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入世十年間，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您如何看待入世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深遠影響？

　　隆國強：首先，對外開放領域取得明顯進展。一是外資進入速度大幅提升：2001年中國加入WTO，正好是911、美國IT泡沫破滅，全球跨境投資大幅下降，國際經濟形勢較差；加入WTO以後，來華投資大幅上升，帶來了資金、技術、就業和出口等。二是外貿領域發展引人矚目：不到十年，中國就從全球第七大出口國變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國，這背後實際上是整個製造業國際競爭力的大幅提升。三是中國對外投資漸成氣侯：加入世貿組織時，中國一年也就三四十億美元的對外投資，到2010年增長到678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五大對外投資國，整體格局從原來的“引進來”為主，發展為“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的局面。

　　其次，國內經濟在十年間保持了快速平穩的增長，尤其是遭遇全球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增長依然是全世界最快的，GDP總額躋身世界第二。

　　最後，我想強調更重要的兩個層面：一方面，加入世貿組織後，開放意識大大增強。回顧當年加入世貿的談判，你會發現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歷了那麼大規模的基本知識普及、教育和宣傳，這實際上是全民開放意識的教育，它使得幾百年來長期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成為開放的國家，老百姓更清醒地看到外部世界，看到中國和世界的差距，也看到開放帶來的好處，從而進一步擴大開放、更深地融入經濟全球化。

　　另一方面，我們以加入WTO為契機，進行了大量的經濟體制改革。當時按照WTO規則和加入WTO的基本承諾，我們對2300多部法律法規進行了修訂。WTO是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組織，這些法律法規的修訂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推進和完善。

　　張燕生：首先，入世後的十年是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所有經濟指標都在成倍地增長，包括GDP規模、外貿規模、整個國家的綜合實力、産業競爭力，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入世前十五年和入世後十年，我們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進行了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

　　從産業上講，過去我們把産業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在入世後加劇的國際競爭環境中有顯著競爭優勢的傳統産業，如紡織、服裝、箱包。入世前的十五年我們對紡織服裝業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和重組，國有企業大規模退出，民營企業大規模進入，在入世前，其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已相當高。過去十年，貿易摩擦對紡織業傷害較大，當時世界銀行有一個報告，指出如果不對中國紡織服裝這種競爭優勢産業進行特殊保護制裁的話，全世界的紡織服裝業就都是中國的了；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指出，過去美國的全球紡織品貿易配額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紡織業的發展，現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下，其它發展中國家完全不能和中國競爭，這對它們的經濟是一種傷害。這迫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即具有傳統競爭優勢的産業在開放的環境中應如何發展，如果這個行業不能形成共享的發展模式，就會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

　　第二類是競爭力較弱，但經過一段時間努力，可能形成競爭優勢的産業，具有代表性的是中醫藥、原料藥、仿製藥、化學藥。這類産業實際上並不像人們想得那麼弱，入世十年間的發展也不錯。但我們的中醫藥是否形成了國際競爭優勢？原料藥是否能夠實現轉型升級？仿製藥是否能夠形成一些研發創新能力？這是下一步需要考慮的問題。

　　第三類是在很長時間內不能形成競爭優勢的産業，較典型的是農業、銀行和汽車。從過去十年看，我們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

　　先看農業。入世十年，我國農産品總産量年年創新高，解決了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引起廣泛爭論的是大豆産業，現在中國一年進口五六千萬噸大豆，國內大豆行業基本全線虧損，由開放前的優勢轉為明顯的劣勢。而且從種業到物流、生物農藥、糧食儲運，整個農業系統中外資進入和控制的情況比較廣泛。嚴格來講，中國耕地較少，水資源較緊張，屬於比較劣勢産業，怎麼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是值得思考的。另一個爭論是糧食安全問題，很多人認為美國有地中國缺地，美國種糧食，我們進口就是了。但從今年的情況看，上半年的通脹和穀物進口價格上升40%多有很大關係。當全球油價上漲，美國等産糧大國把它的糧食製成生物能源，使全球糧食供給緊張、價格大幅上升時，我們再過多地依賴進口，就會出問題。

