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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傳媒第一世界的紀錄片復興
以美國為代表,美國的紀錄片代表了目前世界製作的高水平,工業體系也是比較發達的。從1996年以來,美國紀錄片出現一個欣欣向榮的局面,突出的表現是紀錄片收復電影院,我看到美國一個作家寫的文章,他叫做《極致翻新:紀錄片變臉》,從1996年到2002年,國內市場每年平均有15部紀錄片在劇院放映,在2003年放映的數量翻三了倍,到了50部,佔了總放映量的10%;其次再看票房,有9部電影的票房超過的100萬美元。在2004年,總票房達到了5500萬美元,其中不包括《華氏9.11》,因為它本身是1.19億美元,紀錄片在電影院獲得如此的成功,原因何在?我想這是紀錄片復興的一個標誌。
紀錄片的成功同樣體現在電視頻道上,如大家熟知的國家地理、Discovery和歷史頻道,陸續還有新的紀錄片頻道在開播。也就是説,從電影和電視兩個方面,從電影院和電視傳播,同時看到了紀錄片的一次復興。最近大家都會津津樂道法國紀錄片的《帝企鵝日記》,我想這部電影給我們帶來了關於紀錄片的新的概念,就是紀錄片不是難看的電影,紀錄片不是粗糙的電影,紀錄片不見得是黑糊糊,晃悠悠,同樣可以非常高級,非常精緻,非常美。在這種情況下,我想重新檢視中國的紀錄片,我們與國際接軌的努力和願望非常強烈的,但接哪一個軌,這是我們今天需要研討的。我們一方面向懷斯曼學習,向獨立製作人學習,另一方面我們想要在國際市場上賣片,我們走得越遠,成功的可能性越小,因為他的片子本身在美國就沒有市場。
第二,紀錄片的階段性發展與持續發展
從歷史來看,紀錄片的發展呈現出兩種特徵。應該説從70年代以前,或者説70年代末以前,紀錄片的發展是階段性的發展,紀錄片的發展總是和社會變革和社會變故伴隨在一起,每當出現動蕩,比如戰爭、政治風暴紀錄片就會非常發達,最發達的就是二戰和60年代人權運動。在那個時候,紀錄片的商業成功是巨大的,但成功也是偶然的,沒有找到紀錄片成功的一種規律,如《奧林匹亞》在當時獲得的商業成功,紀錄片拍攝的主要資金來自於政府和基金會或文化機構,而不是來自於商業投資,所以這一時期,紀錄片主要依賴於國家集團、文化集團的力量,沒有形成持續性的推動力量,這個力量是從80年代開始的,也就是説,從電影開始逐步在紀錄片領域中淡化,電視成為紀錄片傳播的主要特徵,紀錄片才找到市場發動機。國家地理頻道,Discovery和歷史頻道的建立,對於紀錄片常規化發展——我稱之為持續性發展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它把紀錄片從一種階段性的發展,一種偶然的成功變成了長期的持續的發展,原因就在於紀錄片實現了一個核心問題上的變化——商業化。商業化使紀錄片從意識形態宣傳變成文化工業,這是最核心的動力。
第三,紀錄片擔當媒介角色發生了變化。
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紀錄片擔當的主要媒介角色有兩種:道義和責任。以美國和德國為代表的政府直接介入的紀錄片,或者是英國的紀錄片運動,像格裏爾遜,他是為英國政府拍攝,為文化機構拍攝,他的片子是擔當社會道義和責任的。但是,這種角色在80年代以後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90年代産生了質的變化,紀錄片走向娛樂化,開始走向市場。像好萊塢一樣,要和觀眾一起娛樂,而不是像觀眾宣講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