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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産生較大的反響,不要像煙頭扔到湖裏, 誰也沒感覺,只有自知之。所謂“較大的反響”,就是有較多的人看了,並且有所感覺。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是比較好看,而好看的 前提是讓人看懂了。
這裡所説的“人”,既指中國人,也指外國人。這裡所説的“懂”,既指語言`文字,更是指某種理念和具體的社會背景。
外國人不懂中國話,不識中國字,所以看不懂中國的記錄片,這在情理之中。假如有翻譯,而且是 很到位的翻譯,外國人還是不懂,這就值得琢磨了。
去年下半年,我應邀參加第一屆廣州國際記錄片研討會並擔任評委。中央電視臺參賽的一部片子是從系列片《一個人與一個城市》中挑出來的一個選題,講的是作家張賢亮與銀川。以前我在北京看過這個片子,感覺非常好,覺得通片既有嚴謹的敘事結構,又有滿腔的真實激情;不論是解説還是張賢亮的同期聲述説,都充滿著樸實而感人的文學色彩,找不到半句説教的言語;畫面與語言的結合亦很緊密、流暢,幾乎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就是在這樣完美的氣氛裏很有説服力地展示了一代人和一個城市如何從灰暗走向明亮、從貧瘠走向繁華的坎坷歷程。看這樣的片子不但受到思想啟示,而且可以説是一次審美享受。
作為中央電視臺的一名老職工,坐在評委席上與外國評委一起評看這部片子的時候,我的心情就是暗喜加自豪,心想:“這片子不拿第一,也拿第二”。
我時時觀察評委的表情,發覺男評委、女評委,幾乎都沒有表情。評獎規則有一條説,在評看時,如果看到15分鍾有評委叫停,只要沒人反對,或有一人附議,就可以不繼續往下看。豈料,還真的有一位評委叫停,還真的沒有人吭聲。我很驚訝,有點按奈不住了,説:“這片子我曾看過,在中國業內評價甚高,能否請評委們再往下看看。”我還借此機會介紹了一些社會背景,大家還給面子,終於看完了。
我知道,如果不往下看,就意味著看個開頭就要出局。我甚至還以為,這部片子真的出局了,會不會成了“冤錯案”呢?説實話,正是出於這樣的焦慮,我竟然近乎違規要求評委們從頭到尾看完。但在最後一輪公開投票表決時,這部片子還是沒能入圍,被淘汰出局。我清楚地記得,8個評委中有5個外國人,他們都沒有給這部片子投贊成票。
這件事對我的刺激不小,回想起來,問題出在外國評委們壓根兒沒有看懂。這部片子的主角張賢亮講到解放初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傾”、又講到了後來的“三面紅旗”、“大躍進”、“支邊”、“插隊”、“勞改”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這些事和這些政治術語,像我這樣六七十歲的老頭兒,一聽就明白,可如今的年輕人就不一定清楚了,那麼對外國人來説就更是雲山霧罩、不知東西南北了。
細想起來,外國人沒看懂,不能怪外國人,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文化、歷史、社會的來龍去脈,不了解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尤其對中國社會近五六十年變化的狀態、過程和原因,更是知之甚少。在這種情況下,想讓外國評委給“一個人與一個城市”這樣一種純粹敘述近半個世紀中國的政治、經濟、人文發展的作品打高分,實在是太脫離實際、自找沒趣。
但是,在這次評獎中得頭等獎的作品,也是中央電視臺做的。在評獎之前,我也看過。它所講的內容,在時間跨度上比張賢亮與銀川的故事還要早20年,片名叫《老鏡子》。它講的是一個有關紅軍遺孀如何忠於愛情的故事,故事裏套了一個小故事,而且正是這個抓拍到的小故事,使主題更加有意思、有意義。很單純,很有趣,也很真實。外國評委們不但看懂了,而且興致很濃厚,覺得一個女人六七十年如一日地等待著一個男人的歸來,既令人肅然起敬,又不可思議。所有的外國評委都 給這部片子打了高分。
由此,我聯想到對外宣傳要想達到較好的效應,不能不考大的文化認同問題。看來,給外國人講中國的事,線索單一一點,在一部片子裏不能有過多的頭緒,尤其不宜有太多的歷史信息。
回過頭來,再説《一個人與一個城市》的張賢亮與銀川,就我個人而言,直到今天,我還是毫不動搖地認為它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但我不知道,它在中央臺播出以後到底有什麼樣的反應。
據有人調查,中國的電視觀眾基本上是以下三類人,即經濟收入低、文化水平低、年齡層次高,簡稱“兩低一高”群體,他們偏愛虛構的作品,尤其是長篇言情連續劇[不論是國貨,或是舶來品。如果這個歸納基本屬實,那麼《一個人與一個城市》之類的專題記錄片註定不會有很高的收視率。這沒有什麼大遺憾可言。
可是,話又要説回來,花那麼多的錢做這麼大的一套系列片,就是有話要説,就是要説服觀從接受這套片子所要傳達的理念,而且接受的人越多越好。從這一點來説,我以為,即使是多麼高雅多麼深刻的記錄片(尤其是大投入、大製作的大系列片),應該首先考慮這所謂“兩低一高”的群體的審美需求、審美習慣和審美水準。如果,這個群體的許多人都特別喜歡這套系列片,那麼,這就是巨大成功、偉大勝利。根本用不著為外國評委的好惡而喜而怒,因為,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已經完全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