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人陳真：走在時間的前面

陳真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15日 11:5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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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我們沒有必要框住自己，創新的錯和對由後人評價，我們永遠堅守自己的一個理念就是要向前、要創新、要擯棄自己原來所熟悉的東西。”——陳真

儘管採訪過程中，陳真不止一次強調雖然現在的工作內容遠離了他所感興趣的紀錄片，並非他所追求和嚮往的，但是它很重要，所以就為了這份重要，為了這份信任，他也會踏踏實實工作。然而他言辭之間還是忍不住略帶酸味的抱怨：“別人干紀錄片理直氣壯的，我卻顯得像偷偷摸摸似的，名不正言不順。”

陳真現在的職務頭銜是“中央電視臺總編室審片部副主任”，主要負責央視電視劇的審查，工作內容已經和紀錄片完全脫離關係，但是依然在業餘時間從事紀錄片創作，“咬著牙堅持著”，沒辦法，誰讓他“就好這一口呢”？

和許許多多中國紀錄人一樣，他們最清楚不過在中國從事紀錄片創作的步履維艱，但依然興致勃勃地堅持著，即使再多的困難也抵不過那輕飄飄的一句——“你不就好這一口嘛！”……

陳真最近的作品是歷時三年多完成的人物傳記片《錢學森》。

 “《錢學森》做得很艱難，因為錢學森比較神秘，導彈屬於軍事機密，所以他從事的是機密的研究，沒有什麼素材、影像，而且這個老頭兒脾氣比較怪，他一般不接受外面採訪，所以大家對他了解比較少。還有他在世的時候不讓別人宣傳他，所以很少有現成的資料。那時候我們白手起家，通過我們找來的素材、資料，一步一步慢慢篩選，從零開始創作。”

    這部片子完成後又經過精心製作被納入中國教育電視臺大型人物系列紀錄片《科學家的故事》中，作為其中的一集播出，廣受好評。同期推出的其他幾集相比，《錢學森》這一集有著非常鮮明的特色。他並沒有展開長篇大論，在錢學森一生的重大成就上平均落筆，而是在45分鐘的時間裏，選取了錢學森人生當中最為精彩的那段被美國人扣押五年最終歸國的曲折經歷來做文章，集中展現了一個愛國者是怎樣造就的。通過經歷故事來洞察歷史走向和歷史中人物的特殊人格魅力，從而賦予了這部片子一份沉甸甸的質感，讓“榜樣形象”不再那麼空洞。

 “人們都知道，科學家都是愛國的，很可能做出來都是一樣，展現他們怎麼愛國，以身殉國的報國情懷。但是沒有人告訴你，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愛國者不是天生的。”

最近幾年，陳真對如何拍好純人物的紀錄片比較感興趣，《錢學森》只是一個嘗試。如何在缺乏資料尤其是在斯人已逝又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影像資料的情況下去拍攝一部能夠打動人心的純人物紀錄片，而這個命題也正是近幾年業界所討論的熱點話題。

 “我們常見的人物片不是採取用紀錄片的態度來拍攝，不是站在客觀冷靜的立場，而是站在歌頌他、謳歌他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做出來的片子不太像人物片，因為人物片必須很真實客觀地反映他的人生、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成就，同時還要反映他的人性的部分，性格的部分，他的那種無奈、迷茫。我記得我們做《周恩來》的時候，我就希望我們在這個片子裏面不光體現出周恩來的偉大的一面，同時也要感覺到周恩來當時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遇到了一些困難，他的困惑，他的無奈，甚至於他的悲傷。這種東西在《周恩來》這個片子裏是不能表現的，但是對於一個人物來説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中國做人物紀錄片還有很多沒有開發的領地，或者説沒有認識到的一些問題。我們只是想通過這樣的嘗試和探索告訴大家，也有一種可能，可以做的更好一些。”

不停地嘗試，不停地推翻，不停地突破，只是為了找到一種更好的可能——不論是創作內容還是創作手法上，陳真的經歷和作品都真真切切的描繪了這樣一幅“與時俱進”都不足以形容而甚至於要“走在時間前面”的圖景。

和許許多多現在從事紀錄片工作的同輩人一樣，陳真年輕時候特別熱愛電影，那幾乎是他們整個青少年時期唯一的影像娛樂渠道。很多人內心都藏了一個電影夢，但很少有人像陳真一樣，在中學時就為自己的電影夢想實實在在地做些什麼，比如報考電影學院。儘管因為嚴重近視的緣故，陳真沒能如願以償而最終讀了復旦大學中文系，但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陳真的活動中心還是緊緊圍繞著電影而展開。他創辦了復旦大學電影協會，從而在那樣一個電影作為稀缺資源存在的年代獲得了大量觀摩賞析“內部電影”的機會。

