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大腕陳曉卿：“三分鐘必須感動我”

陳曉卿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1年10月14日 14:4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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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卿 資料圖片

陳曉卿當年在野外拍攝紀錄片《龍脊》

　　人物簡介：陳曉卿，1965年出生於安徽。1986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現為中國傳媒大學)，主修攝影，1989年進入中央電視臺，1996年開始製作文獻紀錄片，為《朱德》、《劉少奇》、《百年中國》、《森林之歌》(自然篇)總編導。曾擔任中央電視臺社教中心文化專題部《見證·影像志》欄目的製片人，現任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項目運營部主任。

　　“出去拍片比坐辦公室好太多太多了！”陳曉卿時常感嘆，他想做的事兒很簡單：“能一直拍下去。”

　　多年來，他一直銘記導師的諄諄教誨：“不做官、不發財，專心做專業的事。”對於紀錄片的未來，他卻自信地放言：“50年後，我們將不看新聞聯播，想知道身邊發生的事，看紀錄片就行。”

　　陳曉卿，中國紀錄片界屈指可數的拿過多項國際大獎的“大腕”之一，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項目運營部主任；中國紀錄片協會最年輕理事；中國傳媒大學(CUC)兼職碩士導師；也是朋友圈兒裏的“美食雷達”和京城老男人飯局的鐵杆兒成員。

　　近日，記者在中央電視臺附近月壇南街南一巷的紅蕃茄楚珍舫對他進行了採訪，因為下午趕著開會，他迅速點好幾道精緻小菜，素炸小魚、清炒莧菜、柴火香幹，豬肝湯、拌螺旋藻、鍋巴飯……都是特色。

　　高個兒、平頭、膚色較暗，常被兒子取笑來自非洲，説話有條不紊，一張嘴就是頗有磁性的略帶京味兒的男中音。雖有名譽京城的“美食雷達”，卻沒有吃得身材走形。他為人低調，從不吝嗇他那憨厚而充滿親和力的笑容，完全找不到同類人身上的“孤僻”和“桀驁不馴”等氣質。

　　戰士從這裡起步

　　伊文思的批判讓陳曉卿明白了一個道理：紀錄片不只是按照編導的意圖尋找什麼，還要表現被拍攝對象的生活本身

　　1991年，陳曉卿開始了他的紀錄片生涯，早期代表作《遠在北京的家》、《龍脊》等，多次獲國際、國內電視節獎項。1996年開始製作文獻紀錄片，為《朱德》、《劉少奇》、《百年中國》、《森林之歌》、《一個時代的側影》等膾炙人口作品。

　　與紀錄片結緣，還是與他的性格有關，1982年考入北京廣播學院(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因喜歡安靜，所以選擇了攝影專業。大學四年沒什麼驚人之舉，功課不錯，是老師喜歡的乖學生。陳曉卿説受父親影響頗大，性格有點孤僻，但人緣好，也很自信，對文學很有興趣。

　　大學畢業後，陳曉卿被推薦免試攻讀碩士研究生，投入朱羽君老師門下，專修攝影美學。1989年畢業後順風順水進入中央電視臺，開始紀錄片生涯。

　　陳曉卿的處女作是《戰士從這裡起步》，是他在中央電視臺實習時鼓搗出來的。1986年，正讀大四的陳曉卿到中央電視臺軍事部實習，帶他的老師是紀錄片界的兩位人物，韓金度和劉效禮。他們經常安排這個悶聲不響的小夥子出差。對一個實習生來説，就是“即使拍了七天，拍了很多素材，回來後編了一條新聞”。陳曉卿心疼自己拍攝的東西，就偷偷在機房裏編著玩，結果鼓搗出一個15分鐘的片子，劉效禮偶然看到，覺得不錯，起名叫《戰士從這裡起步》。

　　陳曉卿樂壞了，請來播音員鐵成和音樂編輯王文華兩位大腕做解説和配樂，《戰士從這裡起步》作為建軍節獻禮片播出了。

　　1987年，世界紀錄片大師伊文思到北京廣播學院講課，陳曉卿作為惟一的學生代表聽課，他的作品《戰士從這裡起步》被推薦給伊文思看了。伊文思盯著一個戰士哭的畫面問陳曉卿：“你為什麼不把他哭泣的鏡頭拍完再關機呢？”陳曉卿被問愣了，當時他所受的教育裏就沒有“不關機”的概念，“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寫3到4秒”，那個畫面是近景，陳曉卿以為拍得已經夠長了，可在伊文思看來，還是短了。

