我上學了，你看我頭髮都愁白了。”

　　後來高峰就休學去考了寧夏京劇團，這一待就是整整八年。雖然專業是長號，但他卻拉得一手好手風琴。

　　08年10月份，高峰去米蘭領 “《築夢2008》——2008國際電影節最高獎” 。“你猜我買什麼了？”高峰揚起了眉毛，“我把一台手風琴給扛回來了——意大利的手風琴是最好的，我二十多年沒拉了……”他笑得一臉得意。

　　77年高考高峰成績雖然沒有妹妹好，但也可以去寧夏大學。但他的理想是當一名話劇導演，為了等中央戲劇學院1979年導演係第一年招生，高峰沒參加78年的高考，79年還參加了中戲的藝術考試，沒有被錄取，高考時他就直接報了中央民族學院。

　　民大，一生的起點

　　去新影廠時，一位新影廠的職工問：“你們是哪個學校的？”我們回答：“中央民族大學。”那位職工興奮地回答：“民族大學好啊，我們高廠長也是民族大學的！”

　　見到高峰時，他説道：“如果是官員求見，我不一定會接見。但對於母校的這本刊物，我是要支持的。”

　　高峰的母校情節，可見一斑。

　　1979年進入中央民族學院中文系。民大校園裏，高峰是個“風雲人物”。被譽為多重性格的高峰，很多時候看上去沉穩、內向，可在各類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卻是熱情和奔放。在校期間，他曾是校學生會兩屆副主席，學校文工團的團長，學校樂隊的指揮。

　　大學時，高峰仍然愛玩——文工團、樂隊、體育，這些在他看來都是玩，但同時他是很勤奮的，學習成績也很好。當年的高峰熱愛寫作，一直筆耕不輟，還寫過好幾個話劇劇本。“努力地嘗試了一些自己一直以來希望感受的東西。”沒想到在踏入工作崗位後的幾年，優秀的寫作能力讓高峰如虎添翼。

　　“我有兩大優點：除去社交能力外，其次就是寫作能力——進入央視後，一些重要的晚會別人都是請人撰稿，我都是自己一個人寫，在單位中就慢慢地成為骨幹了。”

　　他的大學同班同學金清玉説道：“當年在民大，無論是在系裏還是在學校高峰都很有名氣，是個凝聚力較強的人，組織能力也很強。”

　　1977年即到民大教書的李嫻霞老師説：“那時很多學生其實學習很盲目，但高峰很有思想、有頭腦。”

　　大學時中文系搞舞會，高峰在舞會上認識了78級的中文系的楊瑞雪。不久兩人就相愛了。“那後來呢？”記者好奇的問道：“後來？”高峰頗有些得意的笑了，“後來就畢業了，再後來就一直到現在了。”

　　當時中文系有好幾對戀人畢業後結婚成家，其中就包括高峰夫婦。楊瑞雪畢業後曾到日本留過學、當過全國人大代表，如今是出版界赫赫有名的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長。

　　2006年9月，高峰被中央民族大學聘為兼職教授，時任校黨委書記、校長的鄂義太為高峰頒發了聘書。

　　高峰認真的對記者説：“我受益於民族大學，並且在繼續受益：我所從事的工作，始終沒有和民族文化脫鉤。儘管之後再去尋找學歷，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整個受益是從民大開始的。”

　　大學是培養人社會能力的地方

　　如今的民族大學作為少數民族最高學府，從客觀上看，還和很多一流大學還存在一些差異和差距。針對當前一些民大學生妄自菲薄的心態，高峰給出了自己的見解：“人在任何情況下一定都要自信。一定要記住，我們之所以能上民大，我們是這個民族最優秀的人。人有我無，人無我有，這很正常。我們學校裏這種多民族關係、民族認知在其他學校是得不到這種滋養的，只要把別的學校沒有的東西吃透，就是最好的。”

　　可能對於高峰來講，他當年的選擇就是，既來之則安之，將民大的所獨有的精華吃透，才擁有了對中國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走向社會後有了別人無法具有的優勢。

　　“如果每個人能珍惜這幾年的生活，能夠在中國的民族文化中有所了解，其實這筆財富還是非常巨大的。因為大部分人還是在民族地區從事工作，民族責任首先是最重要的。”

