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導演田壯壯和陳真：別讓紀錄片走得太難

陳真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15日 11:2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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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紀錄片市場的委靡已不是一個短時間的問題，因此，當兩部純商業發行的電影紀錄片《德拉姆》和《布達拉宮》在院線放映時，立時成為媒體競相捧逐的對象。就在它們熱度漸退，即將處於人們的關注之外時，第十屆華表獎再次為它們吸引了眾多的視線。兩部片子雙雙榜上有名，分獲優秀數字電影獎和優秀紀錄片獎。

      進院線，獲獎，是否昭示著中國紀錄片的春天已經到來了呢？

　　兩部片子的導演田壯壯和陳真分別從電影和電視的角度，對紀錄片的市場問題、出路問題進行了分析闡釋。所言或許尚不能蓋全，但卻從一些層面較為深刻地揭示出中國紀錄片市場的現實狀況。

　　讓田壯壯談市場，似乎並不是他的強項。但作為一名資深業者，市場所帶給他的感悟，似乎更強于模式化的理論。

      田壯壯：不是萎縮，是基本沒有市場

      紀錄片、電影，無“楚河之界”

　　曾經，媒體毫不客氣的關於“《德拉姆》是紀錄片還是電影”的提問惹惱了田壯壯。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但這一次，田壯壯首先以一名電影學院教師的責任感，對紀錄片與電影的關係問題做了耐心的闡釋：

　　“如果追溯起源，最早的電影其實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出現的。後來，文學和戲劇開始進入電影，才産生了現在的故事片。也就是説，電影是紀錄片發展過程中的延伸和完善。近年來，由於較強的娛樂性和故事性，以及各種視聽語言的感染力，電影迅速壯大，各類電影片種不斷豐富。與之相比，紀錄片更多帶有文獻的意味，是一種有歷史價值的記錄，而電影則主要突出娛樂功能。從本質上講，紀錄片本來也就是電影。”

　　田壯壯一直強調電影的發展速度，強調電影的多種品類，包括紀錄片。但時至今日，當電影的發展已經相對成熟完善時，我們的電影市場卻沒能和電影的發展“門當戶對”。以至於長時間以來一直誤導著人們：像紀錄片這樣的影片只應是電視的産物。最近一段時間，紀錄片已開始作為“大片”進入影院，像《遷徙的鳥》，像《華氏911》。確切地説，這不是紀錄片對自身領域的新的拓展，而是對於電影的回歸。

　　縱觀很多大的國際電影節，其實從來都沒有把紀錄片棄之門外。今年初，紀錄片《破浪巨人》首次打破常規成為美國聖丹斯影展的開幕電影，而今年5月的戛納電影節，《華氏911》更是以紀錄片的身份大爆冷門捧走金棕櫚大獎。所有這些，都説明紀錄片在電影市場裏地位的復蘇。

　　熱愛，並不等於已經有了市場

　　雖然有國際上紀錄片的張燈結綵作為背景，但在談到國內紀錄片的市場問題時，田壯壯卻很堅決地糾正了記者的“市場萎縮”的説法，而是説“基本沒有市場”。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雖然目前國內有很多的紀錄片工作者，電影學院也開設有紀錄片專業，甚至有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執迷于紀錄片創作，但片子做出來了，卻沒有播放的空間。曾聽人介紹一位紀錄片愛好者，原本生活富足，後來為了拍紀錄片幾乎變賣了所有的財産，為的就是一個愛好。他的作品從沒在商業場所播放過，有過的觀眾也僅僅局限于發燒友俱樂部成員。這讓人不禁為那位愛好者擔心，當他的單向投入徹底掏空了腰包的時候，又該拿什麼來繼續自己的紀錄片事業呢？
　　國外的電影市場相對成熟，就是因為它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商家的經營品種多，觀眾的選擇餘地也大。故事片、藝術片、紀錄片、動畫片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的位置。田壯壯認為，在以上的片種當中，紀錄片更應得到國家的支持。它與故事片不同，不能完全按商業化模式運作，其特有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在社會發展中是長期效應，而非短期表現。

