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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范立欣還在武漢電視臺編輯室，過著“倒帶子”做剪輯的日子；4年前，他已為自己的紀錄片《歸途列車》籌集到了100萬美元的資金，隨後拿龍標進院線；去年，紀錄片《我就是我》拿到了600萬元人民幣的製作資金、總計近2000萬元的投資；今年，《我就是我》上映。這部被稱為“被各種關係牽扯的複雜電影”，更是一頭扎進有《後會無期》和《小時代3》高調存在著的暑期檔，電影上映前，范立欣稱“電影好，不怕看，更不怕比”，但現實很殘酷，首日票房150萬元，幾乎是別人家的一個零頭。雖然“陪跑”，但紀錄片能站著走進影院，范立欣成了“堂吉訶德”。看過的人兩邊倒，喜歡的有笑有淚，不喜歡的則“吃過飯就忘了”，這倒讓“這麼多年很不容易積累了許多名譽”的范立欣多少感到“有點失落”。
3年前的一個小茶館裏，這個被業界稱為“紀錄片界最帥的導演”對早報記者説，“會以謙卑的心，力圖做影響世界和改變世界的事情”；此後3年，他成為了艾美獎的得主，入選紐約時報2013年全球“20位最值得一看的導演”，同“快男”一樣，身上已貼滿標簽。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位紀錄片導演可能要付出更多，才能獲得所謂的標簽。在更多人評價其影片的好壞之時，記者更感興趣3年間范立欣內心的成長，臨近不惑，他仍“野心”不改，稱願意賭一把，“如果這次輸了，還有下一次。”
輸得顯而易見 “和檔期有很大關係”
“善於和人打交道”、“喜歡賣萌”、“腿長”是范立欣給很多人的印象，“能夠每次都説服投資人給他這麼一大筆錢，這絕對是個本事。”一位紀錄片同行用充滿羨慕的口氣對早報記者説，“雖然這部紀錄片不太好看，但再次證明了他的確是一個在前期投資方面比較成功的紀錄片導演。”
從2013年4月海選時介入，6個月前期、4個月後期，當記者問及項目最早開始時他和天娛製片人龍丹妮是誰先説服了誰，范立欣稱這也是外界誤會最多的一件事兒，“是她想找我拍。一開始想做一個電視系列片，我拒絕了，因為我從來沒做過，而且我覺得系列片就是把老資料翻出來剪輯一下。”范立欣想要全程介入、跟拍，做一個觀察式的紀錄片。對於這個説法，製片人龍丹妮也認可，“《我就是我》更多的是跳開選秀的範疇，看十年選秀的思考，這也是找范立欣的原因。”
有人説范立欣這次是打著“快男”的旗號圈錢，“我沒有分成，拿的是死工資，給了我40萬元，花了一半買了設備。”范立欣小聲嘟囔，“我不愛解釋，人家愛怎麼説怎麼説，我就一心想把事情做了，那個終極願望就是我的紀錄片能夠在電影院裏有一個漂亮的票房。”
為什麼有了天娛投資、光線傳媒的發行，加上一個這麼商業的題材，還是沒有拿到“漂亮的票房”？
據片方透露，早在上映時間還沒有確定時，就已通過眾籌網站取得了500萬元的預售，這筆錢給了天娛。目前影片票房是550萬元，此前范立欣對票房還是“很期待的”，“最壯觀的預估2億”，當時範立欣心裏暗想，“能有1億就成了，報紙上標題會是 紀錄片走進億萬票房時代 ”，然而首映前兩天，他意識到自己這次還是“賭輸了”。
“我們的排片率在格瓦拉上只有3.9％，但是《後會無期》有50％。”至於為什麼要選擇和韓寒、郭敬明正面交鋒，范立欣覺得這是一個很尷尬的選擇，“本來《我就是我》定在2014春節檔，之前那個剪輯師手慢，沒趕上，浪費了兩個月，後來換了一個剪輯師。成片完成在4月份，片子的受眾群體肯定是年輕人，那個時候年輕人都在上學，所以我們沒辦法，只好等到暑期。”雖然排期排到了暑期，但一方面暑期都是青春片，競爭激烈，另一方面，一年過去了，“快男”的粉絲熱情已經降低，范立欣還認為，宣傳的角度可能也有待考量。
早報記者了解到，很多外地場只能看白天的場次，有網友在網上購買了廣州喜洋時代影城（洛溪店）18時45分的《我就是我》的票，趕到電影院時被通知，電影取消了，改成《後會無期》，那位網友表示“爭辯無效”。而范立欣自己也在微博上發現過類似“偷票房”情況，他也很無奈，因為選擇的發行方是光線傳媒，“按理説光線傳媒還是很強勢，我説不清，對此只有被落井下石之感，沒有很慘，只有更慘。”
“趟渾水”是“各取所需”
記者又問他，“接手時擔心過嗎，選秀本身就毀譽參半，不怕這是個燙手的山芋？”而范立欣的好友也勸他，“何必趟這渾水，毀了自己的名聲。”
“我很擔心，而且前面擔心的問題現在都出現了。大眾永遠是沒有理性的，他們不會細分地看問題，好多的偏見都是致命的，很多人説我以前拍農民工現在不拍了，叫作 拍窮人發的家，現在有了一個華麗的轉身 ，我很厭惡這種説法，覺得很幼稚。我關注90後，其實很多90後的孩子也是農民工的孩子，這些來唱歌的孩子有些家庭也很困難，你不能説他後來成了明星，身上就有了原罪。”
