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紀錄片情有獨鍾 陳真：紀錄片是一種精神

陳真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四川新聞網-成都日報 2012年03月13日 10:06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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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央視的《生活空間》到《百姓故事》，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黃河》到今天的《布達拉宮》，陳真一直沒有放下手中的攝像機。他説，我是最後的理想主義者。

　　人文類題材的持久誘惑

　　本報記者(以下簡稱“記”)：首先祝賀你導演的《布達拉宮》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的成功。這是一部紀錄片電影，這個時候進入電影市場並不容易吧？

　　陳真(以下簡稱“陳”)：是啊。進來一看，原來中國電影那麼不景氣。去年中國電影的票房才10億多。

　　記：可能《英雄》還佔了票房的一小半。

　　陳：對。你想中央電視臺去年光廣告收入就是70多億。這是一個電視臺啊。要是全國的電視臺算下來，數字更驚人。可是票房呢？所謂票房，是電影院賣電影票的錢，還不是利潤啊。可見中國電影業的蕭條。可是呢，拍電影的手續又特別複雜。再到發行，也是非常困難。發行是要拿走百分之六七十的。比如説，你的片子票房是1000萬，發行方就要拿走600萬，剩下的你還要付拍攝成本、印製拷貝、人工等等。而且發行好壞和拷貝多少是非常相關的。一個拷貝要掙10萬的票房，才能抵得上成本，不可能賺錢的。剛才説的還不包括其他的運營成本，比如説廣告。人家田壯壯的《茶馬古道.德拉姆》的廣告費肯定多過我們。更不要説張藝謀，《十面埋伏》光宣傳一下就花了2000萬。

　　記：其實我覺得你在發行上可以嘗試一下其他方法，比如説走學生路線，還有到電影節去參賽。

　　陳：對，也有人跟我這樣提議。我們這個片子在上海電影節上反響還是很好的，估計總票房我們超不過田壯壯的《茶馬古道.德拉姆》，但是單場票房我們超過了他們。我們這個片子吧，應該還可以走國外市場，還有，我的片子可以上電視啊什麼的，還有一些邊際效益。你想，要是一個純粹的紀錄片電影，成本都收不回來。哎呀，所以剛才你説到這塊，讓我心情真是很複雜。你説做了一個《布達拉宮》，接著再做一個什麼，怎麼做啊？一想到這些東西我就毛骨悚然。

　　記：但是就我的了解，紀錄片的市場還是存在的。某個片子好看，比如《鳥的遷徙》，往往就會有口碑。這個市場還是有的。

　　陳：應該説中國這20年裏，前10年紀錄片發展很迅猛，後10年本身發展並不大，但是紀錄片的觀眾的確是比以前多了。但是這個推動，主要是電視，而不是電影。中國最早的電視紀錄片欄目是上海的《紀錄片編輯室》，一個禮拜一次。第二個欄目就是中央電視臺的《生活空間》，現在叫《百姓故事》，它是一天一次。現在這樣的節目全國各地都有了。也就在10年中，觀眾看電視紀錄片的習慣養成了。

　　這些片子著重于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的記錄，不那麼官樣文章，所以有人喜歡。還有呢，這些年各個電視臺都注意成本，很多節目都是訪談啊對話啊什麼的。真正是出去拍攝的，少之又少，成本太高。這就造成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關於人文歷史題材的大型紀錄片近年來有點衰退，投入大，耗時長，回報小。但就我本人來説，我更喜歡對人文歷史進行探求、思考、表現的紀錄片，而且我也一直沒有放棄做這樣的紀錄片。

　　記：作為新紀錄片運動已經有20年的歷程了，這個運動的整體處於一個怎樣的狀況呢？

　　陳：我覺得我們從事新紀錄片運動的這一撥領軍人物吧，隨著年齡的增長，銳氣減了不少。還有呢，活兒也少了。不像以前，白天黑夜地幹。現在呢覺得可以歇一歇了，還要考慮一些實際的問題了。現在的DV青年多了，一年下來優秀作品也有那麼兩三部。但是整體上看水平不高。主要是創作方式和手段都比較老套，甚至有的還在模倣電視臺的節目。

　　記：你覺得紀錄片中值得注意的方面有哪些？

　　陳：一個是原生態的多，吃喝拉撒，全記錄。一個就是長，極其地長，一個鏡頭好幾分鐘。這些作為紀錄片的一種形態是可以的，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大家都只會這個，好像紀錄片就是這個樣子的。要知道記錄只是手段，我們要抓的是紀錄片的本質。大家往往本末倒置了，關鍵是鏡頭的選擇。你得組成一個有效的文本。我曾經對人説過，紀錄片是一種精神。你的選擇代表了你關注的對象，代表了你的態度，你的思考，這個是最重要的。要不然那種貓啊狗的家庭錄像也可以算紀錄片了。

