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達拉宮》導演陳真：我還沒有拍過最好的紀錄片

陳真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15日 10:5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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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陳真大學畢業到中央電視臺，第一個參與的工作是拍攝中日合作的大型電視紀錄片《黃河》，從此，他的電視生涯就與紀錄片分不開。 現在，陳真是《東方時空•百姓故事》的製片人，他的欄目每天只有八分半鐘，是他所做過的節目中最短的。 《布達拉宮》導演陳真：我還沒有拍過最好的紀錄片 特邀記者：黃茵 終於可以在電影院看到陳真的作品了。我認識陳真近20年，一直知道他在拍紀錄片，但是從未看過他的作品。

 2000年我在《城市畫報》當記者時，想採訪中國新紀錄片運動中的名導們，就是陳真給我的線索，我知道陳真其實是新紀錄片運動最早的參與者之一，80年代初期他在中央電視臺國際部，很早就接觸到大量的國外紀錄片，積累了豐富的見識，而這些見識，當年在共同的追求中曾深深地影響過他的朋友如吳文光、康健寧、時間、段錦川、蔣樾等等，這批人後來被稱為中國新紀錄片運動的先驅，吳文光至今仍稱呼陳真為老師。陳真自己也拍過不少紀錄片，可惜都沒有機會面世，這使得一直想采寫陳真而不能的我無比遺憾。 這次能約陳真做專訪，總算了卻一個夙願。 可以自由地表達，是我從事紀錄片的初衷。

黃茵：為什麼喜歡拍紀錄片？

陳真：我們這一代60年代出生的人，人家説是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這一撥人裏，我認識的很多人都喜歡電影。當年物資很匱乏，人的個性又遭到扼殺，電影是個造夢的工廠，當我知道可以通過電影這種武器，就像你説的，用一支筆來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這個可能就是我從事紀錄片的初衷。

 黃茵：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黃河》到今天的《布達拉宮》，你一直在拍紀錄片。你拍過的最好的紀錄片是哪一部？

陳真：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拍過最好的紀錄片。

黃茵：那《布達拉宮》呢？

陳真：那個不算。我也沒有把它當作我自己一個非常重要的紀錄片，我對紀錄片要求比較高，我覺得它不僅僅是一種紀實的形式，它還應該有很深刻的思想，有非常個性化的表達，還有一些我覺得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東西，這些東西我覺得，也就是看了這個片子我會自認為受到了很大的啟發的那種。 看電影總比看電視爽吧

黃茵：那你展望一下紀錄片的位置和它的將來吧。

陳真：（笑）小時候，我看到的第一個紀錄片，是在電影院裏看的。當年看故事片之前總要放一些新聞紀錄片，中國還有一個很NB的“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它就是專拍供電影院播放的紀錄片的。後來我們有電視了，人們就不再通過影院播放紀錄片了。

黃茵：有了電視紀錄片就沒有電影紀錄片了？

陳真：不，不。

黃茵：人家打開電視就可以看了。

陳真：這就是我剛才説的夢想。你在電視裏看，總會覺得，一個人讀書和看報不一樣。看報紙的你，為什麼還要看書呢，這個問題你能回答嗎？

黃茵：那看報紙的人總歸比看書的人多呀。

陳真：對呀，你看了電視就不去看電影了？看電影總比看電視爽吧。 用膠片做原始記錄有點昂貴，因為昂貴，你就不敢隨便

黃茵：用膠片拍紀錄片，和用錄像帶拍紀錄片，主要的區別是在質量上？

陳真：這個問題很有趣。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們是用膠片拍的，後來就用磁帶拍了。膠片是有片比的，而磁帶沒有，你隨便拍。電影紀錄片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膠片很貴，是一次性用品，你拍完了，不可能重新洗掉，再拍一次。我反過來説，用膠片做原始記錄有點昂貴，因為昂貴，我們就不敢隨便使用。

黃茵：使你的選擇性更強？

陳真：不，是選擇性更差了。

黃茵：你肯定要濾掉很多廢話不拍。

陳真：不是，你拍得少了，選擇性就差了。你剪接時可以剪掉一些廢話，我們這個工作跟寫文章不一樣。搞電影，如果你拍兩萬字，出來只有一萬字，這扔了的一萬字，花錢多了去了。 電影不像電視，你可以在任何一個場合看電視，但看電影，你就得坐在一個黑暗的空間裏聚精會神地看，它造成一種場合：莊嚴、有序，每個人在當時都不敢發表自己的觀點，這就是電影投入大的原因，我倒不覺得電影跟電視在記錄手段上有什麼區別，反過來我覺得現在電影的記錄手段還不如電視呢。當它成為文本，作用於受眾的時候，電影顯得更莊重一些，而電視則是可有可無的感覺。

黃茵：你因為這個追求，就用膠片拍紀錄片？

陳真：因為至少到今天為止，膠片有很多畫質的魅力，現在還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它，包括數碼機器，只能接近它，但沒有超過它。就像你買照相機，數碼照相機有100萬像素、200萬像素，現在不是都要買800萬像素的嗎，這就是追求。

21世紀經濟報道 黃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