　　早年的影院曾以加片的形式來放映新聞電影製片廠的紀錄片，這是我國最早的紀錄片平臺。而現在，這點有限的空間已被純商業化的廣告所佔領。在田壯壯看來，解決問題的辦法並不是強迫現有的影院給紀錄片留出空間，而是應該建設新的風格類型的影院，專門播放人文、藝術、紀錄等多種品類的影片，走精品影院的道路。

　　田壯壯認為，目前我國的電影市場基本還處在靠院線跑馬圈地的局面。格局和方向雖然是對的，但軟硬體都沒有配套上馬，距真正的産業化還有相當的距離。成熟的院線應該是一條發達的高速公路，能夠包容各種型號的車輛。目前的現狀是，一是跑的車少，二是好車不多，跑得不通暢。
　　
      沒有路，摸著石頭過河

　　田壯壯是個客觀的人，雖然他以自己一貫的直白風格給中國目前的紀錄片下了“基本沒有市場”的定義，但同時也坦承，中國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紀錄片。比如和《德拉姆》同期放映的《布達拉宮》、近期上映的《小平你好》，就都是很好的作品。此外，同樣獲得華表獎的《走近毛澤東》，運用了大量珍貴的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給人以強烈的震撼感，恰如其分地體現了“紀錄”的功能所在。

　　中國的電影高速公路上缺少好車，紀錄片市場缺少好作品，原因就在於起步的艱難。培養一個成熟的市場是件費時費力的事，需要的是敢為天下先的開路先鋒，需要的是真正腳踏實地去做的人。比如田壯壯拍《德拉姆》，開始時只是因為個人感情因素選擇了拍攝題材，只是想拍一部傳統意義上的紀錄片，只想把片子做好。拍完看到了效果，才想到在影院放映。因為要在影院放映，才又在後期製作時追加資金做成影院的視聽效果……每一步，都是摸著石頭一點點走出來的。《德拉姆》總投資二百多萬，其中後期轉膠片等費用就高達40萬左右，約佔總投資的四分之一。且不説田壯壯在額外超支後怎樣四處籌金，片子總是做出來了，也進了院線，最後像模像樣地擺在了大夥兒面前。也許，這就是田壯壯所説的“重要的，是需要有人去做。”

　　用心去做，總有希望

　　片子做出來了，接下來就是發行的問題，田壯壯稱它“是件很難的事”。紀錄片的市場不好，並不意味著紀錄片不好看，關鍵是要給觀眾一個有片可看的市場。《德拉姆》只做了六個拷貝，《布達拉宮》投放市場的是七個拷貝，而《英雄》做了800個，這三個數字似乎可以用“天壤之別”來形容。如果談商業競爭的話，僅從拷貝的數量上，《德拉姆》和《布達拉宮》就足以被《英雄》淹沒了。或許，我們可以寬容地説，電影紀錄片的復蘇才剛剛開始，還遠沒有實力同商業大片競爭，但田壯壯講了一件讓他很感動的事：在新近的百花獎上，獲獎影片《暖春》是山西電影製片廠只有200萬投資的小製作電影，但它硬是靠自己一家一家“磕”院線的辦法獲得了一千多萬的票房收入。所以説，任何電影都是有觀眾的，關鍵看你是不是找對了觀眾，是不是能把觀眾請進影院來，看你是不是真的用心去做這個市場。

