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總導演任學安：我是新聞工作者

任學安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南方人物週刊 2014年11月05日 10:13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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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學安 如何《崛起》 怎樣《復興》

　　本刊記者 余楠 發自北京

　　二十四年前，一個青蔥少年即將高中畢業。在面試考場，北京廣播學院的老師問他：知道電視嗎？他搖搖頭説不知道。考官問照過相嗎？他點頭説照過。“那你用過照相機？”少年又搖了搖頭。面試老師不解：那你在哪兒照過相？他回答：在照相館。

　　隨後一位老師問他怎麼看1985的年“5·19事件”，他大膽地説出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後，當任學安回憶起面試的這段往事時，他早已忘了當時的回答，只記得“老師很滿意”。在他看來，他在面試中的表現已經體現了他所報考的電視新聞專業所需的兩大素質：一要真實，二要有觀點。而當年那個不知電視為何物的鄉村少年，如今已經將自己的名字，定格在了《大國崛起》、《復興之路》、《公司的力量》等多部大型紀錄片總導演的位置上。

　　乍現的靈光

　　任學安和自己的團隊第一次引起外界高度關注，是緣于紀錄片《大國崛起》。

　　2003年11月26日那天早上，任學安開車上班。通過車裏的調頻，他聽到了這樣一條新聞：中央政治局于24日舉行第九次集體學習，來自首都師範大學的齊世榮和南京大學的錢乘旦兩位教授，就“15世紀以來主要國家發展歷史”進行了90分鐘的講解，隨後委員與他們之間進行了20分鐘的提問和解釋。講解內容主要針對9個大國的發展歷程和興衰經驗，它們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前蘇聯以及美國。

　　“大國崛起”這個標題就是在聽完新聞之後，靈光乍現一般闖進了任學安的腦海。來到辦公室，他停下所有事情，奮筆疾書，寫下了紀錄片《大國崛起》的創作提綱。

　　“那時在國內外有兩種聲音，一種是中國威脅論，一種是中國崩潰論。中國到底是崛起還是衰落，也是當時學術界激烈爭論的話題。”任學安回憶説。他為這部片子擬定了這樣的創作初衷：“讓歷史照亮未來的行程。”

　　節目創意很快獲得了央視主管領導的認可，《大國崛起》的籌備迅速啟動。任學安也為這個呼之欲出的項目興奮異常，“它調動了你真實的情緒，也觸動了你多年的積累”。

　　河北省平山縣電視臺是任學安作為電視人開始積累的第一站，這裡更廣為人知的是另一處地標——西柏坡。從廣院畢業留校後，任學安被分配到這裡“下鄉鍛鍊”。一年後，他來到燕山石化“下大國企鍛鍊”。1993年，中央電視臺面向社會招考，任學安通過考試進臺。這是命運安排的一次絕處逢生的選拔，它重新打撈了一個人漸行漸遠的新聞理想。

　　和絕大多數剛進臺的新人不一樣，掃地打水寫報告是任學安在央視前兩年的全部工作。“我的報紙擺得很整齊，辦公室打掃得很整潔，領導的杯子總是有熱水。”機會來臨是在1995年初，任學安終於可以進入欄目組。二套當時有《經濟信息聯播》和《經濟半小時》兩檔主打欄目，他選擇了後者，因為“可以做有深度的新聞”。

　　深度記者給自己找的第一個選題是“錢袋子和米袋子”。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農村，為了提高收入充實錢袋子，很多農民選擇種植經濟作物，減少糧食種植。但在很多基層，抓好計劃生育和確保糧食安全，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兩大指標。錢袋子和米袋子的矛盾如何化解？這期節目最終沒能製作完成。“這個片子説穿了就是農民增收的問題，在當時，沒有破解之道，即使今天也沒找到。”多年後回想起這次失敗，任學安這樣反思。

　　這是任學安職業生涯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失利，隨後他參與的專題片《收穫——中國農村小康紀實》獲得了當年的中國新聞獎。他參與創作的第三部片子就成為項目組的樣片，從那之後，他便擔任起小組長、《經濟半小時》製片人，直至日後領軍大型創作團隊。從入行之初，任學安的個人志趣便顯露端倪：熱衷於重大理論話題和社會熱點。

　　“他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這些原創的選題。”這是《大國崛起》執行總導演周艷對於任學安的評價。“提出一個好選題，我們已經成功了一半。”在周艷眼裏，一個優秀的項目管理者和領導，必須具備這種創造能力。

　　攝製《大國崛起》的第二年，任學安無意中陷入了一個新的關注點：在這樣一個轟隆向前的商業時代裏，有一個組織，它無處不在，跟我們每個人的吃穿用度休戚相關；同時又令人愛恨交加，追名逐利的同時又引領技術革新和文化再造。這個組織，就是公司。紀錄片《公司的力量》最初的創意就是這樣問世的。

　　2008年，當某些公司不良運作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席捲而來，《公司的力量》這個題材的特殊分量不言自明。

　　痛苦的折騰

　　“這個過程太痛苦，真的是掉幾層皮。”任學安對《公司的力量》的創作過程如是感慨。

　　《大國崛起》執行總導演周艷，這一次既是總撰稿，也是製片人。據她介紹，這一次大家的工作，無異於一次標準的“學術整理”。在沒有專門學術著作的前提下，整個創作團隊要通過自己的資料蒐集和整理，用影像語言闡述公司在歷史長河中的作用，“以史為鑒，探討公司發展和個人財富夢想、國家發展之間的關係”。

