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開播 獨特方式解讀歷史

紀錄動態 中原網 2015年08月18日 17:1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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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是由中央電視臺軍事節目中心傾力打造的一部具有獨特拍攝視角和全新歷史解讀的最新作品，其從選題策劃、資料發掘、歷史考證、鏡頭運用、採訪角度以及拍攝手法上都做到了精雕細刻，特別是其在紀錄片的整體架構上創新性地採用了敵對者——一個日本攝影師的視角進行前所未有的解讀，選材之獨特令人耳目一新。但細細品讀之下就不難發現，在這種獨特視角中之下，紀錄片創作者並沒有改變或扭曲原本的立場，片中在將敵對者的心理、行為進行一一描述的過程中，將對方的狂妄殘暴等戰爭原罪揭露得淋淋盡致，忠實地反映了紀錄片創作的本意，時時處處不乏堅持的觀點和態度。這種紀錄片的敘述方式和構建形式，為戰史類紀錄片的創作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並成為了很好的成功範例。

必須首先忘掉敵對者的身份

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首集，以甲午戰場上的日本隨軍攝影師龜井茲明的後人給攝製組的一封拒絕採訪的回信作為開篇，其中語境措辭無不包含著日本人彬彬有禮的態度。

“真的非常抱歉，還希望您能理解”，這樣字斟句酌的致歉，從字面意義上看，似乎是對方帶著歉意拒絕了一次普通的採訪，但通過紀錄片的層層鋪陳才逐漸發現，這樣的拒絕背後卻有著不為人知的心理活動。回信中説：“我們認為有些資料還是應該讓它保持在非公開狀態，或許對中日兩國都好。”

真的是這樣嗎？這些至今都沒有公開的資料到底暗藏哪些歷史資料，真的是如對方所説“對中日兩國都好”嗎？

帶著這樣的疑問，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將觀眾帶進了對一段歷史的探尋與追查，並從攝影師、日本貴族龜井茲明由文藝青年變為尚戰分子的過程，開始了整個紀錄片的鋪陳和敘述。

也許有人會問，為何會選擇一個敵對者作為整個紀錄片的主線？難道這不是站在侵略者的視角看問題嗎？答案並沒有那麼簡單。首先，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的確是通過日本戰地記者日記的角度來進行闡述，但脫開對紀錄片的創作本意和主旨的倉促批評不説，只要將紀錄片從頭看到尾，就能發現這種敘述方式卻並沒有站在侵略者的角度為其開脫，而是採取暫時忘掉敵對者的身份的方式，從客觀角度進行紀錄片的拍攝和創作，通過探尋120年前侵略者們的想法和行為，尋找其人性本源的惡念與致其走向滅亡的狂妄之源。而令人恍然大悟的是，這種敘事方式建立在真實、可信、客觀、公正的角度，經得起持任何觀點的學術界乃至歷史界人士的推敲，而這才是紀錄片所追求的最終目標即客觀與真實。

了解紀錄片創作的人不難發現，就在抗戰電視劇“手撕鬼子”等大批雷人情節充斥電視熒屏的過程中，一種自我放大和自我崇拜的情緒也逐漸蔓延到紀錄片創作領域，多年來，我們的戰史類紀錄片大多帶著“揚我國威，壯我軍威”氣勢，放大我軍勝利的同時，也把敵人塑造成或戰術低級或陰險狡詐或殘暴不仁的形象，其符號化的程度已經開始與“抗戰雷劇”越靠越近。

因此，及時擺正心態，調整創作思路，認清觀點態度就顯得尤為重要，甚至其重要程度應該遠遠排在提高拍攝技巧或追逐畫面衝擊力之前。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則很好地把握住了這一點，不再將日軍或日方作為從頭至尾的譴責對象，而是暫時放下仇恨與憤懣，從歷史的角度冷靜而客觀地展開整個紀錄片的敘述大幕。