　　與之相比，《德拉姆》和《布達拉宮》在商業運作上顯然沒有精彩之處，但不管怎樣，畢竟這兩部純商業發行的紀錄片已經頗具新意地邁進入了院線的大門。那麼，是不是就可以認為這已是中國紀錄片尋求市場出路的一個突破口呢？客觀來説，《德拉姆》能夠進院線，很大程度是因為田壯壯的名氣以及他和院線的私人關係；《布達拉宮》能進院線，是因為後面有央視的招牌。那麼其他人呢？對於那些默默無聞的紀錄片製作人來説，進院線依然是一條漫漫的艱難之路。田壯壯已經很踏實地做了《德拉姆》，還將繼續踏實地去做其它電影，但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

　　確實，作為一名執愛藝術的導演，田壯壯已經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説自己最大的責任就是把片子做好。現在，田壯壯已經飛赴日本拍攝自己的新片《馮清源》，並擁有著一個堪稱豪華的班底：張震、張艾嘉、李雪健、梅保玖、辛柏青，甚至還有在《英雄》和《十面埋伏》中擔當服裝和造型設計的和田惠美。田壯壯有些感動，用他的話説，自己沒有錢，請不起這些人，所有這些“大腕”上這部戲都多少帶著些“友情贊助”的味道。但是，套用資本市場裏的説法—有形資本和無形資本，或許田壯壯沒有富足的有形資本，可他憑著自己對藝術的執著卻贏得了足以請得起這些“大腕”的無形資本。這是一名導演盡到的職責，那麼更大的市場呢？如他所説：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的是更多熱愛電影的人們的共同努力。

　　和田壯壯身上濃郁的電影人特質不同，陳真更多地顯現出電視人的自由和活力的張揚。作為央視的資深製片人，陳真的市場觀代表了大多數電視紀錄片人的心態。

      陳真：市場由誰來做？

　　初涉電影市場，以幸運開始

　　在紀錄片市場裏，雖然《走近毛澤東》、《周恩來外交風雲》，包括現在的《小平你好》等也在影院放映，但都還不能叫做商業發行。到目前為止，能夠稱之為純商業發行的，只有《德拉姆》和《布達拉宮》。

　　陳真自言《布達拉宮》能進院線是件特別幸運的事，這是他第一次進入電影市場。早前，陳真曾親眼目睹過紀錄片在國內市場的“慘狀”。好友陳建軍的《牧魂》曾獲華表獎，先後入圍全球二十多個電影節，並在國外捧得一系列的獎盃，其VHS錄像帶還曾以每盤245美元的售價創美國紀錄片銷售價格最高紀錄。但就是這樣一部好片子，卻在國內找不到放映的市場。

　　相形之下，有了前車之鑒的陳真初涉“商海”便覺心有餘悸，底氣不足。他深知，紀錄片和那些熱乎乎拿在手裏的商業片不一樣，不是選擇誰發行的問題，而是誰肯發行的問題。

　　陳真開始上門求人。幸運的是，華夏老總劉建忠為他打開了一扇門。

　　原本定於2004年2月上映的《布達拉宮》由於一些不可左右的因素被拖到了5月，意想不到的是，這次延期卻成就了一個小的市場。5月，另一部紀錄片《德拉姆》剛好同期在院線放映，兩部在視覺情感上有著相似色彩的紀錄片非但沒有搶奪對方市場，反而互相造勢，在一時間掀起一股小小的紀錄片熱潮。這歪打正著地應了那條商場規則：“做市”要先成“成市”，只有先成就一個市場，才有商家“利好”的可能。

　　賺錢是誰的事？

　　和目前國內紀錄片的現狀相比，《布達拉宮》可算作是“大製作”的片子：共投資600萬，耗時五年，且用膠片拍攝。此外，沖洗、後期，包括聲音等各部分，全部都是在國外完成。可見，陳真是真的想做出一部好的紀錄片來。

　　錢“砸”得“大方”，有限的資金立時捉襟見肘。何況，以五年、膠片拍攝一部紀錄片而言，600萬也確實不是一個大數目。陳真在接受採訪時説了一句挺中肯的話：“我們哪有錢做宣傳啊！”確實，沒錢。陳真不但道出了國內紀錄片市場的現實情況，也反映出大部分紀錄片製作人的市場態度。

