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棉花的人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遺憾

紀錄動態 南方週末 2014年12月05日 09:5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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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獲獎感言是不是顯得有點怪？”2014年11月22日，第51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導演周浩憑《棉花》得到最佳紀錄片獎。頒獎過後，他還是有點在意。

他的獲獎感言説得極簡短：“這半年經歷了很多事。有朋友答應要跟我來的，但是來不了。”台下星光熠熠，坐著鞏俐、陳衝、桂綸鎂、陳建斌……可沒多少人懂這話的意思。

八年間，周浩拍完和正在拍攝的紀錄片作品，超過十部，大部分都有這位朋友的幫助，其中包括《棉花》和2005年香港金像獎最佳人道主義紀錄片《高三》。

 和大部分獨立紀錄片一樣，《棉花》只在國內做過幾場小型放映，看過的人不多。金馬獎頒布，有網站迅速來談《棉花》的獨播，價格不算太高，但對一個獨立紀錄片導演來説，已有吸引力。也有朋友跟周浩商量，把《棉花》帶去香港發行。2013年的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看見台灣》，曾在台灣賣到1.4億台幣票房，在香港上映時也場場爆滿。《棉花》不做這樣的奢想，但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見”。

也讓你老公看看你有多辛苦

2005年，周浩已經拍完了成名作《厚街》和金像獎作品《高三》。新聞裏頻繁出現的“摘棉大遷徙”攫取了他的注意：每年中秋過後，上百萬的“拾花工”，從河南、甘肅、四川、陜西等地，被一列列擁擠的綠皮火車運往新疆，投進廣袤無垠的棉花地。他們每天重復採棉動作兩三萬次，用幾十天的機械勞作換回家中一年的生計，2005年，這大概是三四千元。

河南滑縣的小媳婦兒延威是上百萬摘棉工之一。喂飽了三個孩子，坐了56個小時的火車，她來到新疆，開始三個月的採棉工作；新疆的棉農冶文駿抱怨棉花價低，坐在地裏感慨“農民不過就是為企業賣命的”；國企改制後的河南某棉紡廠效益不佳，女工們不堪酷暑勞累，輪流辭職，女領班焦頭爛額；廣東牛仔褲廠的工人加班到半夜，也只能伸個懶腰、恨恨地罵：“媽的老子快累閹了”；廣交會，老外一要貨就是一千件，很急，“for American”，中國廠方犯難，這意味著工廠必須緊急趕工。中國經濟的細微面相，被一團團棉花串起來，成了《棉花》。

滑縣曾是拾花工輸送的典型，號稱“每年向新疆勞務輸出最多”。周浩拜訪了滑縣勞動局局長，跟他下鄉，拍攝他們動員潛在的“拾花工”，再後來跟局長擠上綠皮車，開赴新疆。

搞定局長對周浩並不難。他擅長和拍攝對象打交道。在紀錄片《龍哥》裏，周浩直接把自己和拍攝對象的溝通剪進了片子。那是一個鬥智鬥勇的過程，真實又糾結。每次和毒販龍哥見面，他都會帶上200元“救助費”。龍哥和妻子曾懇求周浩借給他們500塊錢，周浩還是掏出身上僅有的200塊：“我不會多帶。我為什麼要多帶呢？我又不是笨蛋。”他不斷勸誡龍哥戒毒，但故事總是在借錢、信誓旦旦戒毒、復吸中週而复始。

“我的長項就是跟人打交道，能夠讓他們説一點平時説不出來的話，僅此而已。”周浩自我評價。

在開往新疆的綠皮車上，周浩也順利與延威打上了交道。延威身材瘦小，樣貌俊俏。那時她29歲，已經有了三個孩子。周浩相中的是延威的性格：乾淨利索，對生活有憧憬。願意説話，也好相處。 

第二年，周浩把攝像機帶到了她家裏。這個家並不寬裕，孩子們從碗裏扒拉出一塊肉來，都會驚喜地向母親彙報。延威一邊洗碗，一邊抱怨：自己不到三十，看起來已經像四十；丈夫不願外出打工，“窮家難棄”；而她出去這一趟，就能賺回務農一年才能得的錢。

周浩帶著攝像助手譚佳英，再次上了滑縣拾花工的綠皮火車專列。在滑縣火車站，譚佳英被擁擠的人群衝散，跟丟了延威，這讓周浩著實生氣。重新找到延威的時候，她正在把錢塞進襪子，笑盈盈向姐妹們展示：“這樣不會丟。”

