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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電影和電視紀錄片不一樣
據悉,最近一段時間,一批國産紀錄電影紛紛準備上院線放映,如雷禾文化傳媒拍攝、以嫦娥奔月等民族文化為背景的《月亮》,五星傳奇文化傳媒等單位拍攝、同名電視紀錄片今春播出後在海內外引起轟動的青藏高原題材的《第三極》,以及中央新影集團為慶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出品的《代號保爾》和《日本戰犯懺悔錄》等。此外,央視一些紀錄片人也正在操作和籌備幾個項目。這應該還不是冰山的全部。近年來,隨著中國電影的高速發展和電視紀錄片的巨大進步,愈來愈多的業內人士看到了紀錄電影發展和突破的可能性,正在行動起來。
據《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15)》課題組負責人、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張同道介紹,2014年,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電影局頒發公映許可證的紀錄影片有24部,超過2013年的18部和2012年的15部。2014年,院線放映紀錄片7部,總票房為1815.98萬元。但是,中國電影市場2014年總票房直指300億元,紀錄電影可謂貢獻甚微。以大型真人秀《超級男聲》為題材的紀錄電影《我就是我》採用商業電影宣發策略,並且前期眾籌獲得500萬元票房,卻最終止步于670萬元門檻。《鄉村裏的中國》獲獎無數,口碑如潮卻無緣電影院,《金色時光》、《飛魚秀》、《報國之路》等影片也嘗試登陸院線,並開展了一定的市場推廣,但票房和傳播力卻不盡如人意。“試圖接近紀錄影視作品本性、嘗試通過商業化運作實現市場突圍的作品逐年增加,但真正有市場競爭力的作品仍然不多。”他説。
對於目前這批將走上院線的紀錄電影,張同道認為製作者的熱情也是高於理性判斷的。他指出,在當下的中國電影市場,一部電影最保守的宣發費用是500萬到800萬元,大片甚至需要800萬到1000萬元,很多片子的發行和製作費用持平。對於投資一二百萬元起步的紀錄電影來説,這麼高的宣發費用是望塵莫及的。
張同道認為,紀錄電影和電視紀錄片有本質的不同,電影院是個封閉系統,在電影院裏,觀眾不會看了前頭兩三分鐘就走,但一定是在去影院之前有足夠的議題,吸引觀眾花錢去看片。電視紀錄片是在開放空間觀看的,如果不好看,觀眾會馬上換臺,這決定了電視的敘事節奏要比電影快,包袱的密度要比電影強,要有喋喋不休的信息,時刻拉住觀眾。所以,“不是在電視上放得好的紀錄片,擱電影院裏效果也就一定好。”
紀錄片上院線方方面面都謹慎
今年4月下旬北京國際電影節紀錄片高峰論壇上,有嘉賓興奮地談到,4K超高清拍攝的《第三極》電影版,馬上會在大銀幕公映。但是兩個多月過去了,沒有好消息傳來。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第三極》導演曾海若明確表示,“《第三極》的院線發行本質上還沒有什麼眉目,我們正在準備發行中,是一種等待觀望的狀態。”他説,“走進院線不是難事,電影版的手續、程序都走完了,但是讓它在院線上獲得在電視上一樣的轟動效應,現在看是比較難的。”他認為有如下原因:觀眾還並不習慣花錢去看紀錄片,還需要培養觀眾;紀錄片想要上院線,還需要一些技巧,比如《第三極》畢竟最初定位是電視紀錄片,比較重視電視和網絡的發行,沒有那麼重視它的電影發行,所以,電影放在了電視播出以後好幾個月才開始,“如果將電視版和電影版銜接好,可能效果更好”。
“紀錄片要想進院線,必須具備話題性和視覺奇觀這兩個必備條件。”張同道認為,日前公映的《旋風九日》應該獲得更理想的票房,但它的目標觀眾基本沒進電影院,“現在電影的主流觀眾才20多歲,這個片子的目標觀眾應該是感恩鄧小平、感恩中美建交的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人,或者第一批大學生,但這批人基本不是電影觀眾。”
曾海若認為,正是因為近年來在院線放映的紀錄片只有法國雅克·貝漢的《海洋》獲得了成功,其他像《旋風九日》《千錘百煉》等都沒有特別好的結果,所以對其他紀錄片上院線有負面影響。
無獨有偶,在紀錄片教學科研與拍攝製作兩手都抓兩手都硬的張同道手裏,目前也有一部去年完成並且已經拿到龍標卻暫時沒有上院線的紀錄片,“沒有合適的機會,也沒有宣發的費用,如果隨便就上院線,肯定是‘一日遊’。”
曾海若説,院線和發行方看到《第三極》電影版都表示很喜歡,但沒有人能清楚地預料這樣一個片子投入院線以後會怎樣,所以對於這部紀錄片的發行,他們還是非常慎重。
紀錄電影的理想市場依然遙遠
現在,很多國産紀錄片像《第三極》一樣,擁有電視版和電影版兩個版本。曾海若介紹,《第三極》電視版每集45分鐘,共5集,電影版為82分鐘。再比如2009年播出的張同道執導的電視紀錄片《成長的秘密》有18集,每集45分鐘;電影版名為《小人國》,片長也是82分鐘。其實,《海洋》也有電視和電影兩個版本。在韓國,電視臺與影院之間互動密切,電視臺播出的受歡迎的紀錄片便會剪輯電影版在影院上映,而影院取得高票房的影片,電視臺則會收購版權,韓國2014年入圍票榜前十位的影片中,有3部影片是在電視上播放並受到關注後在影院再次獲得成功的。
張同道指出,套拍在當前形勢下,主要是為了稀釋投資成本,因為只需要在拍攝電視紀錄片的成本上增加大約30%,就可以剪出一部紀錄電影,而紀錄電影不但可能上院線,還可以賣電影版的電視版權,這對於一個成熟的導演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美國每年有100多部紀錄片上院線,韓國2009年的《牛鈴之聲》有約290萬觀眾,2014年的《親愛的,別過河》吸引了約500萬觀眾,台灣的《看見台灣》在票房和人文深度方面大放光彩。對此,我們有什麼可借鑒的?
曾海若説,簡單的借鑒其實是沒有用的,“我們學不了,也學不成,最重要的還是去拍電影化的紀錄片,不斷進行總結和改進。我覺得如果《第三極》最先開始就設定為商業化的、很奇觀的紀錄電影,也許比現在要好。”記者請他給出一個國産紀錄電影開始盈利的時間點,他非常樂觀地説:“一兩年內就會有在院線至少可以持平的、不賠錢的紀錄電影。”
但張同道認為,這些年紀錄片發展態勢良好,但前路依然充滿挑戰,不能單純地樂觀,“因為從根本上講,只有紀錄片平臺和電影發行放映機構能賺錢,生産方是賺不了錢的,生産方只能賺製作費。拿電視紀錄片來説,專業頻道收購好片子,也就幾千至萬把塊錢一集,央視紀錄頻道收購最高價是50分鐘5萬元,可是5萬元收購的檔次最高的片子,製作費至少要一集100萬至150萬元,非首播和地方頻道的收購價低至5萬元的一半以下。所以,紀錄片的理想的市場依然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