跳出傳統敘事模式的窠臼

敘述戰史的紀錄片，最常見的拍攝思路就是從戰鬥的準備到發展再到高潮，最後則是戰鬥的結果和雙方觀點的呈現，這種套路是最保守同時也是最穩妥的，但看膩了教科書式紀錄片的觀眾們也希望熒屏上出現其他讓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正巧，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在此獨闢蹊徑，縱觀5集紀錄片，其中的對正面戰場雙方交鋒內容所著筆墨不再是通篇累牘，其他內容則由對日本戰地攝影師龜井茲明內心探尋、多名日本軍人的後人回避採訪、日本學者講述歷史細節等部分構成。

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第三集和第四集中描述了金州血戰和旅順失守以及旅順大屠殺的內容，其敘事方式就值得關注。因為傳統構築方式大多是將敵人的殘暴不仁和中國平民的無辜被屠作為焦點，刻意通過紀錄片的鏡頭揭露大屠殺的真相，激發觀眾的仇恨情緒。但此前這類題材的紀錄片大多按照這種傳統的思路拍攝，讓觀眾在觀看時有似曾相識之感，同時重復出現的歷史事實又弱化了觀眾對內容的關注程度。而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比較獨特地使用幾乎大半集的篇幅，描述了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為掩蓋旅順大屠殺的事實，收買英國媒體路透社，使歐洲媒體集體“失聲”的歷史段落。從陸奧宗光後悔讓日本記者進入戰場，到他處心積慮編造謊言掩蓋屠殺真相的《陸奧聲明》，紀錄片甚至解密了一件剛剛面世的珍貴資料：日本外務省向英國路透社支付有償新聞報酬的收據。

表面上來看，路透社的有償新聞事件，似乎是新聞學或者新聞史研究的範疇，但它作為反映旅順大屠殺的施暴者--日本政府欲蓋彌彰心態的間接證據，又不能不説與中日甲午戰爭這段歷史息息相關，而將這個細節作為紀錄片中較為重要的段落，正是在從不同角度挖掘歷史參與者的心理活動與心理狀態，從而找尋到歷史事件發生背後的推動力與必然性，其創作手法可謂獨特。

與觀眾一起做歷史考證者

通常來説，一部戰史類紀錄片且涉及年代遠在120年之前，能夠依靠的就只是現有資料和公開文獻的範圍。再勤奮的紀錄片導演，最多能做到也就是儘量多的採訪國內戰史研究專家，透過各方觀點還原歷史細節和戰鬥軌跡。而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則進行了一次有益而大膽的嘗試：將紀錄片的拍攝過程與對歷史資料的考證進行結合，通過多角度印證一項歷史細節。最為可貴的是，歷史考證的結果不是由嚴肅學者或者冷冰冰的書籍通過鏡頭告訴觀眾，而是由編導帶領觀眾一起，通過逐步探尋揭開事實的真相。 

在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的第二集《諜影重重》中，故事首先來到日本福岡的向野堅一紀念館，從攝製組發現一張從未在中國媒體曝光過的照片説起。這張照片拍攝于甲午戰爭時期，反映了一群日本軍人簇擁著6位清朝漁民打扮的人，其中便有已經和中國人外形極其相似的日本間諜向野堅一。

接下來，紀錄片轉而敘述龜井茲明日記中與之相互印證之處：“在我橫濱丸普通艙還有3個留辮子的，初見懷疑像這樣留著尾巴的傢伙能不能充作間諜之用。數日後在甲板上相遇，聽見他們用日語談話，才知道是我帝國同胞。於是與其交談，問其姓名，乃向野堅一氏、大熊鵬氏、藤崎秀氏3人。都是在壯年時期曾于上海學習中國話。為國家犧牲自家性命，擔負間諜之大任，其勇敢義膽，嗚呼，亦可謂偉大。”這種敘述方式的處理，讓觀眾在對一張模糊不清的照片還心存疑問之時，通過一篇日記逐漸看清日本間諜的身份脈絡。

此後，紀錄片又將鏡頭對準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一本看似與中日甲午戰爭關聯不大的圖書，卻詳細記述了6位日本間諜的身份，這就是攝製組幾經輾轉找到的由黑龍會出版的《東亞先覺志士列傳》。通過這本書，照片中6位間諜的身世以及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安插在中國龐大的間諜網逐漸浮出水面。之後，紀錄片開始鋪陳開來，從位於中國上海的日本間諜學校舊址、到日本間諜在大連金州秘密執行任務，最終6人的任務小組落得3人被俘、2人失蹤的結果，整個歷史段落清晰而令人信服。

