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最後的棒棒》：第一代農民工命運的縮影

紀錄動態 中國青年報 2015年09月16日 09:43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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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9日，患有嚴重高血壓的63歲的棒棒老黃，被一中年男子叫進房屋，要求他從蹲便器裏掏出鋁制的長柄勺。

10厘米長的飯勺是舀狗食的，卻掉進了馬桶下水道，專業疏通人員也沒轍。唯一的辦法是用手取，房東自己不願意幹，便叫來了棒棒。

老黃雙膝跪在廁所的地磚上，擼起袖子將右手伸進蹲便器。“給多少錢？”趴在廁所地上的老黃停下手來，抬頭問僱主。“你要多少？”急著上洗手間的僱主雙手捂著腹部。

“20？”“趕緊，趕緊。”老闆沒有壓價。老黃取出了勺子。事後，他用香皂洗完手，房東連這塊香皂都不想留，讓他“丟了算了”。

事後，老黃的徒弟何苦問他，為什麼把手伸進馬桶之後才談價？他説談價之時他的手已抓到了勺子，並確認能拿出來。

“能取出來，也不費事，10元都可以幹。”老黃對徒弟説，自己裝出很費勁的樣子，就是想要個好價錢，“本來想要30元的，但又摸不清老闆做人的深淺，怕他再去找別人，所以只要了20元，20元已經不少了。”

在何苦完成的紀錄片《最後的棒棒》中，有很多類似的場景。這部紀錄片就像一扇窗戶，透過它，可以最直觀地知道：誰在做棒棒？他們為什麼幹這麼勞累的活兒？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怎麼樣的？

他的生活就像走向一個接一個的紅燈

透過《最後的棒棒》這扇“窗戶”，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命運和奮鬥。他們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學校、家人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沒有任何技能和知識，在城市缺乏競爭力，依然選擇進城下苦力。

他們奮不顧身地選擇這種註定艱難的生活，必然意味著，此前他們的生活更貧窮、更無奈。

棒棒們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後的棒棒》的主角老黃——何苦在街上隨機選到的老師。“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馬路，趕上一個紅燈之後，一個個紅燈約好了似的等著他。”何苦説。

1949年11月16日，老黃出生在重慶一個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記憶貫穿著饑餓、寒冷。改革開放後，他的日子才慢慢變好，每年都有餘糧。1988年初，快40歲的他走進了一個有3個孩子的寡婦的家裏——她需要種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這段未領結婚證的關係，卻讓老黃的生活再次陷入艱難。他倆有了孩子，她成為“超生遊擊隊”；被罰款後，他債臺高築。

為了還債，老黃成為中國第一批“農民工”，外出挖煤，把所有錢寄回“家”。3年後，他接到“速歸”的電報，自己孩子的母親即將和另一個男人結婚。女人無力獨自拉扯4個孩子，身邊需要男人。

老黃就這樣在43歲時重新淪落到身無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掙錢，在重慶當棒棒。

家庭的殘缺註定了很多東西：3歲的女兒寄養在鄰居家，後來迷上了網絡，學業漸漸荒廢；初中畢業後，女兒輟學去廣東打工，兩年後女兒懷孕了；在外孫子快滿3歲時，老黃提議女兒分期付款在鎮上買房。

老黃拿出多年積攢的3萬元錢替女兒交了首付，餘款3年繳清，每年10萬元。這個農村家庭從此發起了衝刺。賺錢和還債的壓力讓老黃不得不一直做棒棒，22年未曾間斷。

對他來説，活著就是面對命運一波又一波的打擊。患有嚴重高血壓的老黃生活得非常窘迫，在身無分文時，他只得和何苦一起，在街頭的條凳上過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