　　再説汽車案例。當前中國涌現出一批不錯的自主品牌企業，一汽、二汽、廣汽也都開始做自主品牌，且進步很大。但這其中也有矛盾，我們仍處於國際分工的低端，下一步能否上升到中、高端，形成自主研發、自主品牌、自主營銷的能力呢？

　　最後説銀行。金融危機後，從資産規模來講，中國銀行業在世界上已經名列前茅，但還沒有在國際競爭中經受過考驗。

　　因此，從經濟總量和增長率來看，過去十年是一個黃金增長期；但從産業角度來講，既有機遇，也面臨著挑戰。

　　《21世紀》：世貿組織致力於消除各經濟主體之間的貿易壁壘，而當前，金融危機余波未了，歐債危機愈演愈烈，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正急劇變化，應如何提高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話語權？

　　桑百川：現在中國的外貿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主要表現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導致外貿企業利潤率下降，同時國際貿易摩擦不斷增加，這都會導致未來外貿增長放緩。目前看來，中美、中歐之間存在大規模貿易戰的可能，但可能性並不大。若發生，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因貿易戰會打擊中國出口，也會拖累全球經濟的復蘇進程。在不發生大規模貿易戰的前提下，目前出口部門遭遇的困難，我們是有能力應對的。如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面臨的挑戰，可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提高産品競爭力，彌補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再如中小企業面臨的成本上升壓力、人民幣升值導致利潤壓縮的問題，既然我們的出口量很大，出口企業之間合作，在國際市場上形成主導力，可以掌握定價權。

　　未來，外貿當中加工貿易比重會下降，一般貿易比重會明顯上升。微觀主體方面，外資企業佔的比重會下降，內資企業比重會上升。同時受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中國對歐盟、美國這兩大出口市場出口比重會下降，對新興市場的出口比重會上升。

　　儘管我國的出口産品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在國際財富分配中獲得的收益相對較低，但若連低端産業鏈條都不能佔據，我們就會游離于全球經濟體系之外。因此在出口升級方面，不能好高騖遠，要腳踏實地，向高端邁進。這個過程漫長而艱難，不可能一蹴而就。

　　張燕生：入世的考驗究竟在什麼時候變得非常嚴峻，入世前十年還是十年以後？入世十年以後一個最大的變化是外部環境越來越嚴峻，未來十年全球可能都將處於一個高通脹、低增長期，貿易摩擦將更加嚴峻，且花樣層出不窮。如現在中國光伏産業面臨雙反調查，其中反補貼指的是中國的土地不是由市場決定而是國有的，土地補貼價格怎麼衡量？另外，銀行利率尚未市場化，對國有企業貸款存在補貼。

　　其次，區域化。美國正在推“跨亞太戰略合作關係協定”，過去的東盟10+1、10+3對整個東亞一體化有所推進，但現在美國要主導，推行美國規則，包括知識産權保護、環境和勞工標準、投資、金融開放標準等，形勢非常嚴峻。且下一步亞太和東亞地區一體化中，周邊環境像南海、東海形勢都變得更加複雜。

　　再次，全球經濟再平衡要求中國買單、人民幣大幅升值，像這次美國參眾兩院的匯率法案一旦成為法律，和中國打起貿易戰的話，不確定性也非常大。

　　最後，現在人民幣貴了，土地、勞動力都貴了，和競爭對手相比，中國的傳統競爭優勢下降速度明顯快於新競爭優勢的形成速度。

　　因此，入世前十年，我們真正按照國際遊戲規則參與了全球化、融入世界，取得巨大進步。當時講的是中國融入世界，現在我們發現國際化也融入了中國，未來十年的形勢一點都不容樂觀，能否把握住未來，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隆國強：和十年前美國IT泡沫破滅相比，現在外部經濟形勢要嚴峻得多。加入WTO前，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利益：一是出口，我們需要外部市場，外部形勢一旦不好，會對出口造成很大壓力；二是吸引投資，全球金融危機時，企業出現資金緊張甚至資金鏈斷裂，沒有投資的能力。