　　想起當年在學校裏參加的活動，高峰感慨：“在大學多參加活動對能力的提高及其重要。

　　他提起了新浪博客上第八個人氣過千萬的博主Acosta。Acosta書寫得很好，詩寫得很細膩，在網上遊刃有餘，“可我們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基本沒有太多跟我説話的能力。”高峰爆料，“在現實中，他説話還是習慣用手而不是用嘴。”吃一頓飯，他覺得很尷尬，Acosta也很痛苦。

　　“我們同學在待人接物方面亟需培養和鍛鍊，從事社會活動的能力很重要。大學是培養人社會能力的地方，在大學裏如果沒有把自己的這方面鍛鍊好，你就沒有機會在單位中得到鍛鍊——你在單位中一開始就不可能是一個讓人注目的人，你就註定是一個跟在人們身後幹活的人，這對你將來的發展會起到障礙。你將永遠只能接受別人的關照，而不能去關照別人。”

　　作為過來人，他坦言：“畢業後，沒有一個單位會去重新培養你接觸社會的能力，這也就意味著你再也沒有機會了。因此，在大學裏多參加學生活動是及其重要的，在得到鍛鍊之後，你參加工作就能很快地適應。”

　　“如果你一到單位，就讓別人覺得你很能幹，能夠獨立去操作一些事情，你很快就會嶄露頭角。這非常重要。”

　　成功的後面是重新開始

　　儘管沒有考入中央戲劇學院導演係，但中央民族大學(微博)，依然成就了高峰的導演夢。人生很多時候會出現變化，而這些變化可能是以前從來都沒有想過的。

　　高峰畢業那年，恰逢中央電視臺要成立一個少數民族的電視欄目《兄弟民族》，要求在中央民族學院招三名畢業生。“後來只去了兩個，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能走到電視行業，首先要得益於我是民大的學生。”他補充道。

　　進入央視後，他埋頭苦幹。“很多年一直在做民族的、風光的的紀錄片，走遍了中國邊疆，但大的城市幾乎沒去過。”

　　二十多年來儘管一步步從主任做到副臺長，高峰説他始終有一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始終把自己看成一位導演，並且始終沒有斷過。“直到現在，我的理想還是當一名導演。”

　　“總有拍不動的時候，等再拍幾個電影后，我就到大學裏講課。”高峰説自己一直在努力奮鬥，2005年在北師大拿下文學博士的學位，“就是想到大學當老師。”

　　談及已經著手準備的哈薩克題材《永生羊》等三部民族題材的電影故事片，高峰興致盎然。“現在又回到民族題材方面了，又回到中央民族大學對我的影響了。”而已經十易其稿的《永生羊》的作者，是高峰當年的大學同學葉兒克西——新疆文聯副主席。

　　“我唯一剩下別人無法趕超我的：一是把紀錄片的理念融入電影，使電影更真實，其次就是對民族題材的認知。”

　　高峰説，身為導演，這三部電影，將是他的封筆之作。

　　後記：

　　人數與年俱增，永不枯竭，永遠充滿生機和活力；有智慧、人才薈萃；年齡、地域、職業等分佈廣泛。這，就是校友。

　　不敢説高峰是業績最為突出的那個，但是，他卻是我們採訪的第一位知名校友。當這樣一位身居要職的官員活生生的坐在我們面前，他的坦誠和親和，消除了之前的一切光環，仿佛告訴我們，他只是我們的一位大師兄，老校友而已。

　　民大將來想要創品牌，出聲譽，離不開校友的鼎力支持。

　　榮辱與共，你興我興，你亡我亡。只有當每一個民大畢業生好了，民大整體水平才會上去。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校友和母校之間，永遠是一種割捨不斷的親情。而如今，他們離我們並不遙遠。今天，他們以母校為榮，我們以成功校友為豪，他們不僅是我們奮鬥的榜樣，更是鼓舞我們前進的動力；不久後的將來，千千萬萬的高峰們，正在崛起和成長。

　　民大的輝煌，靠的是每一個人努力。

　　你，就是下一個高峰。

　　(全文節選自《CUN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