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脊》：改變的和不變的命運

陳曉卿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1年10月09日 11:4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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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脊》是我1994年拍的一部紀錄片，説的是桂西北山裏的孩子艱辛求學的故事。這部紀錄片在電視臺播放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定的影響，第二年它又在四川電視節獲得了一個獎項。當時的四川電視節獎項設置還不是很多，因此，我也覺得是對自己的一個肯定。

　　沒想到的是，又過了十二年，這個節目被上海的“真實影院計劃”選中，在電影院裏和觀眾見面。我挺尷尬的，一來我怕見人，二來片子是十幾年前拍的，可以説到現在我再沒什麼可以拿出手的節目，這些年我都幹嘛去了呢？都在寫博客？

　　放映的地點在上海新天地國際影院，這一帶是上海小資扎堆兒的地方。影院裏人很多，更奇怪的是，所有的服務員都戴著畫著骷髏的黑色大帽子，我有點緊張。上海真實頻道的金陽曾經和我同事三年，非常了解我，見我眉頭緊鎖，過來和我耳語。小金説，這些人不是看我的，他們看的是大片兒《媽勒比海盜3》－－服務員的行頭就是那部電影的造型。醬紫哈，難怪他們賊眉鼠眼的，我心這才放下。

　　片子在影院裏放著，我一直沒好意思進去，在門口的茶座東張西望。我在拍這部片子的時候，應該還算個年輕人吧，對社會，對生命的理解今天看來都是那麼淺薄和幼稚。我在深山裏前後呆了半年，每天把鏡頭對準那些活潑可愛的孩子，當時，對我觸動最大的就是他們沒錢上學這一件事兒，我天真地認為通過我的片子喚起人們的愛心，從而能夠解決他們讀書難的問題，這一點，是和我個人的經歷分不開的。

　　我出生在皖東北的一個小縣城，如果沒有高考的恢復，我至今肯定還在那座小城裏過著悠閒而平淡的生活。畢業分配之後，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是“知識”改變了我的命運，我理所當然地相信每個人通過讀書，通過考試就能夠改變自己的未來。我拍片子的時候是這樣想，回到北京幾年後，便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有些天真，曾經獲得過希望工程資助的那些孩子，小學或初中畢業後資助便自行終止。好在由於我的促動，一些好心人繼續為他們提供學費，使他們得以完成了學業，其中一些成績特別出色的還考上了大學，永遠離開了那個山村。

　　從這個角度説，他們的命運的確被改變了，最典型的是一個叫潘紀恩的孩子，考上了洛陽外國語學院，畢業後在北京工作。他和我當年拍片時的想法一樣，認為只要讀書就可以掌握自己的未來，他成了那個龍脊山村裏願意讀書的孩子的榜樣，並且通過他，我周圍的同事和朋友的捐助源源不斷地被送往大山裏的那些學校。他們中間有平時就樂善好施的，諸如鄧建永、陸全勝、樊慶元、祖晨、陳曉楠……也有平時摳摳嗖嗖斤斤計較的，像李潔、李慷、王小丫……不過所有這些人，都很少對別人提及自己做過的這些事，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很多人的命運的確因為他們而改變了。

　　影片放映結束，我被請到了臺上回答問題，觀眾席上稀稀落落地坐著一些熱愛紀錄片的年輕人，問題中不時地蹦出用光、錄音、結構、拍攝片比等專業術語。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我看到了第一排坐著一位戴眼鏡的老人，非常眼熟，很快，我想起了他是誰－－這是我高中時代的英語教師阮欽安。於是，我離開了話題，也離開了座位，向大家介紹我自己的老師，主持人也有些激動，一時間，臺上已經有了些藝術人生的意思。

　　阮老師不是導演安排來的，他從報紙上看到了這次見面會的消息，特地從家裏趕來。應該説，二十五年前，我是他最喜歡的學生之一，他甚至因為我沒有報考外語專業還不高興過。後來的大學時代，外語成了我的負擔，那時候我特別懷念我中學的阮老師－－我到今天見過的最好的英語老師（羅永浩也挺好的）－－我一點兒都不誇張，阮先生讓我感到學英語是一種樂趣。所以，我一直和阮老師保持著通信聯絡。阮老師喜歡集郵，每年春晚的首日封我都會在第一時間給他寄去。去年去肯尼亞，遇到他另外一個得意門生，我們一起給他寄了四張明信片，但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沒有收到他的回音。

　　可以説，阮老師在我當年的中學是一個怪人，他沒有什麼朋友，甚至和在當地的上海人來往也不多。每天，他厚厚的眼鏡片裏都透著笑容，但誰又能想到，文革中他是學校裏的主要批判對象。在阮老師受盡屈辱的時候，他的一個姓壽的女學生義無反顧地站了出來，對他保護有加，並走進了他的生活，這是阮老師人生中最甜蜜的時刻。

　　生活就那麼細碎：一個是上海的大學生，一個是本地的鄉下女子，情感的和諧也摻雜著文化巨大的裂隙，有些差異大到了我小小的年紀都看得出來。比如，他們夫妻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小名分別叫大憨、玲玲、毛搗子－－顯然只有二女兒的名字是阮老師起的。但阮老師對這一切安之若素，照樣和妻子在校園的操場上親昵地散步，當時十分扎眼，他甚至還在課堂上用英語講一些怕老婆的小故事自嘲。阮先生生活能力很差，家裏全靠壽老師一個人打理，他們夫妻就這樣一直相伴著。三年前，已經在上海生活的阮老師突然中風，多虧師母和女兒們悉心照顧，也加上阮老師天性樂觀，他居然奇跡般地恢復了，這次到新天地，他竟然是從閘北騎自行車過來的。

　　由於晚上要參加閉幕式，我不得已和阮老師匆匆告別。剛剛分手，就覺得有很多話沒來得及和老師説，畢竟十幾年沒見，只能等到下一次再去上海，或者他們來北京再聚了。回酒店的路上，我在想阮老師的一生，一個上海人，讀了安徽大學，因為不合時宜的言論又被分配到了皖北的鄉下，在那裏組織了家庭，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都給了那片貧瘠的土地，而這一切並非出自他本人的意願。從這一點説，知識並沒有改變他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