畢業後，陳真在老師和同學們詫異的目光中選擇為了實現自己的電影夢想而離開上海隻身前往北京。陰差陽錯中，陳真沒有能去到最初的選擇地——“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而來了中央電視臺海外中心的前身——當時正當用人之際又人才濟濟的“對外部”。在信息閉塞的環境裏，中央電視臺對外部是國內少數幾個能夠看到國外片子的地方。

 “在20多年前，在國內，我大概算少數幾個看過相當多的境外紀錄片的人。我們這裡有懂外語的人才，他可以給你翻譯。不像現在有碟，那時候拿盤錄像帶都不容易，家裏都沒有錄像機的。我們沒事幹就把那些人家過路送來的這些東西轉下來，轉成帶子自己看，讓朋友來看，好多人都是通過這些外國的片子受了影響。包括第一代，現在比較大腕的吳文光、康建寧……其實都是這時候來我們這裡看的。吳文光就特別客氣，總説我是他老師，其實我不是，就是因為我給他看的，看了之後一起談談，他一下子受了很大的啟發，就知道原來片子可以這麼拍。”

1988年 在雲南瀘沽湖

於是後來學界業界津津樂道的“中國新紀錄運動”的萌芽就從這兒開始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各種傳播途徑，人們開始陸續看到這樣一些影片，無論選材的角度抑或表達的方式乃至影片的工藝技術品質上，它們都和大家以往前所認識的中國紀錄片有了很大的區別，它的真實感，和個人書寫的出現，也朦朦朧朧地吻合著一個抒情神話、國家神話時代的終結，和敘事、當下、具體的時代的開始，為觀眾提供了從名人、大事回歸到普通人現實生活的視角，從而構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對日後的中國紀錄片創作發生了不可逆轉的關鍵性影響。而陳真則是這場讓記錄走向民間，讓邊緣走向核心的運動的早期參與者和推動者。

回想起當年幾個人圍坐在一起看片子，討論片子的情景，陳真的語氣也變得輕快留戀起來。

在央視對外部，陳真參與拍攝的第一部大片就是30集電視系列專題片《黃河》。

 “《黃河》現在沒有人記得住，名噪一時的《河殤》就是《黃河》的副産品。《黃河》做了30集，拍了3年多，這是我第一份工作，當時他們騙我説去一個月，年輕人輪換，沒想到我去了之後他們對我印象特別好，那幾個老頭，相當於我師父，就帶著我，都對我特別好，説‘別回去了，別回去了。’所以我就沒回去，也沒換人，我就從源頭一直跟到入海口，全參加完了。”

與後來的《望長城》類似，電視系列片《黃河》也是央視與日本合作拍攝製作的，在這樣一個國際合作的攝製組，年輕的陳真較早的接觸到了不一樣的拍攝理念和拍攝手法。

 “日方有一個很好的攝影師，個子特別小，他從來不聽我們的話，總是自己扛著攝影機，我們得跟著去抓住他。他總是東跑西跑，那時候怕暴露我們中國的醜惡現象，但是看他拍回來的鏡頭確實不一樣，他就到各地去抓那些他認為有趣的有意義的畫面，他的鏡頭一個是有現場感，我們那時候編片子最怕的就是鏡頭不成組，你不能東拍一下西拍一下，起碼要組織在一個小段落裏，每一個特寫都要有過程。第二個他的鏡頭更講究意境，有一些電影語言方面的隱喻和象徵，不像我們的鏡頭停留在表面紀實記錄，這個對我也是有很大觸動的，所以我的第一課是在實踐當中摸索學會的。”
在《黃河》攝製組“喝了點兒狼奶”的小青年們因為意識到了我們自身創作理念和手法上的落後而不可避免地跟“老頭子”們産生了分歧和衝突。而這種分歧和衝突恰恰是新生的中國紀錄片的第一次自我突破的新生力量。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大批優秀的“新紀錄片”如《望長城》《流浪北京》《藏北人家》《龍脊》《沙與海》等等一掃往日電視專題片畫面加解説呆板單調的官方強調，“破土而出”，孕育出中國紀錄片尋找創作靈魂的新土壤。

然而就在這個“中國新紀錄片運動”熱熱鬧鬧拉開大幕的時候，已經參與過過《黃河》《中國人》《西藏大祈願》《訪蘇印象》《盆窯村》等大型電視紀錄片創作的陳真卻悄然離開央視，遠赴澳大利亞，繼續深造，學習大眾傳媒。

我很好奇他會在這樣的檔口選擇的離開，陳真笑了笑，説：“完全是因為愛情啊，當時我的妻子在澳大利亞，”不由得讓人心底感慨一句：“真好~”