　　在投資回報的問題上，陳真表現得出人意料地漠然，他説這不是他所能關心的問題。陳真的態度其實是一個普遍現象。絕大多數“正規軍”的紀錄片製作人都是以電視臺為背景，由電視臺投資拍攝，如同完成命題作文。片子交給臺裏就算完成任務，根本無須考慮賺錢的事情。在這種慣性下，陳真對票房這種大事甚至冷靜到“不屑一顧”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揭示出國內紀錄片的一種近乎“可憐”的生存狀態。沒有市場，沒有收益，於是很多製作人只能把希望寄託于一種精神意義上的回報，也就是評獎。獲獎了，你的工作價值、社會價值就得到了認可。所以，如果説票房也曾經讓陳真有過一些擔心和關注的話，那也只是在聽説華表獎的評獎資格是300萬票房時。當然，期待獲獎也不能説完全沒有市場意識。除了精神上的慰籍，獎金也可以權作投資回報的一點補充。但毫無疑問，獎金與投資相比，不外乎杯水車薪。

　　或許因為600萬不是掏自自己的腰包，陳真對於“把600萬賺回來”解説得特別輕鬆。他説600萬也可以説已經賺了回來，因為首先應該看到它的社會效益，這是無價的。

　　既然無價，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定價成600萬，甚至是800萬、1000萬。在手裏沒有鈔票的時候，我們也可以把自己認定為“盈利”。很高興我們的紀錄片工作者所具有的樂觀主義精神，但我們似乎更應該看到，社會效益不是憑空搭建的海市蜃樓，它必須以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為基礎才能不斷繁衍發展。

　　産權分明，走公司化道路

　　如果僅僅以陳真對“賺錢”的漠視就否定掉他的經營頭腦的話，顯然過於武斷。相反，他其實是個很聰明的人。之所以會被人臆斷，只是因為他的過於坦率。陳真闡述的是一個普遍現象，這是一個不能被他所左右的體制的問題。

　　陳真知道《布達拉宮》實在算不上是市場運作。他所做的一切市場推動工作，包括找院線發行、媒體宣傳，只是憑藉著對自身工作、對電影的熱愛，而這些“草臺班子”式的“市場運作”顯然極不規範。最初，他只是因為工作想拍一部西藏題材的電視紀錄片。後來，考慮到當地的風情特色和畫面的效果，決定選用膠片拍攝。直到拍完後，看著膠片的效果，陳真才覺得這部“電視片”其實可以剪輯成電影。在事前沒有具體規範策劃的情況下，陳真到後期的院線推廣等稍有模式的市場運作，顯然是一步步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用他的話説是“本沒有想做市場，但被拋到了無情的市場中。”

　　在《布達拉宮》中，陳真的頭銜是導演，但其實還肩負著許多製片的工作。一個人既要很藝術地做片子，又要考慮種種外圍工作，精力確實難以兼顧。但是，如果請專業團隊來做市場策劃和運作，又牽扯到成本的問題。陳真透露，像《布達拉宮》這樣的片子，如果找專人來進行市場推廣的話，至少要100萬。對小製作的紀錄片而言，這確實是個不小的數目。在常規的概念裏，談到電影成本，往往只是談製作成本。其實，發行成本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大項內容。比如《英雄》，僅可以放在桌面上的宣傳經費就高達2000萬！

　　另外，發行公司、院線、製作方之間的利益關係不明，也是一個讓人難以施展手腳的原因。陳真認為，紀錄片要走市場，就要先實現運作模式上的商業化，再實現內容上的商業化。首先要産權分明，調動投資者和創作者雙方的積極性。在他看來，一個比較理想、可行的辦法就是按公司化的模式來運作。由投資人、導演、發行方、院線等共同參與資本運作，按比例分取利益和承擔風險。責、權、利明確到位，才能確保每一個環節上能量的最大釋放。