列車裏擁擠且空氣污濁，硬座底下也躺滿了人。延威輕巧，爬上了行李架。周浩把鏡頭對準她，或許覺得姿勢不雅，延威連連閃避。“也讓你老公看看你有多辛苦啊。”周浩勸道，延威便不再堅持。

火車票來回二百多元，要從拾花工的收入中扣。到了新疆的採棉基地，女工們住進上下兩層的大通鋪。每天天不亮，就坐上比綠皮火車更擠的卡車，到二十里地外摘棉，晚上十點結束。其間吃兩次飯，譚佳英偶爾同吃，從未在伙食裏見過肉。

拾花工裏，昏黃的燈光徹夜不息。譚佳英和她們住在一起，一邊拍攝，一邊聽她們聊天：聊丈夫孩子，也聊誰原來離了婚。固定的一個話題是“摘了多少”，延威摘棉的速度是中上遊，一次摘了140多公斤棉花，她信心滿滿向姐妹們宣佈：“明天不摘到150公斤就不回家。”

“她在過一個非常典型的中國普通人的生活。她為十年後立下了一個普通又現實的目標。她知道奮鬥，不會好高騖遠，不會輕易否定現在的生活。”周浩感興趣的，也正是這種“中國製造”鏈條中的普通中國人。

 沒來得及記錄的

 周浩在滑縣拍攝延威時，接到了攝像師袁哲從新疆打來的電話：機器被掉包了。那是一個美國朋友借給周浩的，價值四萬多人民幣。周浩到現在都沒能還得起。 

袁哲注意到，周浩會給要拜訪的所有農戶帶上小禮物。在棉農冶文駿家吃飯，很長時間見不著肉。周浩便總會割幾斤牛肉給冶家改善伙食——因為常年拍片，周浩總是缺錢，在朋友圈裏，他著名的摳門。

冶文駿是甘肅人，早年隨父輩移居新疆，至今卻還一口甘肅方言。周浩原本以為冶文駿會是個有故事的人，拍到一半發現他太不善言辭。好在冶文駿有個女兒，懂事，開朗，喜歡彈一台破舊的小琴。她纏繞在父親背上，看著還不會説話的弟弟亂敲琴鍵，棉花地裏，父親教他們翻苗、撥土。棉花在這裡，便牽涉到了期望和未來。他們也成了《棉花》的主角之一。

尋找配合拍攝的工廠最難。靠著朋友的朋友，周浩在河南找到了一家接納他的棉紡廠，拍了兩個月。在廣州增城，他通過廣州紡織品進出口公司聯絡到一家牛仔褲廠，相當滿意——廠老闆是個富二代，到英國受過教育，理解什麼是獨立紀錄片，對拍攝全面開放。這家牛仔褲廠最大的好處是，上班時間可以自由聊天、開玩笑——若是換家紀律森嚴的工廠，畫面就只能死氣沉沉。

按周浩的設想，棉花經濟這條産業鏈，至少還需要跟拍一位老闆、一個商人，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最終沒能實現。“做紀錄片，別人怎麼能讓你拍，也許比你怎麼拍更重要。”周浩總結。

金馬獎評論《棉花》：“銀幕上呈現今日中國棉花史，也是一頁農工生活史。”周浩自己卻對《棉花》不甚滿意。“八年時間，應該有更多的可能性。”周浩説，他覺得應該更用功一點：至少去回訪，觀察這些人的變化。

但回訪的念頭，卻總被各種“非幹不可”的事情打斷。這期間，他創作了幾部紀錄片：《龍哥》、《差館》、《急診》、《書記》、《大同》……還攢了一大批不知何時能收尾的素材。

前些年，周浩還與片中人物保持聯絡，知道延威又去摘了幾年棉花；河南那家棉紡廠終於倒閉，工人們紛紛散入私企。這兩年，聯絡方式也都遺失了。周浩惦記，當年冶文駿讀五年級的女兒，如今到了上大學的年紀，冶文駿曾一心想讓她做醫生，也不知她是否真的學了醫。

新疆的棉花地裏，事情也大不一樣了。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拾花工越來越少。一些地方招用拾花工的數量是八年前的三分之一。這些變故，《棉花》也還沒來得及去記錄。 

“如果按設想實現，拍攝的也許是另一個故事。”周浩知道，遺憾也是紀錄片的一部分：“‘中國製造’下的普通中國人到底什麼樣，至少在這個故事裏，我用我能記錄下來的素材，完成我的解讀，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