　　現在我們的涉外經濟利益已大大拓展，除傳統出口，還需提升中國經濟的質量，要有更強的創新能力、自己的跨國公司、國際品牌和渠道，而不再是簡單的出口增長和市場份額問題。這使得我們在經濟活動中更關注進口，對外部資源、能源的依賴和技術引進的需求比原來更強烈。

　　其次，我們有能力通過對外投資解決很多問題。技術進步，需要自主創新，也需要引進。通過並購買到技術和研發能力，我們可以掌控海外研發資源，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幾個國家的主權危機給我們帶來的最大衝擊就是出口。但也要看到在危機中外部資産貶值，是中國通過對外投資獲取我們所需的難得機遇。而且，外部危機帶來了全球改革的共識，包括金融監管、貨幣體系等，對於一個新興的大國而言，有機會參與全球治理改革，更好地表達自己的訴求，在新的全球規則制定過程中發揮一定的作用，更好地體現自己的利益，是非常有利的。

　　以開放促改革？

　　《21世紀》：國民待遇、透明度、市場準入這些“世貿精神”深入人心，大大推動了中國國內的市場化進程。但另一方面，國際上對於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仍存在諸多爭議，也有學者提出，中國近年來在市場化改革方面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風險。您怎麼看？

　　隆國強：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走來，採取了漸進主義改革，它不同於前蘇聯的休克療法。體制改革是一個不斷推進的過程，它並不是穩步推進的，而是在某個階段比較快，某個階段比較慢，快的時候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挑戰，一旦克服，就會帶來改革紅利。

　　加入WTO前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發展較快的一個階段，市場經濟體制也因此上了幾個臺階，其後我們一直享受著這一紅利。之後的改革，我覺得用“停滯”不是特別準確，只是相比那時沒有那麼快，而更多是在消化之前改革所帶來的各種調整和矛盾，又或者在醞釀新一輪的改革，因為這些矛盾也必須通過深化改革才能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講，坊間談的改革疲勞症也是有道理的。

　　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從國外角度講，在WTO框架下，它們對於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認定的實質含義是，在針對中國産品進行反傾銷時，採取第三國替代的辦法，使得中國企業應對反傾銷調查時的難度增加；而從國內角度看，我們把市場經濟地位看得很大，覺得這是承不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的問題。因此，國內外在看待這個問題上的視角是不一樣的。

　　桑百川：入世之後中國進入改革的全面攻堅階段，這一階段的進程沒有改革初期那樣快。當開始打破一個舊體制時，許多措施可以迅速出臺，改革紅利也很高；但進入攻堅階段後，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不斷增大。要打破利益格局，就需要更週密的頂層設計，目前這方面的進展比較緩慢。但儘管如此，中國已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在制度和體制層面都取得了一定進步。

　　有些WTO成員國至今未認可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我們的市場機制還不完善，二是國家之間的政治博弈。中國在入世之初曾承諾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並希望其它WTO成員能儘早認可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根據WTO的規則，即便其它成員不認可，在入世15年之後中國也將自動獲得這一地位。目前有些WTO成員已認可了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身份，但美國、歐盟卻未認可，這説明對這一問題的評判也存在不同標準，其中既有利益分歧，也有政治上的博弈。完全市場經濟成員和非完全市場經濟成員在待遇上，特別是在反傾銷、反補貼、特保措施等方面存在差異。提前給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意味著相關國家要讓渡相應的利益。從中國角度來説，從一些成員那裏贏得完全市場經濟身份需要讓渡的利益過大，我們可暫時予以擱置，五年之後也會自動獲得。