　　中國有著一支很大的紀錄片創作隊伍，但製作水平普遍不高。這其中，大部分人都沒有市場意識，特別是那些高就于電視臺的紀錄片編導，只是受命工作，其他不用多慮。但是現在，收視率已經成了懸在大家頭上的一把劍，讓人不得不在壓力下考慮觀眾市場的問題。最近在北京舉行的一次國際紀錄片展上，“市場”已成為業內同行們探討的中心話題。誰來做市場？只有我們自己。

　　這裡還有一個矛盾：懂紀錄片的人往往不懂市場，懂市場的人往往又不懂紀錄片。雖然外來的和尚好唸經，但從現有的紀錄片隊伍裏培養一支具有經營管理能力的精兵強將，則不失為一個簡單、易行、有效的辦法。

　　目前，陳真的《百姓故事》已經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創作生産團隊。三十幾個人，每年幾百萬的運作資金，有些像一個中等規模的小公司。或許，陳真對《布達拉宮》能多少有一些市場考慮，也是得益於這個小團隊的“公司化”運作吧。

　　現在，制播分離已成大勢所趨，越來越多的電視作品轉而成為“公司産品”。《百姓故事》如此，其他紀錄片也必然如此。

　　市場，其實是一個最理性不過的東西，它只按照自己的規則發展。只要這個市場是開放的，不論是田壯壯還是陳真，任何個體只要順流，就能確保生，長，而不是滅亡。

      綜述：天道酬勤，“做”出市場

　　市場特性：適者生存

　　田壯壯和陳真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中國的紀錄片目前沒有市場。如果説中國電影還能堪稱有市場的話，有的充其量也只是院線。真正的市場，有其自身的運作規律，其中所有元素只有服從這一規律，才能適時生存，並推動市場的發展。

　　客觀地講，中國目前的電影市場還基本處於單向運行的狀況。除了張藝謀等少數人之外，大部分人只是單向投入，很難搭乘獲利返回的列車。一些國産電影長時間走不出斷乳期，過分依賴於國家的政策扶持和電影局的資金“贊助”。長此以往，市場勢必在失衡狀態下畸形發展。所以，目前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培育一個成熟的市場，要有激勵機制、利潤回報機制，有擴大再生産的機能。

　　所謂的紀錄片“沒有市場”，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客觀的，是我們市場自身的不成熟、不完善以及供需雙方的混亂和失衡；二是主觀的，是紀錄片創作者個性化的過分體現，作品本身就不具備市場性。作為紀錄片的創作者，要想在市場中生存，就必須要學會適應市場。很多時候我們過多地抱怨“他性因素”，抱定“個性表述”不放而很少審視自我。但當我們把自己從陽春白雪的孤芳自賞放置到市場當中，把自己定位成“商家”，定位成商品生産者和出售者時，確實有必要先問一問市場需要的究竟是什麼。

　　市場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同體，其中每一個元素既相互影響又各自獨立，所能影響的範圍也是有限的。作為賣方，當紀錄片創作者們無力過多地影響買方，也就是觀眾時，所能做的，只能是努力強化自身的力量。適當地放棄自我，並非是對市場的逢迎，而是先立足，先生存，再在一個良性的軌道上掌控市場。

　　市場需求：敢為先者

　　應該説，田壯壯和陳真都還是幸運的，他們“第一個吃了西紅柿”，雖不是大饗美味，卻都淺嘗了甜頭。市場常常是沒有定論的，只有在走的過程中發現商機，把握商機，才能攜滿收穫地到達彼岸。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缺乏理論家，站在岸邊指點江山的那一種；我們所缺少的，是如同田壯壯或陳真這樣的一些探索者，是那種用他們的成功或失敗為後人指點出路的先導者。