然而在澳大利亞期間，因為經濟原因，陳真不得不在讀了半年之後就退學了，繼續開始做紀錄片，拍攝了《夢屋》《澳大利亞中國城》等作品。

1995年，回國之後的陳真一度嘗試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另外的規劃，也曾開過幾個公司自己當老闆，也曾西裝革履地供職于外資電視公司，然而都不很成功。

 “我已經不想在做拍片子這些事了，但是不拍片，我做其他的又都很失敗”。談及自己的那段經歷，陳真一臉坦率、一臉無奈，沒有辦法，似乎連命運之手都要將他和電視捆綁在一起。

2000年 在布達拉宮

 “要感謝時間，就是當時《東方之子》的製片人，他要做一些新的項目，就找到我，幫他一塊兒策劃兩個節目，一個是真實再現，一個是脫口秀。很多人都不知道，《實話實説》我是最早的策劃，因為我對脫口秀比較有研究，就跟他説真實再現緩一緩，先做脫口秀，後來我就給他弄了一些脫口秀的帶子，最後就做了《實話實説》。”於是，“在社會上漂著”的陳真時隔幾年又調回了臺裏，回到了他熟悉的地方。

 “這幾年，我自己也在想，我們有很多機會改換自己的人生跑道，但我也算一個比較傻的人，一直在堅持，因為自己沒什麼別的本事，就幹這個。”

回首自己的人生軌跡時，採訪過的很多紀錄片人總愛説因為自己沒別的本事，就只能做記錄片了，細細想來，這或許也不是什麼自我謙虛或者標榜，只是在深深沉浸到自己喜愛的東西當中時，人就很難再對旁的什麼技藝花費心思了罷。

九十年代初“新紀錄運動”之後，中國紀錄片在題材上出現了兩個顯著的分支，一種以人文歷史為主要表現題材的紀錄片，如《絲綢之路》、《話説長江》、《黃河》、《望長城》，使這些傳統一以貫之；另一種紀錄片則成為電視紀錄片的主流，題材反映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通過對這些平常生活的記錄來展示人文精神。《東方時空》的“百姓故事”欄目（原名《生活空間》）就是新紀錄運動精神最典型的傳承地，它的口號就是人們熟悉的那句從衚同裏飄出來的“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實際上也成了紀錄片的一個口號，反映了中國紀錄片一直執著的題材取向。
有趣的是，時隔幾年，當“中國新紀錄運動”早起的發起者和參與者陳真回到這個執著的傳承“新紀錄精神”，始終堅持純紀實，原生態的大本營時，他自己反而已經“摒棄了自己熟悉的東西”，在他看來原生態的東西“你喜歡它可以，但是不能迷戀它，甚至就執著于這一種方式。”

2001年，曾經為了紀錄電影《布達拉宮》而拒絕過一次《東方時空》製片人職務的陳真最終還是接手了名牌欄目《生活空間》，（當時已改名為《百姓故事》），但他當時並沒有馬上點起他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不動聲色的看了三個月節目，並花錢買收視率分析數據分析受眾構成、分析收視習慣、請專家會診。

“我接手的是人家一個名牌欄目，但當時的《生活空間》面臨了一個很尷尬的處境，它需要與時俱進，它處於一個變換的關口上。怎麼變，如何變，誰都不知道。《生活空間》一直是走的純紀實，原生態的路子，但是這個路子已經走了九年，老百姓已經開始厭煩，至少在收視率上顯示是這樣的，大家都覺得它問題很大，但我們的編導還抱著這個紀錄片的精英意識，還在用這些比較原生態的拍攝方法和手段來表現，他們迷戀這個東西，你跟他們説的時候他們就哭，不願意改。

在一個欄目運作原生態紀實，當年陳虻能做到這樣是一個奇跡。陳虻擁有特殊的領導才能，他那種周扒皮似的嚴酷，對大家要求的嚴格，培養了一批人。到我接手的時候這些人已經走光了，沒有這種強有力的班底，如果再去拍純原生態的，基本上就會流於一般記錄了。它已經不能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提供獨特視角，甚至也就不能成為一個節目，起碼在創新性上就差了。所以我就找出一些不能變的元素，第一我們站在大眾的立場不變，《百姓故事》最重要的是大眾立場，為老百姓爭得話語權，這也是當年新紀錄片運動的一個理念，但至於它是不是純紀實就不要管了。第二個是影像的紀實影像語言要豐富，要發展，全世界紀錄片中真實電影也就是一種，還有幾十種手法，不能用真實電影一種來涵蓋所有紀錄片。”