　　《21世紀》：有學者提出，入世的十年是以“開放”促“改革”的十年，您怎麼看？這樣的改革當前遇到了哪些困境？下一步該如何推進？改革的動力從哪來？

　　張燕生：開放是外因，改革是內因。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可以説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但隨著改革一步步深入，若體制機制和戰略結構不發生變化，光靠開放是沒有用的。因此，申請入世的十五年和入世後的十年取得的進步實際上是體制機制的轉變。以CEPA為例，一個很嚴峻的教訓就是我們認為開放就行了，最後發現大門開了小門不開，市場化改革沒有對接，光開放是沒有用的，貿易摩擦也將進入國內。因此，下一步真正的問題是改革而不是開放。

　　桑百川：過去30多年，中國形成了獨特的“以開放促改革”的漸進式改革道路，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果。現在看來，外部的改革壓力仍然存在，但比以前有所減弱，主要是以WTO為代表的多邊體制發揮的作用被削弱。我們看到，多哈回合談判至今也沒有達成最終協議，其中最主要的障礙就是美國。美國認為自己在全球化過程中分享的利益太少，而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分享的利益較大。美國在面對自身經濟困局時，實際上有意無意拋棄WTO和多邊體制，使得多邊體制更為脆弱，其對中國改革的倒逼作用就在減弱。

　　那麼，漸進式改革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如何打破？當外生性改革動力減弱時，內生性改革動力又在哪？中國正走到一個關鍵的選擇點上。應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推進法制、民主制度建設，發揮輿論監督作用，這將對完善市場機制和增進市場效率、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産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現在，中央政府已意識到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這種動力更多來自於民眾的要求。為緩和各種社會矛盾、建立和諧社會，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隆國強：過去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一部分一部分地改，不斷探索、總結經驗。漸進式改革的好處之一就是風險可控，不至於對實體經濟造成衝擊，並在增量上不斷促進發展，但卻是有總體目標而總體設計不足的一個改革。總體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總體設計如兩個重要文件，1992年“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和10年後“關於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這些文件把需要改革的方面列得很全，卻沒有先後順序和明確的時間表。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後就不完全適用了，所以我們現在較多地談論頂層設計。

　　中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轉軌的國家，可以學習別人很多好的體制設計，如過去我們學美國的知識産權制度、日本的企業制度等；現在我們突然發現其實每個體制的運轉都需要配套，並不是把別人最好的放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的市場經濟會有很大不同。以菲律賓為例，二戰後才從美國的殖民地獨立為一個民主國家，其法律制度也是從美國移植過來的，當時很多國際組織都認為它是東亞地區最具發展潛力的國家，但事後幾十年的發展證明，它並不是最好的，相反可能是比較差的。在美國行之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到了菲律賓為什麼會失效？這告訴我們，一個好的體制首先要和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相匹配。其次，這個體制本身是自成體系、有其內在邏輯的。很多在國外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中國就沒效果，原因就在於相關配套制度尚未形成。

　　入世10年嬗變

　　因此，到了新的發展階段，就特別強調頂層設計，這和我剛才列舉的兩個中央文件相比，更加精細，需要明確的階段性目標而不只是終極目標，在這樣的階段性目標下，設計改革的重點，規劃改革順序和邏輯。

　　過去的改革的確是開放促進改革，開放本身其實也是一種改革，是涉外經濟領域的改革，但未來難以重復這種策略。如果説改革受制于利益集團的阻力的話，開放不僅受制于利益集團的阻力，還受制于意識形態的阻力。這在很多國家都是如此，而目前我國民族主義情緒抬頭，進一步擴大開放比推進其它領域的改革更難。從整個歷史看，改革基本上都是危機導向的。沒有問題的時候，可能會有個別人很清醒，説現在是改革最好的時機；但要形成全民共識，往往是在出了問題之後。如近幾年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就是因為前段時間我們發展很快，區域、城鄉、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不協調變成突出的矛盾，所以在社會領域改革逐漸有了共識。即便是政治家，也是以民意為基礎來做決策的，否則政治家也推不動改革。從本質上講，絕大部分改革都是問題導向的，雖然出問題的時候可能不是改革最好時機，改革成本會很高；但正因為出了問題，全民才容易達成共識。各種各樣的偶發事件都會促動改革，如郭美美事件可能促進慈善機構改革。