范立欣覺得還好最大的擔心沒有發生，“就是片子拍得很爛”。而對於“趟渾水”他直截了當地説，“各取所需”，“紀錄片只要能上院線，上一個是一個”。
但格瓦拉上9.1的評分讓人不免聯想，有多少是由不是粉絲的觀眾打出來的。事實上，除了粉絲，很多人正因為“快男紀錄片”的宣傳而放棄了觀看，但又因為范立欣的一篇自述，把他們拽回到影院。在文章中，范立欣強調了《我就是我》不僅僅是一部粉絲電影，而是一個關於“青春”、“實現夢想”的故事。而他認為片子的核心價值就是“年輕人不斷去挑戰比賽甚至生活的規則”，“當這些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遇到不同的苦難和挑戰的時候，能看到在這種壓力下所折射出來的價值體系。”
對於范立欣談到的這些價值體系，他認為是有隱喻在片子裏的，只有“上了年紀的人能夠看到”，選秀舞臺則暗喻社會舞臺，“今天的中國非常殘酷，會讓你碰到很多兩難的境地，就像小白麵臨的抉擇，這種壓力讓我們每個人在做決定的時候採取什麼樣的價值觀，我們是反抗還是妥協？” 他認為還有很多不必要的殘酷，“華晨宇的父親從來沒有表揚過華晨宇，我就在想，怎麼會有這樣愛孩子的父親，這種愛特別的扭曲。”
早報記者採訪了看過此片的一位姓陸的70後紀錄片愛好者，據他稱，大光明影院上午場的百人小廳裏坐了有20多個人，以“快男”粉絲為主，零星有媽媽帶孩子來看的。“我給一顆星，因為千萬投資難道拍的就是這些？”陸先生説，“台灣以前有一個選秀節目叫《超級星光大道》，他們當時也拍了關於那屆選手的紀錄片。我也知道這種紀錄片很難拍，因為素材量比較大。但那麼些年過去了，我還記得當時片子裏的主人公背景、生活狀態、參賽想法。”陸先生認為，所有紀錄片主人公的想法應該都是和主人公的背景有關。“但《我就是我》沒有更多地體現人物，而只圍繞著選秀事件在説，對於沒看過 快男 選秀的我們來説，吃過晚飯就已經忘了。”
早報記者把陸先生的反應回饋給了范立欣，范立欣想了一會，説，“前面是有些散，人物有點多，抓不到重點。人物完成度不夠高。因為 小十三 裏主要講3個，但其他的人還得有，這3個人都要有對手戲，這個過程本身沒有矛盾衝突，其實也是最大的硬傷。”范立欣不否認這樣的一種“都照顧到的安排”是“對於市場的妥協”，他進而説出了他認為的受眾人群，“因為我們講的是選秀的回憶，市場會為這個事情而埋單，而所有看過選秀的觀眾都是潛在的觀眾”。
過了一會兒，他又糾正道，“這不是一個選秀的回顧節目，而是一個紀錄片。我承認這是我對市場的妥協，或者叫 示好 ，也是希望換取一個票房成績，之後打開一扇門，讓更多的紀錄電影走進影院。”
一位業內人士在看過《我就是我》之後對記者説，“存在即合理，不管拍的是吃的，還是唱的，至少他面對的是一部分觀眾，而那部分觀眾需要這樣的電影，范立欣至少還在拍紀錄片，為紀錄片進院線四處奔走，這個就值得支持和稱讚。”
向商業“示好” 並非長久之計
多年前，范立欣和紀錄片導演周浩從阿姆斯特丹回國，飛機上，他對周浩説，他不願意回國，因為不想被裹挾在裏邊，早報記者問范立欣，為什麼還是選擇回來了？“紀錄片應該記錄當下，這些故事應該被記錄並傳播出去，雖然我做事説話都很西化，但改變不了的血液裏的本質，雖然現在中國社會泛娛樂化，我並不喜歡這裡的氛圍，但不管好的壞的，都該被記錄。”
3年間，范立欣説“自己老了許多”、“也越來越不健康”，説“自己每天都會有持續的恐懼”，“我生活得太密了，我沒有時間思考。” 他説，“這3年你應該看得到我的一步一步，不知道別人怎麼看我，我覺得我簡單的初心沒有丟。”范立欣的聲音有些疲倦，他説，“其實不是我的運氣有多好，而是簡單的願望力量會很大。”
“快男”選手耿琦被淘汰之後，范立欣跟他去湘江玩兒，湘江邊每個週六的晚上都會免費放30分鐘的煙花，耿琦當時説了一句話，“我覺得我不是那花，我是那聲音，你可能都看不見它的五光十色，它的美麗，你聽到的只是一個聲音，但那個也是它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耿琦的話讓范立欣很感動，那更像是范立欣的一段內心寫照。
在比賽現場，華晨宇唱了張國榮的《我》，范立欣把歌詞中的一句做了片名。和很多紀錄片導演不一樣，范立欣知道該如何向商業“示好”，雖然這種“示好”的目的性遭到懷疑，這一次，他也了解了市場，但他更明白了“紀錄片的底線和市場的底線並不能扯到一起”。如果想走得更遠，“示好”也許不是長久之計，電影本身好才更有説服力。
就在記者採訪快結束時，范立欣得知《我就是我》入圍第39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成功獲得最高獎“人民選擇獎”和“人民選擇紀錄片獎”兩項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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