　　伊文思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表情：“為什麼不能把你看到的、讓你感動的東西原原本本地交給觀眾呢？”伊文思的批判讓陳曉卿明白了一個道理：紀錄片不只是按照編導的意圖尋找什麼，還要表現被拍攝對象的生活本身。

　　2003年，陳曉卿在巴黎參加人類學電影節期間，特地前往伊文思的墓地，放了一束鮮花。十幾年前，伊文思對他説過的那幾句話，真正影響了他對紀錄片的認識，那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對影像的理解，每個人都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分鐘,必須感動我”

　　“我們一開始就想像國外一樣拍紀錄片，像國外一樣強調劇本。”陳曉卿説

　　2007年，當《森林之歌》走上熒屏後，國內一片譁然，每個鏡頭、畫面，甚至解説，都讓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出自BBC之手。《森林之歌》是由陳曉卿導演的一部大型生態紀錄片，從編劇到拍攝整整花了4年。

　　2003年，陳曉卿接手《森林之歌》，“我們一開始就想像國外一樣拍紀錄片，像國外一樣強調劇本。”陳曉卿説，因此他把大量時間放在劇本上，差不多前兩年一直在改劇本。

　　“三分鐘，必須感動我”是陳曉卿對編劇的要求，因為好萊塢的編劇要賣一個100分鐘電影劇本，必須在3分鐘內説服投資人和導演。“我們也是這麼幹的——3分鐘內必須感動我，然後再告訴我你要怎麼拍攝。”

　　結果，每個編劇至少被打回去了四五次。陳曉卿有他苛刻的道理，“一定要把它做得吸引人，否則可能觀眾已經謝幕，熱情而激動的紀錄片還久久不願離去。”

　　《森林之歌》真正的拍攝是在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上半年。拍片前，陳曉卿請了國外的資深製作人、導演以及攝影師來給攝製組做培訓，教大家如何和兇猛動物打交道。但拍攝中，他們發現中國的大型野生動物深居簡出，相當低調。

　　“長時間不刷牙、不洗澡，一身動物的味道。”對攝影過程的艱苦，陳曉卿輕描淡寫地説一句。只是2007年春天，攝製組的人回到央視《見證·影像志》的辦公室時，因個個蓬頭垢面、形如乞丐，險些被門衛拒之門外。

　　雖然《森林之歌》在國內反響頗高，但在陳曉卿心裏還留有些許遺憾，“我們最終還是沒能像外國人那樣拍攝。”一方面，播報時間不夠，另外，錢也不夠。BBC的《地球脈動》的製作經費是1700萬英鎊，約合兩億人民幣，而《森林之歌》的經費只有970萬。

　　如果把《森林之歌》和《地球脈動》放在一塊比較，陳曉卿自嘲，“沒法比，差得不是一絲半點。一個是農業社會的産品，一個是工業社會的作品。”

　　差在哪兒呢？“技術上的、經濟上的差距都有，但這都不是主要因素。”最大的差別還是理念上的差距。陳曉卿説，“簡單地説，外國的紀錄片就是給觀眾看的，所有的製作、拍攝都以觀眾為主，而中國的紀錄片往往是給領導看的。”

　　今年4月的一天，陳曉卿與一個紀錄片作者通電話，“你那個片子不行，都是宣傳類的場面，這樣的東西我們用不了……”他的拒絕很直接，沒什麼餘地。原來，央視紀錄片頻道正為“5·12”三週年選一組與“汶川地震”有關的紀錄片。雖然，身在央視，有時也會做一些任務性質的紀錄片，但他還是希望展現給觀眾的是那種“可以發出自己聲音的紀錄片”，並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去推動這種理念。

　　那麼，中國紀錄片的製片人、攝像師與國外的同行在敬業精神上有差距嗎？

　　“在我看來，差距不大。中國的一些同行在敬業精神上並不比老外差，只是他們的付出在幕後，鮮為人知。”陳曉卿笑著説。

　　在陳曉卿看來，紀錄片更像一種生活方式，國內有很多非常優秀的年輕的紀錄片人，他們也有其他的職業，他們也不完全靠著紀錄片養家糊口，但是他們關注一個題材往往能夠關注非常長的時間，一直用自己的攝影機、攝像機為這個時代做著檔案整理工作，就像一個智利的作家説，“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一樣。”

　　喜歡真正用心思去拍的東西

　　當年拍完《龍脊》，全村1000多人都出來送他們，一直送到山口，村裏人哭了，有淚不輕彈的陳曉卿也哭了

　　陳曉卿拍了很多紀錄片，最滿意的是哪部？陳曉卿謙虛地搖頭，“沒有特別滿意的。覺得還過得去的應該是早期拍的東西，那是真正花心思去拍的東西，比如《遠在北京的家》和《龍脊》。”