從老照片——日記——書籍——間諜學校舊址，紀錄片的敘事採取了逐步探尋的方式，脫離了傳統的專家講課式創作方法，不但使思路和脈絡更為清晰，同時也很好的抓住了觀眾的收看習慣和心理。紀錄片導演的潛臺詞就是：“結果怎麼樣？我也不知道。請觀眾和我一起追尋下去吧。”

這樣的敘事結構的好處顯而易見，除了將創作者和觀眾通過線索維繫起來之外，還將原本較為嚴肅的戰史內容顯得更加清晰易懂，在歷史細節考證上不懼專家推敲的同時，也最大程度地照顧了在歷史軍事知識方面有盲區的普通觀眾。

讓對方用自己的行動的説話

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中，多位日本史學專家出鏡接受採訪，通過日軍角度描述歷史事件，其實這之中包含著許多曾被拒絕的失敗採訪。按照一般採訪的思路，被拒絕就是採訪失敗，整個段落的內容都必須被刪去，紀錄片中也無法進行呈現，而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恰恰沒有這樣做。

片中有這樣讓人印象深刻的段落，即多位參與甲午戰爭的日本軍人的後人拒絕採訪的內容。攝影師龜井茲明的後人回信拒絕採訪和公開任何資料，間諜向野堅一的後人也不允許中國攝製組拍攝紀念館內的一切軍事照片和資料。

被拒絕的過程異常曲折和艱辛，據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的導演回憶，片子從拍攝之初就一直通過郵件聯絡龜井茲明的後人龜井亞紀子，但採訪的要求一直遭到拒絕，攝製組甚至聯絡到了龜井亞紀子父親的朋友，希望轉達採訪意願。最後收到如此決絕的拒絕是在東京傾盆大雨的一天，失望至極的翻譯甚至想替攝製組大哭一場以發泄情緒。而這些感性化的內容並沒有過多地通過紀錄片表現出來，反而紀錄片採用了龜井茲明的後人的一封回信來進行呈現。這種呈現方式摒棄了情感偏頗所造成的非客觀表達方式，轉而採用對方回復的內容進行完整記錄，雖然通篇沒有提到採訪被“拒絕”的遺憾，但觀眾透過整個事件進程就能感受到對方回避的態度和躲閃的心理。

事實上，拒絕也是一種態度，是閃躲或者回避，不願談及的往事中包含著當代日本人對先輩所作所為的不認可或不理解，這正是日本攝影師和日本間諜後人對歷史反思的好佐證。紀錄片將這些內容進行忠實敘述，也正是意在通過“拒絕”二字看透其背後的反思或追悔。讓對方用自己的行動説話，比多少華麗的解説詞和言辭專業的評論更加生動，且更能直達人心。同時，紀錄片中還描述了日本間諜向野堅一在戰爭之後的狀態：他脫離了軍隊，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曾為阻止日本對華開戰而積極奔走，最後卻莫名暴斃。雖然鏡頭中沒有出現任何能佐證向野堅一對那場戰爭態度的話語或者文字，但對事實的敘述卻透露出這位日本間諜對歷史和往事的後悔之情。

相應的，被拒絕之後的不懈追尋，也是一種態度。紀錄片《甲午陸戰啟示錄》的創作者們，在一次被拒絕和一次次重新嘗試之間，秉持了紀錄片創作堅持與求真的態度。這時一群紀錄片的堅守者和歷史的追尋者用足跡考證的歷史真相，為了一個細節，能夠跑遍四五個城市查閱資料，為了一段採訪，堅持多次接洽絕不放棄。從這部充滿誠意的紀錄片中不難看出，在採取獨特的敘事視角和探尋的拍攝手法進行創作的同時，《甲午陸戰啟示錄》也不忘軍事紀錄片創作的本意：在真實記載戰爭歷史的同時，探尋甲午戰爭如何改變日本的歷史走向，如何成為日本對外侵略的歷史源頭。追根究底，透過紀錄片投射出來的戰爭啟示清晰無誤：不忘歷史，珍惜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