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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從電視上看到西藏發生的“3.14”拉薩騷亂,在悲憤之餘,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一幕……
1988年初,我所在的部門組織攝影隊赴西藏拍攝藏曆新年與拉薩大祈禱法會,因為原定的幾位攝製組成員託故不去,於是我做了替補。這是我第一次去西藏。
藏曆新年如同內地的春節,時間上有時候差一兩天,有時候差一個月,88年那年,就和農曆春節差一天。而這年的藏曆新年期間將舉辦拉薩祈禱大法會。
藏曆新年人們知道得比較多,大祈禱法會知道的人不多,這裡多説幾句。西藏崇佛,有許多宗派,現在影響最大的是格魯派,俗稱“黃教”,班禪、達賴就屬此派。格魯派由宗喀巴創建,他是十四世紀西藏最偉大的宗教改革家。為了弘法,也為了擴大格魯派的影響,宗喀巴于1409年在拉薩舉辦了大祈禱法會,藏語“莫朗欽默”,漢族稱“傳大昭”。歷史上認為,拉薩祈禱大法會的舉辦標誌著格魯派地位的正式確立。自此以後,每當藏曆新年期間,拉薩三大寺的僧眾雲集市中心歷史最悠久的大昭寺,每天誦經禮佛,並接受信眾的進香佈施,法會期間還要舉行佛教最高學位“拉然巴”格西的考試。由於種種原因,傳統的祈禱法會停辦多年,1988年是恢復後的第一次。這本是西藏僧俗兩界極為歡慶的大事,但由於境外藏獨勢力的活動的猖獗,這次大祈禱法會一直籠罩在騷亂的陰影之中。我們到達拉薩後不久就聽説當時的廣播電臺記者劉偉因與當地人衝突,被壞分子打成重傷,在醫院奄奄一息。因為我們人多,目標比較大,加上領隊又是一位女士,安全是個大問題。因此,除了工作,很少自由活動。當時我們住在拉薩飯店,距布達拉宮走路也就十幾分鐘,吃飯在離布達拉宮不遠的北京路上四川人開的小飯館包夥,還在布達拉宮山腳雪村拍攝一戶藏族人家過新年的全過程;每天仰望最著名的布達拉宮卻沒有進去過。
3月5日,這是法會的最後一天,將舉行迎請強巴佛(未來佛)儀式。僧人將強巴佛放置在一輛大卡車上,緩慢繞八廓街一週,接受僧眾的頂禮膜拜。當強巴佛行進到松覺熱廣場時,一些僧人開始圍攻當地官員,並形成了遊行隊伍。當時我帶著攝像正在大昭寺正門口支著機器,等待拍攝強巴佛回寺的場面,只聽得陣陣尖叫,剛把鏡頭轉向迎面走過來的人群,卻迎來了如彈雨般的石塊。記得自治區領導曾經説過,一旦發生情況,就進入大昭寺西南角的傳昭辦公室,那裏有中央和自治區的領導,有武警戰士保衛,比較安全。當我們收拾機器往傳昭辦公室跑的時候,我親眼見到一塊巨石從三樓扔下,在地上彈起半人多高。我們跑到三樓的傳昭辦公室時,發現不大的屋子已聚集了有五、六十人。我和攝像杜信及他的兩個助手氣喘吁吁,驚魂未定,不過毛髮未損,攝像設備也完好。就在我們慶倖之時,號稱最安全的傳昭辦公室,被鬧事的僧人包圍了,而大昭寺內除了傳昭辦公室基本上是僧人的天下。鬧事的僧人開始砸門,想衝進辦公室,年輕力壯的小夥子都去頂門,我也去了,那門事實上已經開了,所幸門板極厚,眾人用大沙發和桌子把門堵了個嚴嚴實實。鬧事的僧人環繞八廓街遊行,經過傳昭辦公室時就向上狂扔石塊,傳昭辦公室沿街的玻璃幾乎都給砸碎了,這樣的情形持續了有將近一個小時,電視記者除了我們四個人以外,還有西藏臺的6個小夥子,六個人中間有一個長得矮矮墩墩,眼睛細小的小夥子,外號叫“王爺”,但當時我並不認識他,十幾年後他也參加了《布達拉宮》的拍攝。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人是大鬍子子揚,他是以個人身份來到西藏,只見他貓著腰趴在窗口拍照片,僧人扔石塊時,他就像彈簧一樣蹦得老高,在石頭和玻璃碎片的飛雨中,他安然無恙,令人稱奇。後來當我們回到北京受到表揚的時候,他因沒有請假去西藏,反過來受到了所在部門的嚴厲批評,此乃後話。