　　《遠在北京的家》是反映保姆生活的。靈感來自學生時代，坐火車回家時與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一趟車，從她們故意卷著舌尖説北京話中看到一種變化。1992年，陳曉卿與攝製組一同回到安徽無為縣，在縣婦聯的幫助下找到了22個第一次去北京當保姆的女孩，從她們離家的那一刻起開始跟拍，一直拍到進入北京到某個家庭做起保姆。

　　那時，就是一門心思拍片，片子會不會紅，會不會得獎，這些都沒想。攝製組是臨時組建的“草臺班子”，拍攝都是在業餘時間完成的，他把設備科的人灌醉了偷出攝像機去拍。經費只有6萬，出差只能坐火車，還常常自己往裏貼錢。

　　片子拍出來好評如潮，1993年《遠在北京的家》送去參加四川國際電視節，獲得紀錄片大獎。市場也很好，賣出去幾萬美元。獲獎後的陳曉卿在紀錄片界名聲大震，片約不斷。

　　1993年底，他接手了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片子《龍脊》，拍攝地點定在廣西山區，苦、累，山區教育的落後都超出了陳曉卿的預料，多年來一直忘不了那種感受：早晨開始爬山，到了下午兩點才走到一個寨子。他累極了，躺在板凳上，頭耷拉在地上就睡著了。

　　《龍脊》問世不只是獲得了國際大獎，還改變了廣西龍勝縣小寨村的命運。因為這部紀錄片，小寨村小學成為社會捐助的熱點，這座隱匿于大山深處的村子也被外界關注，還帶活了當地的旅遊業。

　　拍片是個苦差事，但在陳曉卿眼裏，那是他人生最大的樂事，不只是享受拍攝的過程，不只是為了獲獎榮耀，還有一些來自內心的感動。當年《龍脊》幾個月的拍攝，陳曉卿對寨子感情很深，幾乎變成了寨子裏的人，拍攝完成，攝製組走的時候，全村1000多人都出來送他們，一直送到山口，村裏人哭了，有淚不輕彈的陳曉卿也哭了。

　　拍攝《龍脊》時，陳曉卿與一個叫潘紀恩的學生結了對子，每年提供學費，直至供他念完大學。潘紀恩大學畢業後到北京工作，娶妻生子，他的父母每次到北京看兒子，總是下了火車第一個跑到中央電視臺看看陳曉卿，之後才能安心地回兒子家。快20年了，陳曉卿一直和潘家保持來往，就像親戚。

　　2003年，陳曉卿帶著兒子樂樂去小寨，受到村民們空前熱情的歡迎。家家都以能請到樂樂吃飯為榮，“樂樂快把全村的土雞吃光了！呵呵。”陳曉卿笑了，他説，兒子一天能吃上四五個雞腿，小傢伙在電話裏告訴媽媽，“這兒的雞是甜的，比肯德基好吃多了！”

　　“美食雷達”陳曉卿

　　朋友們都知道陳曉卿有句經典名言：美食的最高境界不在吃菜，而在吃人

　　除了紀錄片，陳曉卿還有個重要標簽——京城“美食雷達”。陳曉卿愛美食，愛搜索美食，愛把美食分享給朋友們，不覺地混進飲食圈兒，寫美食專欄，還被稱為美食家。

　　陳美食被朋友們稱作北京四環內最會吃的老男人。“我愛吃，從小就那樣。”他常開玩笑説，一直在尋找自己不吃的食物，到現在還沒找到。陳曉卿選館子的第一標準就是味道，只要味道好，他寧可去路邊大排檔，他和朋友們很少“吃空調，吃地毯，吃轉盤桌子”，更多的是去小飯館，為此，他也常常笑稱自己的美食品位一直上不去。

　　聽朋友説，給陳曉卿打電話的無非兩種人：一種是為工作，一種問吃喝。他在回答問吃喝問題的電話時，極富耐性，把開車的行進路線、餐館可以點的菜説得明明白白，他就是個美食活地圖。

　　陳曉卿常常帶著兒子流連于小衚同，進行地毯式搜索令人心動的館子。每每發現個新館子，爺倆就點上幾道不太貴的當家菜，但凡覺得好的，記下電話、地址，存在手機裏，下次約朋友再去。久而久之，在他的手機裏存滿了各種美味餐廳的信息。

　　這些年被陳曉卿“捧”紅的館子也不少，哪怕是最不起眼兒的小館子，一旦被他寫出來，都會迅速躥紅，一來二去，他不得不留點私心，把自己認為最好吃的館子藏起來，一旦寫出去，下次再去就要飽受排隊之苦。

