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紀錄片《森林之歌》：中國第一部系統記錄森林版圖的自然類紀錄片，填補了我國生態紀錄片領域的空白。共11集，每集50分鐘。攝製組從2003年開始，進入西藏、新疆、華北、秦嶺、雲貴高原、東北、海南、福建等人跡罕至的林區，探訪中國僅存的原始森林，拍攝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並用優美的鏡頭語言講述了一個個寂寞或燦爛的生命故事，闡述了森林與人類文明、中華文明的關係，展現了人、動物、森林共生的世界。
■陳曉卿
1965年生於安徽。中央電視臺社教節目中心文化·專題部製片人。主要負責欄目：《見證·影像志》。做紀錄片的理念：“擺事實，不講道理。”
■採訪手記紀錄片人浪漫得有些可恥
對陳曉卿有興趣很久了。緣起是他2006年5月24日的一篇博客。
之前一直只把他的博當相聲看。本來嘛，一個任何場合總是笑得一臉稀爛的黑不溜秋的半老男人，能把個博取名叫“人黃豬老”，要讓人當他是個“正經人”也難。直到那天讀到他看了NHK拍的一個紀錄片，名字叫《激流中國：富人與農民工》———
“應該説這個片子很真實，真實到了什麼程度呢？我鼻炎犯了，鼻涕眼淚橫流，三次。我看到了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如果我現在還是二十多歲，這個片子或許會改變我的人生。”
“我也是做紀錄片的。我覺得菜頭（貼視頻給他看的朋友）高估了我，他是想讓我大聲一點，而恰恰我是一個懦夫。説老實話，我只能保證自己最大限度地不説瞎話，僅此而已。儘管自己的欄目更偏重歷史題材，但我也一直沒做過一部像胡傑的《我雖死去》那樣令人致敬的作品。”
話到此處，我在電腦前坐正身形，決定要對這個人認真對待了。
那之後我等了一年半，直到《森林之歌》。這時間不算長，陳曉卿和他的團隊拍《森林之歌》用了四年。那11集“森林物語”2007年年末終於得以在一個深夜時段播出，我不知道看到的人有多少，但相信看到的人都會記得它：“鏡頭像眼睛一樣，清澈的眼睛有時會讓我有挺心疼的感覺。”“音樂太有一種悲涼和孤寂的感覺了，很不像一般的紀錄片。”
“也有壞處，看著看著就看不出人類是萬物之靈了，反倒覺得我們饕餮了太多的森林，也吞咽了太多動物的歌聲。”這樣的觀者感言讓我憶起當日看《遷徙的鳥》時的感慨———“這世界原是它們的，而我們，只是些討厭的、來唐突了它的人。”
當然，伴隨而來的質疑也跟《遷徙的鳥》是一樣的，比如花了多少錢和花那麼多錢的意義，比如人有沒有權利，以天地及其間的生靈做演員，來自説自話？
我們的訪談，從2007年12月19日下午兩點半開始，在翠微路上陳曉卿的辦公室進行。那刻的冬日天色應該很像他接受《森林之歌》任務的那一刻：“天還是亮的，玻璃上面還挂著些曖昧的余暉。‘你必須做點兒事！’老魏説得很堅決，接著就説了森林的事。”
“當時，我兒子不到五歲，我年屆四張。從‘想一想’到現在，兒子已經從細伢子長成了胖大少年，我也已經能清晰感受到歲月穿過身體的細微顫抖。”
那日，陳曉卿坐在我面前，他會用很好聽的聲音大笑，也會跟你説：“紀錄片人都浪漫得有些可恥。”
■編者按
您是Discovery頻道的愛好者嗎？您喜歡那些描述大自然的精美紀錄片嗎？您相信片中那些感人的故事是自然界中的真實存在嗎？
2007年末，央視推出了《森林之歌》，一部可以媲美國外同類作品的紀錄片，為中國寂靜的原始森林譜寫了一曲曲感人的旋律。而《森林之歌》總導演陳曉卿則為我們解釋了這類“商業紀錄片”的創作奧秘，使我們對紀錄片的“真實性”有了新的理解。