　　再説回陳真，從事紀錄片工作多年，但由於工作關係，所創作的大部分都是外宣作品，國內觀眾無法看到，這一直是他的憾事。另外，國內電視臺播出紀錄片的時段也是有限的，不能將相對較長的紀錄片一次性完整播出。這時，院線似乎就成了能夠完整展示長紀錄片的一條非常合適的出路。陳真希望觀眾可以在影院裏從紀錄片當中同樣得到視聽享受，同時，他也希望通過院線的放映，給紀錄片工作者一個告知社會的機會，讓更多的人知道，紀錄片還存在著，還有一批人正在為之艱苦努力著。

　　當然，不管選擇了什麼樣的途徑或是抱有什麼樣的心態，主觀願望都是發展紀錄片事業。但願望不等於現實，一盤散沙成就不了市場，更不要説形成“産業”。市場的培育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搭建一個規範、合理的市場平臺。應該説，這時的市場還需要一些政策上的支持。雖然行政干預不足以主導市場，但行政干預卻可以制定一條合理的規則，讓大家按照有序的軌道在市場上競爭。

　　市場發展：自我創造

　　90年代，電視臺曾經給予紀錄片很大的播放空間，但近年來這一領地正在不斷地萎縮。一方面表現在紀錄片欄目的縮水，另一方面則表現在播放時段越來越處於不利地位。

　　放眼望去，紀錄片在其發展史的頁碼上，似乎總是多磨多難，總是處於在市場門口徘徊的尷尬境地。而娛樂片、故事片等的強大攻勢，更是讓紀錄片不得不一次次面臨強烈的生存危機。

　　緣于我們自身的首先是定位問題。比照在電影節上力捧獎盃的《暖》，片子雖然好，可市場卻不太給面子，票房不盡人意。其發行方的看法是：早在媒體進行宣傳時，就已經給它下了“藝術片”的定義，這讓一大部分衝著娛樂視聽感受、尋求情節刺激、放鬆精神思想的觀眾，在進電影院之前就已經把自己和概念上沉悶的“藝術片”劃清了界線。在這一點上，紀錄片的“遭遇”如出一轍。雖然與以往“主旋律”類型的紀錄片相比，《德拉姆》和《布達拉宮》已經具有了一些商業素質，但誠如《暖》在面市之初即被加注的“藝術”定位，“紀錄片”的頭銜同樣使相當一部分觀眾敬而遠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有必要把三件事做好：一是要明確觀眾定位，要知道自己的作品打算給誰看；二是要明確內容定位，要知道給特定的觀眾看什麼樣特定的內容；三是要培育好觀眾，要讓觀眾逐步消除掉和紀錄片之間的隔膜，並付出熱情。這是一個完善自己也同時完善觀眾的過程。

　　紀錄片的舉步維艱還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資金問題。很多投資人對紀錄片抱有慣性認知，認為紀錄片收益小，觀眾是小眾群體，但《華氏911》的熱映卻給了廣大的投資人和紀錄片人一個重新考量的契機——近兩億美元的票房收入説明紀錄片不是沒有市場。曾有人把《華氏911》的成功歸於時政因素和禁播前後的炒作，但我們更應該看到，《華氏911》之所以成功第一還在於片子本身。時政因素恰恰反映了邁克爾•摩爾在選材上的聰明，它迎合了最大範圍觀眾的心理需求。緊隨其後的《攝氏41.11度》雖然有共和黨人萊昂內•切文向摩爾叫板的政治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由《華氏911》掀起的時政題材熱潮和它所帶來的豐厚利潤，也正是《攝氏41.11度》的商業投機要素。其跟風表現，恰恰説明了紀錄片的市場前景。

　　市場不是與生俱來的，産業也不是與生俱來的，所有的繁榮都來自於人的自身能動性。摩爾的市場是自己創造的，這告訴我們一件事：中國的紀錄片也有市場，但只能由我們自己創造。

     (《中國廣播影視》雜誌2004年11月(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