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這本書的名字叫《被遺忘的影像》，遺忘是書名和書中內容的關鍵詞。
遺忘，似乎是常人難以避免的頑疾，人們使用多種工具來保持自己的記憶，這就是記錄。人類愛忘事是天性，一個記不住事的人肯定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一個記憶力超群的人肯定是最痛苦的人。那些記錄下痛苦的作品帶給人們的是更多的痛苦，甚至記錄下的歡樂最後也會演變成一種難以言説的痛苦。不可思議的是，這種記錄的過程，對記錄者本人來説也是極為痛苦的。拍攝紀錄片從某種程度上説就是這麼一場痛苦。
在有關記錄的書寫種類中，最費事的就是影像記錄，也就是紀錄片。書中出現的這些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生人，都經歷過物質和精神的極度匱乏，因此慾望的成長顯得有些不那麼理性，他們選擇了最費事的影像書寫──拍攝紀錄片。可以這麼説，這本書裏收錄的紀錄片的作者都不是天生想做紀錄片工作者。從80年代開始，所謂的中國電影“第五代”攪亂了很多本不十分平靜的年輕人的心。每個人都在做著自己遙不可及的電影夢。苦於種種現實障礙，他們不可能成為陳凱歌、張藝謀，因為做電影是需要鉅額資金的。而且電影是一門手藝，想要進入這個圈子學會這門手藝實屬不易。所以很多人一開始都是進入電視圈拍攝電視紀錄片，而且大部分是用磁帶而不是膠片。
在80年代，每個人的工資都不超過百元，拍攝一部紀錄片的最重要的條件不是錢而是得到一個免費或低價使用的攝像機和後期編輯設備。我們這些體制內的和一些體制外的人都是這場發端于20年前的新紀錄片運動的主要推動者。20年前一些紀錄片工作者能獲得的創作條件，某種程度上並不比今天差。製作一部片子並不需要支付很多的錢，但他們付出的可能是人格的代價。記得吳文光拍《流浪北京》時，設備是當時電視臺最好的，後期合成用的是?帶脫編，在當時最高級的機房，因此，新紀錄片運動並不是小米加步槍。
早期中國新紀錄片運動有關的紀錄片，主要出自中央電視臺的兩個機房，它們是根據地和大本營。在所有關於早期中國獨立製片運動書籍中，從來沒有人提起過這些技術員和機房。但我想説，沒有這些機房，沒有這些善良的人，很難誕生這麼高質量的紀錄片。
本書作者之一的劉曉茜，我見過幾面。記得第一次見她是為了給李幸送資料，她從辦公室的大樓裏下來取，我交給了她東西但沒有下車，後來才知道因為有了她，這本書才能夠最終完成。後來和她通過幾次電話，相互發送過一些郵件，知道她為了學習製作電影去了京郊一家影視設備公司打工。我曾跟汪繼芳説要不先來電視臺混點錢解決生存問題也不影響她將來拍電影，汪繼芳告訴我她不願意來，怕學壞了學歪了，她想一步進入電影圈，真使我感動不已，不知道她的這種人生選擇是不是也受到這本書裏面的人和作品的影響。
因為李幸的關係，我認識了汪繼芳，從汪繼芳知道我到我們最終見上面，間隔10年，在她後來的一些文字表述中，我是一個大大咧咧，沒有心計且樂於助人的電視人。也許我和她過去採訪過的紀錄片人不同，不那麼嚴厲較真兒，或者火氣很大，説話又比較隨意。於是她很快和我成了朋友，這本書是在李幸推動下完成的，但她還是專心地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汪繼芳是這樣一種人，不經意中做的一些看起來不大的事，事後卻證明這些工作極有價值，是常人所不為或不能為的。
與李幸的相識純屬偶然，多年以來，和李幸的交往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李幸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據我所知，在李幸的研究領域中，紀錄片並不是他的主項，他的研究主要側重個體案例，以小見大，發微見著。其學術之風極為紮實，可謂領一時風氣之先。我們常嘆當下中國的學術研究流於宏大敘事，學者們為了構建自己的理論框架，在縱橫捭闔下，會有許多誤讀。而他們常把誤讀當作解構，而李幸的工作卻不這樣，這也就是我當時願意和李幸共同來做這本書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可惜的是，我陰差陽錯去了一個電視日播欄目，每天忙於各種瑣事，最終沒有從頭到尾和李幸共同完成這件工作。
今天，中國的新紀錄片運動早已不見蹤跡，書中所列的大部分人也不再拍攝紀錄片，今天為拍攝紀錄片而籌措資金再不是一件艱難的事情，一些年輕人只要用不到5萬塊錢就可以配置一套DV的前後期設備，他們也不用像過去的人那樣跑到電視臺機房，因為在自家的電腦上，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後期編輯。但人們卻在説，中國的紀錄片卻陷入了困窘之境。事實上，現在在中國，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正在進行或者準備進行紀錄片的拍攝，每年都有一些佳作在電影節上獲獎。但是像當年一些人聚在一間小屋裏觀看一部自己拍攝的紀錄片，看完後爭論不休、通宵達旦，那種興奮的情景卻不再有，似乎被遺忘了。
2005年10月10日于北京
（本文選自《被遺忘的影像》序言，李幸、劉曉茜、汪繼芳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央視網 版權所有
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電話:010-88047123 京ICP證060535號 
京公網安備 11000002000018號 京網文[2014]0383-083號
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 0102002 新出網證（京）字09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