由於情形危急,武警戰士們前來營救,但考慮民族政策,不能使用熱兵器。只見他們舉著木棍,帶著頭盔,向我們傳昭辦公室包圍了過來,在屋頂上的僧人,把石塊像雨點般地向他們扔去,很多戰士當場受傷倒地。最後武警向大昭寺樓頂發射了催淚彈,驅散了扔石塊的僧人,來到了傳昭辦公室的樓下。因為鬧事者仍在撞擊傳昭辦公室大門,所有人員只能用戰士們扔上來的帆布帶,從大昭寺三樓順索而下。人們讓年紀大的和女同志先下,由於我是從北京來的,也讓我比較早地下來了。記得當時聽到西藏臺六位小夥高聲叫:“西藏臺的人最後下”,聽到此言,我眼眶一熱。當我們進入安全地帶以後,看見武警戰士已經攻入了大昭寺,事態漸漸平息。這就是著名的拉薩“3.5”騷亂,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聞到了催淚彈的味道,影響了胃口,吃不下飯,心情也極為複雜。作為一個內心嚮往西藏的我,見到與我常在夢中所縈繞的那種平和、高遠的雪域風情大相徑庭的場景,心情當然極差,但這血腥的一幕是那麼的真實。在隨後的十來天裏,我們驅車去了澤當、日喀則等地,翻過了唐古拉山口,在一個極其缺氧和寒冷的兵站,度過了難忘的一夜,最後到達中尼邊境的樟木口岸。一路上所到之處,發現那裏的人們絲毫沒有受到拉薩騷亂的影響。美景當前,但我卻無心陶醉,那一路看到了什麼,我今天幾乎記不起來。
那年後來還發生了幾次騷亂,為此,中央派了當時最年輕的省委書記胡錦濤赴藏主政,並實施了戒嚴。
1998年我開始籌備拍攝《布達拉宮》。為布達拉宮拍攝事,當時的臺長楊偉光出面宴請來北京出席“兩會”的西藏領導陳奎元、熱地等,但楊臺長最後有事未能出席,由副臺長李東生代表。在宴會上,我與熱地同志時隔十年又一次重逢。我們倆握手的時候我又一次看了他手掌上的傷疤,十年前,1988年“3.5”騷亂,熱地同志和我們一起被圍困在大昭寺西南角三樓的房間裏,使用武警戰士扔上來的帆布帶順索而下,得以脫險。當時繩索只有兩根,熱地同志為了讓後面的人早點脫險,快速下滑,掌心在下滑時被帆布帶嚴重灼傷,留下兩道深深的血溝,但現在已長出新肉。
為了拍攝《布達拉宮》,我在五年中八次進藏。經過改革開放和促進經濟繁榮的政策,西藏尤其是拉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於交通發達,入藏的人也越來越多,西藏成了一塊真正的旅遊勝地。但西藏並不平靜,藏獨分子的騷擾滋事時有發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藏的發展。
又一個十年過去了,當我目睹電視屏幕上暴徒的罪行,回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一幕,心情極為複雜。
在很多內地人眼裏,遙遠而神秘的西藏是一塊人間凈土。但是,誰在玷污這塊凈土呢?
(原載2008年新聞評論部內刊《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