　　《布達拉宮》的獨特視角

　　記：忙完了《布達拉宮》，你現在手裏工作主要有哪些呢？

　　陳：一個當然是繼續做《東方時空》的《百姓故事》這個欄目的製片人。我這幾天一直在忙一個專題，叫做《尋找英雄》。主要是抗日戰爭期間———不是那種聲名卓著的———而是那些鮮為人知的人，比如説救過什麼戰士啊，幫助誰通過了敵人的封鎖線啊，那樣的英雄。他們也應該是最普通的老百姓。

　　記：儘管你很早就從事紀錄片這一行，在業內名氣不小，很多人都尊你為老師。可是普通人並不一定注意到你，《百姓故事》好看，人家也不會太留意是誰做的。《布達拉宮》讓你成了名人，我就想問，為什麼要拍布達拉宮？

　　陳：這話就長了。大概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西方推出了許多關於西藏題材的影視作品，最有名的有兩部電影，一部叫《困頓》，一部叫《西藏七年》，都是大製作。這些東西對西藏題材的處理有些別有用心。所以我們想拍一部片子來表達我們的態度，來還原一個真正的歷史。最早的時候我們想過用拍故事片的手法，由人來扮演西藏曆史上的人物，拍攝一部藝術化的紀錄片。但我們又覺得這樣的方式不可能深刻地表達我們想要表達的主題。我跑了三次，走訪了很多人，做了不少的前期準備工作。最後我們選擇了布達拉宮來拍。

　　記：怎麼會選擇一名老喇嘛作為紀錄片的視角呢？

　　陳：也就在前期的策劃採訪中，一位老喇嘛，叫強巴格桑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他13歲就進了布達拉宮，與布達拉宮有60多年的不解之緣。人長得很有特色，也很有故事。我把他的故事和布達拉宮一聯絡起來，歷史就活了，有人性了。

　　記：西藏的自然條件不大好，其他條件也很差，拍攝過程中一定碰到了很多困難。

　　陳：的確比較困難。布達拉宮始建於松讚幹布時代，後來是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中心。可是關於布達拉宮的歷史和文化研究不是很系統，很多資料也顯得支離破碎，加上我們又不懂藏文，所以難題不少。我記得當時的布達拉宮管理處負責人告訴我，至今沒有人明白布達拉宮到底有多少殿堂。剛到布達拉宮的時候，我經常在裏面迷路。拍完後，哪個宮殿如何行走，位置在哪兒，裏面有些什麼東西，我是瞭如指掌。但是不要以為我對布達拉宮的了解有多深，遠遠不夠。要想進入一種深層的文化，非常困難。

　　西藏的惡劣氣候條件對我們也是一大考驗。你想，拍電影的攝影和照明器材數量之多，分量之重，在那樣的環境下的確是件煩惱的活兒。到過布達拉宮的人都知道，汽車只能到半山腰，我們每天都要來回三四趟，那是和自己的體力和極限做鬥爭。我們和布達拉宮的管理部門簽了協議，拍攝當中絕對不損壞一件文物，不影響遊客和香客的正常活動。他們還規定我們每天必須在晚上8點以前收工。我們要搶時間，又要回避參觀的人流，還要小心不讓我們的器材損傷文物，難度很大。

　　紀錄片電影的大眾化嘗試

　　記：正如你所談到的，《布達拉宮》是一部成功的紀錄片。可是《布達拉宮》對於你個人而言，它佔據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呢？

　　陳：這還得從我的經歷説起。我是搞了好多年的紀錄片嘛，20年前我從大學畢業到中央電視臺，第一部參加拍攝的是當時中日合拍的大型電視紀錄片《黃河》，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電視生涯就與紀錄片分不開。學術界友人把中國的紀錄片分成兩種，一種叫舊紀錄片，一種叫新紀錄片。舊紀錄片我們這撥年齡的人小時候都見識過，就像我們以前看故事片的時候老加映的那種，什麼《祖國新貌》啊之類的。新紀錄片呢，大概是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的。那個時候中國的電視紀錄片發展很快。各個電視臺成為紀錄片創作最主要的推動力。也出現了不少好的片子，國際上拿獎也不少。這些片子和以前的紀錄片無論各方面區別都很大，所以被稱作新紀錄片，把那一段時間開始的那種文化現象叫做“新紀錄片運動”。我應該説是新紀錄片運動較早的參與者之一。

　　記：著名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好像就説過，他當時製作紀錄片的時候就深受你的影響。

　　陳：現在吳文光做的紀錄片比較有影響。可是包括吳文光的作品在內，現在的紀錄片雖然在業內為大家熟知，但是老百姓並不知道有這麼一些片子。這些片子也很少在電視臺播出，更沒有機會進入電影院。總的來説，這些片子比較邊緣，我也拍過這樣的。其實包括吳文光他們也在為電視臺做一些片子。這些片子和他們自己拍的片子區別就很大了，甚至可以説完全不一樣，連拍法都不一樣。幾年前我就有一個想法，與其做一個大家都看不到的，為什麼不做一個公開發行公開播放的，大家都看得到的東西呢？往往就是這樣的，你自己先選擇了邊緣，然後才被社會邊緣化了。其實，你説誰願意邊緣？所以我想能不能拍一部面對普通觀眾的，而不是僅僅針對專業人士或者某個特定話題的片子。