　　他時常開玩笑説，“我敢説，在北京我到任何一家飯館吃飯，都可以不用買單。”儘管老闆們心甘情願地巴望著能被陳曉卿白吃，但這種情況從未出現過。當然，想借陳美食的筆虛假躥紅的想法，也是想都別想。如果把吃搞得唯利是圖，那吃還有什麼意義？

　　陳曉卿搜美食大概要追溯到大學時代，讀了梁實秋的《雅舍談吃》。他因為喜歡烤肉季而抱怨“離開北平休想吃到像樣的羊肉”。記憶最深刻的，是梁先生寫到1926年他赴美留學四年歸來，“乃把行李寄存于車站，步行到煤市街致美齋獨自小酌，一口氣叫了三個爆肚兒，三個品種一個不落，吃得我牙根清酸……這頓飯，乃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餘年猶不能忘！”

　　梁實秋的文字讓陳曉卿對北京的本地飲食産生興趣。他在微薄的生活費裏省下結余，按圖索驥找到幾處梁文中記述的小吃，這種尋找一直持續到現在，而且在兒子樂樂長大後，成就了現在的父子搜食隊。

　　常年搜美食，陳曉卿在家裏吃飯的時候很少，誇張點説，“一年也就十次八次的。”

　　與美食家相攜而生的還有飯局。陳美食最熱衷的是老男人局，五到十個老男人，隔三差五就坐在一起，好不熱鬧。

　　若干年前，北京文化圈著名的“交際花”老六(《讀庫》主編張立憲)一手締造了“老男人局”，常客就那麼十來位，比如王曉峰(三聯雜誌主筆)，網站主編王小山，教育工作者老羅……他們臭味相投，相互之間熟得已經不能再熟，吃飯、喝酒也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聚在北京衚同深處的雞毛小店，就著可口卻不驚艷的小菜，喝著啤酒，相互用話語取暖。

　　老男人們多是啤酒主義者，酒量都不大，往往熱菜還沒上就醺醺然了。興致高了，大夥就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直到子夜時分由酒倌兒依次扶著出門，各自散去，但那是快樂的醉。

　　細讀陳曉卿的美食專欄，美食只是由頭，揉進了更多人與人之間、人與食物之間的關係。朋友們都知道陳曉卿有句經典名言：美食的最高境界不在吃菜，而在吃人。道理很簡單，美味固然重要，但和誰吃飯總體上決定了飯局的趣味性。甚至，在哪吃，或者吃不吃，都已經是次要的了。

　　還是喜歡

　　拍片的感覺

　　2010年11月，《見證·影像志》10周歲生日的時候，陳曉卿被調到新單位——即將開播的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在11月27日的“生日派對”上，陳曉卿揮淚道別後投入了更繁忙的工作中。

　　多年來，陳曉卿一直做紀錄片，好容易有這麼個專業頻道，自然希望能做些事情。工作的忙碌完全超出想象，幾乎天天夜班，他的飯局生涯戛然而止，原來一起喝酒的那些老男人，每次在網上遇見，都是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表情。

　　那段時間，通情達理的新領導安慰陳曉卿，“開播狀態，開播狀態，非常規運行嘛……元旦開播一切正常了，你照樣可以扮演美食家。”聞言，他激動得趕緊給老六打電話：“別著急啊，還有一個月，到時候咱們天天喝酒。”

　　可元旦那天，弄完啟播儀式回到辦公室，善解人意的領導説是要開個小會。“儘管播出了，咱們還有那麼多的事情要做，看來，咱們超負荷的非常規狀態還要再延續一段時間……”

　　“完了、完了，作為一個信用卡用戶，我在老男人那裏一點兒信用都沒了，想到他們鄙視我的眼神，這心碎的，捧出來跟餃子餡兒似的。”陳曉卿暗自傷感。

　　話説到了2011年4月，陳曉卿還是那麼“忙”。上午一個會，下午兩個會，讓“一開會就犯困”的陳曉卿很受“折磨”。身負行政職務，管的事也更多了，忙碌也讓生活變得無趣。陳曉卿似乎更嚮往那些扛著機器四處拍片的日子，“出去拍片比坐辦公室好太多、太多了！”他時常發出這樣的感慨。

　　所幸，忙碌過後，美食繼續，飯局繼續，理想也將繼續。“活在當下的中國，能做紀錄片人是幸事，週遭正經歷千年未有的變局，值得記錄的太多。”作為一個紀錄時代的人，陳曉卿總是笑得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