■《森林之歌》跟我的紀錄片理想衝突太大，肯定不是我最喜歡的東西。但是，用國外的商業紀錄片模式來操作，比較容易控制
記者：《森林之歌》作為“中國首部自然類紀錄片”，收視如何？
陳曉卿：收視率是同一時段這四個月以來的最高點。以前在同一時段也播過紀錄片，像《同一個世界》。我們比它收視高三倍，花的錢一樣。
記者：投資一千萬元人民幣對於做這種紀錄片來説是個什麼狀態？
陳曉卿：懂行的人都知道是不多的。但一般的觀眾有説：“花國家那麼多錢！”（笑）
記者：那像《遷徙的鳥》投資如何？
陳曉卿：《遷徙的鳥》，3500萬歐元。最初的預算是兩千萬歐元，雅克·貝漢的一個“發小兒”是巴黎國民銀行的行長，銀行直接投資，這種情況非常少。但是法國人太懶散，管理上做得也不是十分細緻，就嚴重超支，到了3000萬。後來推廣又花了500萬。我們這片子推廣費？一毛錢都沒有吧。
記者：為什麼選“商業紀錄片”模式來操作？紀錄片人不是最不喜歡沾“商業”倆字兒？
陳曉卿：最吸引觀眾呀，而且我的錢只夠這麼做。
商業紀錄片的特點，首先它是針對觀眾的，不是針對投資方的。它考慮的首先是觀眾能不能接受。説老實話，現在的紀錄片確實變簡單了：三分鐘一個懸念，五分鐘一個高潮，十分鐘一個戲劇化的轉折……據説只有這樣才能吸引觀眾的眼球，才能實現紀錄片的規模化生産。尤其是商業紀錄片，像Discovery和國家地理，他們總結了很多的經驗，規定了甚至每一個鏡頭的長度，何時起始、何時推進、何時高潮、何時回落，盡在編導的掌握之中。如果這種商業紀錄片也做得像人文紀錄片一樣悶，那麼投資人再也不會給你一分錢。從我接手《森林之歌》一開始便告訴大家這是個活計，一定要把它做得吸引人，千萬不要把它做成自己的作品，否則就會有這樣的結局———“當觀眾已經謝幕，熱情而激動的紀錄片還久久不願離去”，這是我一個朋友的話。
記者：可這麼著對麼？紀錄片難道不應該是“它是什麼我就拍什麼”？好像大多數人印象裏紀錄片也都是這樣子吧。
陳曉卿：一開始我也完全不能接受，跟我的紀錄片理想衝突太大。到現在它也肯定不是我最喜歡的東西。但是，用國外的商業紀錄片模式來操作，它比較容易控制。咱們國家以前拍過這種動植物紀錄片，像我們臺就拍過《丹頂鶴》，新疆臺拍過野馬，《回家的路有多遠》。那種拍法是你先拍到了，然後獲得一點臺裏的資金支持，然後你就拍下去，拍到實在沒錢了，回來剪。它的戰線拉得非常長。最主要的，我們這次要做一個很多集的片子，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操作規範，如果説我信任你我把錢給你你就去拍，我敢保證，單集可能有的比現在的好。但它可能就出兩集，有兩集播出了，其他人還在山裏邊拍呢。
■商業紀錄片的前期文案已經能看到節目完成形態的60%以上了。我們找的故事肯定是要和人的共同經歷相關的
陳曉卿：商業紀錄片的操作方法就是説，它前期的文案已經能看到節目完成形態的60%以上了。萬變不離其宗，你瞎跑也跑不到哪兒去。像我在日本培訓的時候，學習他們那個《大白鯊》，一個小的大白鯊，從出生地跟著母親順著洋流漂流，從開始的懦弱、害怕、膽小、逃避、不願意面對責任，到面對了海浪、潮汐、島嶼，躲過了人的捕殺，最後變得特別強大，變成了一條真正的鯊魚。
記者：一個成長的故事。
陳曉卿：開始是個膽小鬼，最後變成了一個勇士。其實這是人的成長經歷，會在每一個人的內心投射下某種映照。