　　在廣院求學的學生時代，任學安曾經在圖片攝影課上交過一份名為《思考者》的作業：在白茫茫的雪地裏，有一個人神情凝重甚至帶有幾分痛苦地在思考。這幅照片不乏學生腔的刻意和匠氣，用光和構圖毫無新意。這是一次紀實創作的作業，老師問他為什麼拍攝這樣一幅作品，他回答：我要在新聞和藝術中間找到一條平衡的道路。隨即哄堂大笑，同學告訴他：新聞就是新聞，藝術就是藝術。他非要這麼幹，就是自作自受，踏上了一條痛苦之路。

　　在任學安帶領下，一起踏上這條“痛苦之路”的是一個穩定而且成熟的團隊。在《大國崛起》、《復興之路》、《公司的力量》這幾部重頭作品中，核心創作班底的名單幾乎沒有大變化。

　　康健寧，這是上世紀90年代新紀錄運動的一位旗手人物，他拍攝的《沙與海》、《陰陽》等作品直到現在依然是影視專業的創作教材。辭去寧夏電視臺副臺長職務之後，他依然是活躍在紀錄片領域的自由創作者。在《大》、《復》、《公》等片中，他的身份一直都是藝術總監。

　　“我們做的這幾部片子，每一個都要花好幾年。”任學安介紹説，“所以在頻道內部，最核心的創作人員只能有5、6個。在製作層面，我們會採用部分外包的形式，和一些跟我們的價值觀、創作理念吻合的公司合作。”這幾年一直有固定的民營影視製作公司跟他們合作。

　　和這些同道中人在紀錄片領域摸爬滾打，任學安多年來一直樂此不疲。唯有一次，他對這種“痛苦的折騰”，有了一絲異樣的感覺。

　　《大國崛起》成功之後，《復興之路》的創作應運而生。這是一次獻禮十七大的創作，一年半甚至兩年的工作量，必須在10個月之內完成。從接到任務的那一刻開始，任學安就清楚，在節目完成之前，團隊所有人元旦、春節假期都不可能休息。

　　2007年5月，劇組各個小隊剛剛離京開始採訪拍攝，任學安接到了母親病故的噩耗。匆忙趕回家鄉寧夏送別母親之後，他一個人在村裏的一間小廟呆了很長時間。那天下著小雨，空氣裏瀰漫著油菜花的清香，風吹著廟裏的鈴鐺，鈴聲忽遠忽近在空中飄蕩。“我真的不想再回到工作崗位。”任學安説。

　　在家中呆了5天之後，任學安回到北京。按照家鄉的習俗，在隨後腦力、體力強度巨大的3個月裏，他一直戴孝，戒酒戒肉。

　　2007年10月5日，十七大召開前10天，《復興之路》在央視一套首播。來自世界各地的40多位外籍專家、學者第一次出現在講述執政黨歷史的電視專題片中，晚清變革圖新的努力和失敗、1927年到1937年民族工業的短暫繁榮、國民黨在抗戰時期正面戰場的積極作用、1945年中國兩種道路的選擇失利以及文革等等此前的話語禁區第一次出現在了中國電視熒屏上。

　　《復興之路》後來送達九位政治局常委觀看，中央領導後來在批示中對於創作團隊給予了這樣的六字評價：有才華，很能幹！

　　游離的嫁接

　　在相繼獲得收視和口碑的雙贏之後，任學安和團隊製作的這幾部片子給電視學術界出了一道難題：該怎樣定位這幾部作品？很顯然，這不是傳統意義的人文紀錄片或者文獻紀錄片，也不是從前那副面貌的政論片。

　　“我自始至終都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紀錄片導演。”任學安並不喜歡自己身上的這個標簽。“我一直都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他説將他劃歸紀錄片創作者，是對他的一種誤讀。他自己追求的，一直都是“有思想、有深度的新聞”。

　　“誰在今天更有話語權？是先富起來的人？是明星那些公眾人物？難道他們的聲音就是我們的聲音？他們的追求就是我們的追求？所以你説話語權是什麼？我不知道。”任學安説，“在各種利益訴求都存在的錯綜複雜的情形下，媒體作為國家公器之一，不是要讓一部分人舒服，而是要讓大多數人接受。”

　　“《大國崛起》是在探討大國興衰，也是想告訴世界，我們用什麼方式跟他們相處。中國公司正在亮相世界舞臺，80後、90後創業時代即將到來，《公司的力量》想説明公司是萬惡之源，但絕不是罪魁禍首，也想説明公司擁有獨立的法人地位和人格主體。”任學安解釋説。“這幾個片子都不缺時效性，都是一個階段的宏大主題和時代命題。”

　　“我做的所有片子，都是出於對新聞的迷戀。其實這些都是對現實思考的表達，不適合紀錄片來表現。之所以一隻腳踩進來，是因為我沒有機會做新聞，所以才用了這樣一種方式。”任學安説。在游離于新聞和紀錄的同時嫁接二者産生一種新的作品類型，這是他對於自己創作的一種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