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布達拉宮》的緣起

陳真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14日 15:23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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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在西藏

我是在1995年從國外回到北京，1996年時正在一家美國電視公司供職，穿西裝、打領帶，拿著高薪。當時中國電視有一個最紅火的欄目，叫《東方時空》，因為這個欄目，央視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叫新聞評論部，其掌門孫玉勝是我初入央視時的單身宿舍鄰居，當時《東方之子》的製片人時間也是我多年好友。他們告訴我，評論部接下來有一系列製作大片的計劃。1997年開始做大型文獻紀錄片《周恩來》，聘我為執行總導演，我因此從美國公司辭職。1998年初《周恩來》完成並播出，時間在慶功時告訴我，孫玉勝已有三個大片計劃，讓我選擇，我選了《布達拉宮》。在其後評論部三位主任孫玉勝、袁正明和張海潮召見我時，我不自量力地説，讓我拍就要拍成膠片。其實電視臺只出品用磁帶拍攝的電視節目，而我是想借此圓自己一個電影夢。但孫玉勝的豪氣更令我震驚，他説你自己搭班子，我們除了錢什麼都沒有。

每年三月是人大、政協開會的日子，為布達拉宮拍攝事，當時的臺長楊偉光出面宴請來京開會的西藏領導陳奎元、熱地等，地點在前門全聚德的帝王廳。但楊臺最後有事未能出席，由副臺長李東生主持。後來出席這次宴會的，除了我都升了官，而沒有出席的楊臺長一年後退休。

在宴會上，我與熱地同志時隔十年又一次重逢。我們倆握手的時候我又一次看了他手掌上的傷疤，十年前，1988年，我第一次去西藏，拍攝拉薩傳召大法會（默朗欽莫），這是文革後的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在法會最後一天發生了著名的“3.5”騷亂，熱地同志和我等數十人被圍困在大昭寺西南角三樓的房間裏，後來在武警戰士幫助下，我們使用武警戰士扔上來的帆布帶順索而下，得以脫險。由於熱地同志年事已高，掌心在下滑時受到嚴重的灼傷，留下兩道深深的血溝，但現在已長出新肉。

在我所接觸的中國高層官員中，西藏的領導可能是最隨和的。我們在西藏時都可以隨時到他們家或者辦公室，推門而入，不用打招呼。因此1988年在西藏，我們曾多次和熱地同志在一起喝酒，也醉過幾回。當他和陳奎元同志（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聽説我們要拍布達拉宮，立刻表示了支持，並在區黨委常委會上進行了討論，並做了決議，為我們的拍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99年在西藏

1988年的10月，我帶著三人去西藏踩點，也第一次去了布達拉宮。1988年我在西藏待了兩個月，由於工作忙，再加上發生了騷亂，居然沒有去布達拉宮，這次也算圓了我一個夢。此次赴藏和當時負責宣傳的自治區黨委副書記丹增書記開了幾次會，商討拍攝細節，丹增書記也是我在1988結識的，也是我的老校友老學長。丹增書記對西藏的文物局長甲央説，布達拉宮對這次拍攝將全面開放。他説這可能是布達拉宮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但是，丹增書記説，記得一年前，楊臺長來西藏參觀布達拉宮時，當場允諾為布達拉宮維修捐贈人民幣30萬元。但至今這筆款項未有到位。我當場拍著胸脯説，一切包在我身上。回北京後，我們楊臺做了報告，楊臺最後從全臺職工福利基金中拿出30萬，匯款手續由我去辦，並商定，擇吉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為布達拉宮維修捐贈儀式，也同時舉行電影《布達拉宮》開機儀式。1998年年底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捐贈和開拍儀式時，高朋滿座，賓客雲集，但獨缺丹增書記，因為丹增書記在西藏有個外號，叫冬天的書記，意思在冬天缺氧的時候，他基本上不離開西藏，堅守崗位，辛勤工作。

俗話説，萬事開頭難，而布達拉宮的拍攝正好相反，一開始顯得非常順當，而後來卻波折重重。從開拍到上映，用了6年。

布達拉宮作為建築，承載了西藏1300多年的歷史。這1300年幾乎涵蓋了歷史上西藏最重要的時刻。但今人所見的布達拉宮建成只不過300多年，如何用電影的手段，既反映西藏的歷史，又表現布達拉宮的內涵，一直是我們難以解決的難題。我最早寫出的《布達拉宮》的腳本，是以兩位少女告別鄉親踏上漫長的朝聖之路，一路經歷風雨，知曉歷史，用磕長頭的方式最後到達布達拉宮，我想以此表達文化和歷史在藏民族內心中傳承的特殊方式。該腳本在徵求意見時獲得一片叫好，但報送上級領導時，領導卻説，那布達拉宮在哪？為寫作《布達拉宮》拍攝腳本，我花了六個多月的時間，翻閱了一百多本有關西藏的書籍，走訪了北京和西藏的近百名有關人士。有一天，西藏文物局長甲央介紹我認識了在布達拉宮待過近60年的強巴格桑老人，老人有異人之相，隆準巨大，聲如洪鐘，身材偉岸，其在布達拉宮的經歷也頗為傳奇。當時我對同行的人説，到時候我們在拍布達拉宮的同時，套拍一部這位老人的紀錄片。《布達拉宮》的拍攝腳本在一年半的時間裏經歷了20多次重大修改，最後我決定以老人在布達拉宮的經歷作為結構線索。方案寫完後已經升任主任的時間帶我去面見當時新任的趙化勇臺長。兩天后，趙臺長秘書通知我們趙臺長將在我們新聞中心的年會後約見我們。那次新聞中心年會是在電視臺附近的梅地亞賓館召開的，趙臺長髮表完講話後便離席而去，時間給我打了個手勢，我們倆匆匆追出門口，後來我們三人在梅地亞一樓的茶室找了一個僻靜的角落。趙臺長對我們以強巴格桑老人為結構線索的新腳本表示了讚賞，當場指示我們立即開拍。記得他當時講了六點指示，為了抓緊時間，我第二天就飛赴西藏。到西藏後，我部門的秘書給我打來電話，説臺裏已正式下文，同意布達拉宮重新拍攝。趙臺長有重要批示，內容有六點，當她在電話裏向我宣讀這六點批示時，和那天趙臺長在茶室和我們講的幾乎一字不差，令我心中暗自稱奇。

2000年 與哲蚌寺製作壇城的僧人合影

因為做《布達拉宮》，我讀了許多西藏的書。去了許多西藏的地方，也結識了許許多多的西藏人。這五年讓我享受了很多歡樂的時光，也體味到了許多鬱悶難解的苦痛，甚至也陷入過極為悲傷的心境。經歷了這番西藏之旅，感悟到的並不是人們常説的西藏的文化精神，而是一種人生的境界。所以，後來完成的《布達拉宮》中，西藏的歷史和布達拉宮的建築沒有成為此片中最主要的部分，我想探究的是有關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2002年，我最後一次去西藏的時候，去了神聖的納木措湖。面對著夕陽下閃光的湖水，我突然意識到，我應該和西藏説再見了。我眼前群山連綿，橙黃色的落日漸漸消失，天空佈滿燦爛晚霞，染紅了湖水，真是一個壯烈的告別！我也不知道當時怎麼會有這麼奇特的想法，如今每想到那個傍晚，心中無比感傷。

（原載2004年新聞評論部內刊《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