但它是編的故事，不是這條鯊魚它本身是這樣的。它們拍了好幾條鯊魚，而且它大量的鏡頭是在魚缸裏拍的。比如鯊魚加速、攻擊，這些拍攝在海裏面的的確確幾乎是沒有可能，尤其是攻擊的一剎那。這個片子得了艾美獎的一個技術獎。當時就知道外國人是這麼做。到2001年到英國BBC去看他們做《藍色星球》的時候，就知道實際上大家都這麼做。《藍色星球》更是這樣，包括到了配音階段，還做各方面的調查，法國的配音找誰，誰更有魅力。一切為了觀眾，怎麼能爭取更多的觀眾就怎麼來做。
所以在做前期文案的時候，我們也用了一年磨本子。本子裏面有哪些東西，有哪些興奮點，就按這個方式掰哧。
記者：我讀到一篇評論説：“這部系列紀錄片的更高意義在於，從人類角度出發，以非人類的生命，照見了人類的脆弱與尷尬，也照見了人類的激情與虔敬。”那就是説，人對自然的觀看、紀錄，然後可以被人用來表達。
陳曉卿：選擇很重要。我們也可以把森林拍得很荒涼很悽慘，沒有問題。
記者：那你們選擇的原則是什麼？
陳曉卿：我們找的故事肯定是要和人的共同經歷相關的。金絲猴它就是一個愛恨情仇，松子它實際上是一個種子傳播，胡楊講的是超級忍耐。螞蟻講的就是競爭，適者生存。你看螞蟻的世界實際上跟我們辦公室沒有什麼區別，一個特別貪婪的人，他如果掠奪的東西太多了，往往會受到一些報應。觀眾來信裏也有説螞蟻就像不明真相的群眾。他總能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映照。只要你能把這意象換算成你的情感外化物，你就能找到定位。
恰恰有些集壓根兒找不到，就拍得太散，他的興趣點太多，只抓美的東西，而忽視了完整故事的照應。
■我能找到研究金絲猴、熊貓、東北虎的專家，但是像研究日常能見到的松鼠啊、野豬啊、招潮蟹啊，沒有
記者：有時候美本身也是挺有力量的吧。我就記得我看《遷徙的鳥》，那些生命、自然的存在就特別有打動我的力量，光看那些鳥執著地飛我就覺得很動人啊。
陳曉卿：可是你看它那裏面給它們設置了多少障礙。有了醜之後才能看見美，有了暴力之後才能看到美，沒有特別單純的安靜的美。
記者：那就是説要拍什麼，都是你們之前就想好的？
陳曉卿：這是建立在大量科學考察基礎上的。現在做得不好的那些集，全都是研究的力量沒有支撐的那種。
記者：比如説有研究熊貓的沒有研究野豬的？
陳曉卿：對。其實我特想拍一個野豬，但咱們沒有研究野豬動物行為的，我找不到合適的人。我能找到金絲猴的、熊貓的、藏雪雞的、東北虎的，這些專家我都能找到。但是像日常能見到的松鼠啊、野豬啊、招潮蟹啊，沒有。我們是都到後期了才找到一本英文的書，講招潮蟹講得太好了，我們恨啊，當時怎麼沒找到啊！招潮蟹潮水一來的時候它永遠是舉著一個爪子，我們甚至不知道它這樣是幹嗎，實際上它在感受潮水離它有多遠，感受那種震動。這種細部多好啊。可我們拍的時候還不知道。
記者：就沒有研究這方面的人嗎？你們是把全國的這些科學家們都翻過了嗎？
陳曉卿：對。我保證沒有。特別可惜。他們不會去研究這種基礎的東西。我們的金絲猴為什麼故事講得那麼完整，正是因為西北大學的李寶國他在那兒，他有一個監測小組，長年在那兒看金絲猴，那些動物行為、社會結構，它的種群繁衍，都有詳細的記錄，而且他們做了研究。那麼找到一些相似的東西，就是每年的什麼時候容易發生什麼，這就給我們的劇本寫作提供了比較大的空間。
記者：這東西是挺難的，《遷徙的鳥》也被攻擊得很厲害，“那都是假的呀，那些鳥都是他們訓練出來的。”