　　我想《布達拉宮》對於我來説就是這樣一部片子。也許它不是我做得最好的紀錄片，也沒有很多非常新的創意，或者説完全個性化。但是我覺得我做出了一定的犧牲，是為了更多的人看到它。當時為什麼要把它做成膠片，也是這個原因。我要把它“電影院化”。因為在現在的中國，大量的紀錄片都是用DV，連我們電視臺專業級的攝像機大家都不用了，你要把紀錄片做成膠片就非常不容易，特別需要勇氣。這種勇氣不是説是那種進取的勇氣，而是放棄的勇氣。由於膠片的限制，有些東西你必須得放棄，你得和你設想的電影院觀眾有某種妥協。《布達拉宮》就是這樣一顆探路的石頭。做完《布達拉宮》之後呢，説實話我的心情比較複雜。第一呢，我雖然以前也當過獨立製片人。但是我們做完一個片子，後面的事情基本上不用管的。但是現在我成了一個什麼都要去過問的角色。以前我和所謂的電影界很少打交道，這次一接觸感覺很複雜。我有一次對崔永元説過，我們六十年代這撥人都有一個電影夢。他對我説，我跟你一樣，誰考慮掙錢不掙錢？我做《布達拉宮》，他做《電影傳奇》，都是為了圓這個夢。其實我也拍了好多紀錄片了，但是我還是覺得必須拍一個膠片的。(笑)

　　不少從國外回來的朋友也給我講，國際上的紀錄片節上放映的DV和膠片沒什麼區別。可是沒人説我就是不拍膠片，非拍DV。尤其是像我，年紀也大了，告訴人説我在玩DV，那算個什麼事？必須得拍膠片的。(笑)

　　記：看來你骨子裏還是理想主義的東西。

　　陳：就是太理想主義了。

　　陳真簡歷

　　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著名紀錄片導演，新紀錄片運動發起人之一，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百姓故事》製片人。曾經參與導演《黃河》、《中國人》、《西藏大祈願》等大型紀錄片。歷時5年拍攝的電影《布達拉宮》在2004年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極大反響。

　　採訪手記

　　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電視紀錄片有了飛速的發展。從中央到地方，電視臺成為推動紀錄片創作最主要的力量。當時出現了許多好的片子，多次在國際上獲獎。學術界有人把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紀錄片的這種現象稱之為“新紀錄片運動”。從那時起，紀錄片在題材上有兩個顯著的分支，一種以人文歷史為主要表現題材的紀錄片，像最早的電視紀錄片《絲綢之路》、《話説長江》、《黃河》、《望長城》，使這些傳統一以貫之；另一種紀錄片則成為電視紀錄片的主流，題材反映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通過對這些平常生活的記錄來展示人文精神。例如中央電視臺的《生活空間》和《百姓故事》，它的口號就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這實際上也是中國紀錄片一直執著的題材取向。

　　而陳真不僅見證了中國新紀錄片的歷程，也是這兩條路上的實踐者與探索者。他參與拍攝了《黃河》、《西藏大祈願》等一系列人文歷史題材的紀錄片，歷時五年完成的紀錄片《布達拉宮》剛剛和田壯壯導演的《茶馬古道》一起在全國電影院公映。作為中國新紀錄片運動較早的參與者之一，陳真至今仍然是著名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很尊敬的人。吳文光曾經在不同的場合講過相同意思的話，陳真對他的紀錄片之路影響很大。同時，作為製片人，他製作的《生活空間》(後改為“百姓故事”)欄目長期以來都是中央電視臺日播節目中的王牌。這麼多年來，陳真以每天8分30秒的內容記錄了普通中國人的歷史。

　　然而，每天短短8分30秒的時間也局限了陳真的夢想。這個自稱“理想主義者”的人，仍然對長紀錄片一往情深。這就是電影紀錄片《布達拉宮》誕生的原因。《布達拉宮》是迄今為止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地對布達拉宮的殿堂和壁畫進行詳實記錄。影片通過一位在布達拉宮生活了60多年的喇嘛的獨特視角，用實拍的手法，以自述的方式反映了布達拉宮上千年的風雲變幻和西藏的獨特人文景觀，巧妙地串聯起布達拉宮的建築歷史和西藏的社會變遷，全景式地再現了布達拉宮建造的恢宏歷史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在接受中央電視臺的採訪時，有記者問，究竟是什麼吸引你去拍攝一部西藏題材的紀錄片？陳真説，是西藏人的生死觀，他們是笑對死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