　　改革紅利的分享

　　《21世紀》：回顧過去的十年，一方面我們看到GDP年增長率平均達到了10.5%，財政收入年年增長，今年又將逼進10萬億；另一方面，中國也面臨著收入差距過大，居民收入在GDP中佔比過低、稅收負擔沉重等問題，“國富民窮”已成為普遍關注的問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源是什麼？“十二五”之後，應當如何推動“國富”向“民富”的轉變？

　　桑百川：對所謂“國富民窮”，可能有多種解讀。有人把國家外匯管理局擁有大量外匯儲備，而老百姓持有的資金相對較少，看作是一種表現。但外匯儲備的增長是出口企業把獲取的外匯，按當時匯率賣給銀行所形成的，所以並不是國富民窮、此消彼長的關係。而在外貿領域，出口企業和居民沒有獲得較高的收益，主要是因為我們在國際分工體系處於低端，並不是國家對企業、勞動者財富的侵佔。

　　國民財富主要在三個主體之間分配：政府、企業和勞動者。如果政府收入佔比過高，企業利潤率和工人收入水平就比較低。現在正是如此，很多外貿企業的利潤率並不高，稅負較沉重，工人的工資水平也低，福利待遇較差，這都是政府收入佔比過高的結果。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進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通過政府讓利，讓企業和居民獲得更高的收入。否則政府利益不變，對企業提出提高最低工資等要求，只會加劇勞資衝突和社會矛盾。

　　隆國強：“國富民窮”這個詞不是非常準確。過去十年老百姓到底是窮了還是富了，我覺得是富了，一是所有老百姓的收入都增長了，哪怕是弱勢群體，這是不容忽略的事實；二是中國人擁有的資産升值了，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我不敢説，但如果今天來一個日本人，你可能一算，發現你的房産比他的房産還值錢，對於擁有資産的人來説是增加的，再如現在中國是全世界出國遊客中人均支出最高的。所以，不能在絕對意義上講“民窮”。

　　大家所説的“國富民窮”是指國家財富增加比老百姓的快，這是相對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初期，國家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比現在還高；後來為了調動積極性，搞了放權讓利，放權是國家把決策權放給企業和個人，讓利是減稅、利改稅等改革措施；到了90年代初期，稅收佔GDP比重已下降至12%-13%，整個國家不能正常運轉了，當時軍隊要經商，就是因為國家財政已不能供養軍隊。

　　因此，1994年改革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增加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否則國家政權就崩潰了。你想讓軍隊、警察、政府機關都去市場上找飯吃，這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漸行漸遠的，它們擁有很多特權，這樣的市場經濟怎麼能平等競爭？要想讓它們停止經商，首先要保障其正常運轉，增加政府在GDP分配中的份額，稅收是一個規範的辦法。其次是要提高中央政府佔整個稅收的比重，原來是倒“三七開”，中央政府沒錢，卻要維持軍隊、國家機關運轉。沿著這個改革思路，近二十年，確實見到了成效，稅收佔GDP的比重快速提升，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逐漸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現在，社會矛盾有了新的體現，即收入差距擴大、公共服務水平低下和不公平，需要通過二次分配來解決，包括給落後地區的轉移支付、健全社會保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這又要求政府有一定的收入。所以，現在的改革困境不是帶著情緒來討論“民窮”或“民富”，而是衡量到底政府應該在國民財富中拿多少錢？弱勢群體的保障和服務到底應該通過市場還是政府來提供？何者更有效率？這是可以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