陳曉卿：《遷徙的鳥》它的過程也非常偶然，不是説雅克·貝漢他熱愛鳥他就拍這個了，他是一次旅行，偶然地在加拿大認識了養鳥的人。他們訓練那些鳥到什麼程度，到了他們的發動機只要一開，那些鳥就要飛，因為會得到獎賞。而且永遠是在他們三角翼的旁邊在飛，特別特別好。雅克曾經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我聽了特別感動，他説他拍完《遷徙的鳥》，都公映過了，第二年他到荷蘭去度假，在那濕地上家裏人把帳篷都搭好了，然後天邊突然飛來了幾千隻雪雁，他抬頭看，那些雪雁都直直地衝他飛過來了，嘩，落得滿地都是，就是他曾經拍過的。他説：“片子掙
錢還是不掙錢，這片子有影響、沒影響，口碑好壞，都不重要，就在那一刻，這些都不重要。”這個紀錄片人都浪漫得有些可恥（笑）。
記者：那《遷徙的鳥》它開始也是有很完整的劇本嗎？
陳曉卿：有。也説了很多話。但到最後就剩了一句話：“遷徙，是一個關於承諾的故事，一個關於回歸的承諾。”
■並不是每一棵樹苗都有見到陽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記錄下這些，不能説不是一種幸運
記者：你的編導肖葳説：“國人最缺乏的是對生命的尊重。”楊小肅，航拍原始森林深處峭壁上的銀杉王的那個，寫過一句話也很美：“當飛機在畫弧線的節骨眼上，雲縫中投下一束陽光，恰巧照亮老銀杉所在的山脊！那畫面，由不得你不肅然起敬……”有網友就説：《森林之歌》那些鏡頭，“絕對是深深被自然感動的人拍出來的。”
陳曉卿：如果有人能看到這一點，我們就特別欣慰。這是我們每一集裏都想表達的東西。人上了歲數，總是不由自主地關注生死問題。曾經有朋友説我博客中的“故鄉地理”部分一度充滿了死亡氣息。其實，強調見證過的消逝，正是為了讓自己平靜地看待死，愉悅地享受生。有時候，我會覺得我這一代人的生長很像我正在記錄的森林：在茂密的林間，每年要萌發出無數個生命，有的因為先天不足而黯然夭折，有的因為木秀于林遭到風摧……在熱帶雨林裏，每年每公頃土地上有15萬棵幼苗生根發芽，其中僅僅有不到1％的幼苗能長成大樹。並不是每一棵樹苗都有見到陽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記錄下這些，不能説不是一種幸運。
當然我們做到的也肯定只是淺表的。就像好萊塢的大片一樣，你讓它多麼深刻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太商業了。深刻一點還是去看歐洲電影吧。其實現在國外也有其他的製作動植物紀錄片的模式。2007年上海國際電視節的自然類紀錄片大獎就是法國的一個片子叫《伽克拉瓦》（中文名：《紅螞蟻———昆蟲王子》），非常有非洲的人情味兒，充滿了人文感。
記者：那它那種模式是什麼樣的？
陳曉卿：它不是按照情節設置那種，不是講故事，而是帶你去看。你就像看一個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一樣，特別有韻味。看著太浪漫了，這是一種生活，這是一種內心的平靜。其實像《遷徙的鳥》，像《企鵝日記》，它都是帶非常濃重的法國味的、歐洲味的自然類紀錄片，是足以跟DISCOVERY抗衡的。但是它們的投資都巨大。
■喜歡拍紀錄片的人，大部分人還比較純情，有點兒勁兒
記者：現在《森林之歌》拍出來有沒有讓央視得到什麼鼓舞，以後會不會再拍下去？
陳曉卿：那只能問領導，起碼我們現在沒有任何的重播啊。
記者：那你團隊裏的編導呢？
陳曉卿：他們喜歡，當然很想再拍。因為拍紀錄片是一個讓人特別上癮的職業。雖然拍“森林”的過程中間，有兩個人的家庭實在受不了了，分手了。它對我們的正常生活可能都會提出新的問題。但是我能夠感覺到，他們挺喜歡做這個事情的，有點兒百折不撓的那個勁兒。