在充分調查分析了當時《生活空間》欄目存在的問題後，陳真點起了他的三把火：

第一，將原來的欄目名臣改版為《百姓故事》，針對早間欄目高年齡段、較低收入、較低教育水平的觀眾，將節目準確定位為故事節目。

第二，成立了一個強有力的選題班底，蒐集生活中發生過的精彩故事。將純紀實、原生態的拍攝理念調整為拍攝已經發生過的精彩故事。

第三，所有的拍攝都要寫臺本、寫拍攝方案。調動多種手段，豐富視覺元素，讓節目為觀眾帶來持續穩定的期待。

從國外“喝了狼奶”回來的陳真把當年新紀錄精神的實驗基地徹底改造成了工業化運作的故事類欄目。於是《百姓故事》火了，全國各地以百姓故事為樣本的故事類節目也都活了。

這樣算是對自己曾經追求理念的顛覆和背離嗎？

“我覺得不管做欄目，做紀錄片，第一個就是堅守，第二個就是創新。現在常説與時俱進，其實不只是要與時俱進，要恨不得走在時間前面，要比別人想的早想得多。我覺得紀錄片的創新還是有點落後的，目前紀錄片的創新更多的在於內容上的創新，但是紀錄片的手法、創作理念這些方面的創新好像都特別保守，人家做娛樂的、新媒體的，什麼都來，我們怎麼就傻乎乎的一直這樣？我們有一個國際紀錄片的評委，林旭東老師就總説（因為我們）‘所見有限’。我們做欄目的人多，我們沒有必要框住自己，創新的錯和對由後人評價，我們永遠堅守自己的一個理念就是要向前要創新，要擯棄自己原來所熟悉的東西。”

遺憾的是，時隔十年之後，由於種種原因《百姓故事》最終退出了觀眾的視野。

新舊永遠是相對概念，曾經驚艷了我們目光的新鮮事物總有一天會隨著我們眼界的開拓而變得普通甚至落伍，只要我們還願意為了找到一種更好的可能而去不停的嘗試，不停地推翻，不停地突破，需要堅守的不過是心底最初的夢想而已。

 “我們這一批60年代出生的人，人家説是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這一撥人裏，我認識的很多人都喜歡電影。當年物資很匱乏，人的個性又遭到扼殺，電影是個造夢的工廠，當我知道可以通過電影這種武器，用影像語言來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這個可能就是我從事紀錄片的初衷。”

在多年的紀錄片創作過程中，陳真似乎並沒有特別執著于哪種類型風格題材方面的偏好，而是不停地在做各種各樣的嘗試。儘管獲獎無數，好評不斷，但提到過去這麼多作品當中最滿意的片子或者最難忘的時刻時，他雖沒照例説“下一個”，但也總是揮揮手説：“都過去啦，都過去啦”，認為自己從來沒有拍過最好的紀錄片，總覺得自己做的還不夠好。

 “我覺得我這幾年一直在做各種各樣的實驗，雖然這些實驗都比較艱難，像《錢學森》是人物片上的實驗，還有一個誰都不知道的《一個城市的奧運記憶》，全面反映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但是很多人沒看過，因為沒有想到，昨天不是剛閉幕嘛，第二天晚上八點已經開始一集一集給你看整個奧運的過程。這是我搞的一種叫快速紀錄片，也叫新聞紀錄片，同步記錄，一邊記錄一邊編，等到事件一結束，就很快速地播放出來。《人民至上》也是一種探索，當與國家命運相關的大事件發生時，咱們怎麼去記錄？

我對紀錄片要求比較高，我覺得它不僅僅是一種紀實的形式，它還應該有很深刻的思想，有非常個性化的表達，還有一些我覺得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東西，就是看了這個片子我會自認為受到了很大的啟發的那種。”

儘管初見面時陳真圓潤的身材和總是樂呵呵的笑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深聊之後發現，好吧，他的骨子裏依然是一副步履匆匆，眉頭緊鎖，時時沉思的典型紀錄人的樣子，還添了些許完美主義的執拗勁兒。在提到理想當中的工作狀態時，他的話更是坦率的道出了這一代中國紀錄人所有的心聲——

 “理想當中的工作就是沒有人干擾的，自己想做啥就做點啥。其實想想我們這代人很悲劇的，一直在被動地工作，不是主動的，不是我主動地想到一些什麼事就去實現它，這叫帶著鐐銬跳舞，你也跳得很好，不戴鐐銬會不會跳得更好呢？那也有可能不會跳了。所以一直是這樣，受到束縛的。要遵從一些東西，雖然也在反抗，但這種反抗永遠不會得逞的，最後發現也許這些反抗是無益的，是無效的，是沒有必要的，所以不需要反抗，但是這些反抗是我們個性當中與生俱來，因為我們希望有一些獨立的見解，不需要趨同的，大家都墜入這種集體無意識，應該有些我們清醒的認識，客觀的認知，再有一些能夠個性化的表達出去。表達什麼東西我不知道，也許表達的也是錯的，但起碼我是真誠的，在説我想説的。”

[2012年《中國電視·紀錄》第三期   文/梁振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