記者：是，你説過：“從這些人身上，我能夠隱約看到十幾年前的自己，那時的我，外表上還有理想、抱負以及職業虛榮心。”
陳曉卿：喜歡拍紀錄片的人，大部分人還比較純情，有點兒勁兒。其實在臺裏有很多人有這種理想，他要把能夠體現媒體尊嚴的東西推到公眾視線眼前。
像我們做的《見證》這個欄目，它實際上挺棒的，它的社會意義也好，單純的製作也好，其實都是非常精良的。就是非常遺憾，養在深閨啊。
記者：我看你的博客裏好幾次看你提到“體制裏的隱忍”。
陳曉卿：其實這個也不能叫隱忍。中央電視臺它提供的這個平臺也是挺重要的。我們用中央電視臺的隱性資本用得挺多的、挺狠的，如果不是中央電視臺拍，這個片子2000萬都拍不完，或者會更多，3000萬都拍不完。
包括像我們《見證》欄目播出在深夜，我們有一些怨言。但是其實我們也懂，這是臺裏對紀錄片的一個保護。如果我們進入晚上12點鐘之前，就進入那個“末位淘汰”，就會更多地遷就觀眾，更多地……它搞不好就犧牲了，這個東西就不存在了，的的確確是。
記者：可沒多少人看到這些多可惜。它是人類情感和人文氣質的一個營養，我是這麼看紀錄片的。
陳曉卿：國外像BBC、ZDF（德國電視二台）、法五、NHK這些國家電視臺，在黃金時間肯定都是紀錄片，不會播電視劇。咱們的電視臺要做一些商業電視臺的經營。如果我是領導，我也要想：生存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哪個重要？所以做這行的我覺得盡可能不要站著説話不腰疼，有一個平臺就夠了。中央臺算好的了。看看地方檯，哪還能找到紀錄片的影子啊？
我從小到大，生命裏面總有一個榜樣。我到這個部門來是追隨我一個偶像，他自己是做紀錄片的，但這些年他自己就不做了，然後給像我、像《發現》、像《人物》這樣的節目的編導們，他做一個空間，讓更多的人去做。實際上我現在要説的話也不怎麼拍。
記者：其實你現在做的是跟他一樣的事。
陳曉卿：這都和這種影響是有關係的。説“偶像”可能有點兒過，但是我認同這種做人的道理，我可能努力地也往這個方向去做。也有幾次，給我50萬塊錢讓我去一個地方，我當時挺興奮的，就去了，但那種傻節目我接受不了啊。老天爺讓你在這兒呆著你就呆著吧，在這兒呆著就盡可能給我的那些徒弟輩兒的，給他們處理好一些事情，讓他們有更廣闊的創作的空間。
所以我的想法和他們的想法肯定不一樣，比如他們拍完了都特興奮特開心，播出的當天在北京的幾個人就在我們八樓“森林集中營”，做飯，吃，大家喝酒，都説了很多的話，回憶自己這三年或者四年。然後輪到我了，我説：“我只想説一句話，這四年都特別平安，沒有缺胳膊斷腿兒，這是讓我心裏邊平靜的。”我的話永遠都是煞風景的，大家那頓飯吃得很壓抑（笑）。
實際上這是我們從拍“森林”裏自己悟到的，我覺得我們對自己命運的那種把握太弱了，更多的時候，我們只好信命運。好在我的命還挺好，不是特別差。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央視網 版權所有
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電話:010-88047123 京ICP證060535號 
京公網安備 11000002000018號 京網文[2014]0383-083號
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 0102002 新出網證（京）字09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