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鄧小平首次深圳特區行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表重要講話

　　1984年1月24日，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首次親臨深圳特區視察，這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中，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重要事件。此時，深圳經濟特區剛剛成立4個年頭，特區的建設熱火朝天，但國內關於“改革開放”的爭論、圍繞特區的非議同樣雲譎波詭。

　　鄧小平來到深圳，在親眼目睹了深圳的發展變化後，欣然提筆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此後，“特區不能辦”的議論基本上沒有了。應當説，特區的發展不負眾望，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到了1987年6月左右，鄧小平肯定地説：特區是成功的，不但決定正確，而且辦得成功。也就是説，到十三大前夕，鄧小平完全肯定特區。

　　可以引用國務院原副總理谷牧的總結：第一，特區是我們觀察研究當代世界經濟的前沿；第二，特區是我國對外開放的“排頭兵”；第三，特區是通向國際市場的特殊渠道和發展對外經貿的新基地；第四，特區是改革的試驗場。第五，特區是我國現行經濟政策的集中展示。

　　時隔26年，站在深圳三十而立的新起點上，再次重溫這一歷史事件，意義深遠。

　　帶著問號南下視察

　　鄧小平為什麼要在1984年春節前後到特區視察？應當説，最主要的問題是特區這個決策對不對？特區還要不要辦下去？

　　自1979年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支持下，開始創辦經濟特區以來，4年時間過去了，特區特別是深圳特區，按照自身的發展邏輯，取得了巨大的建設成績。到1983年，深圳已和外商簽訂了2500多個經濟合作協議，成交額達18億美元。與1978年相比，1983年深圳工農業總産值增長11倍，財政收入比辦特區前增長10倍多，外匯收入增長2倍，基本建設投資比建國後30年的總和增加20倍。但是，當時面臨的問題是，圍繞特區的是非和議論很多，特區本身也反映自身發展遇到很大的困難。

　　首先，特區發展遇到了種種困難。當時，已77歲高齡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章蘊曾多次給鄧小平、胡耀邦寫信，反映她在廣東調研時看到的特區面臨的困難。1982年12月20日，章蘊在第二封給胡耀邦並鄧小平的信中説，當地幹部群眾希望我們在各方面工作中，要繼續清除“左”的影響，把手腳再放開一些，加速改革不合理的經濟體制，對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穩定性，不要多變。信中呼籲，對制止濫發獎金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成“有限制的多勞多得”，以致挫傷了職工的積極性。

　　鄧小平看了胡耀邦轉給他的這封信後，對廣東地區這種動態很關注，12月22日馬上作出批示：“可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

　　1982年12月31日，章蘊第三次給胡耀邦、鄧小平寫信，反映廣東在對外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效果很好，“但要循此繼進，則困難重重。仲夷、田夫、靈光等同志為此很傷腦筋。”問題主要是，一年多來特別是1982年以來，上繳任務一再加碼，“條條”限制日益增多，弄得廣東特殊、靈活餘地越來越小，步子越來越邁不開。

　　1983年1月1日元旦這天，胡耀邦圈閱了這封信。鄧小平則更重視，他在1月3日作了批示，提出意見，表明態度：“這個情況應該引起重視，請國務院財經小組一議。”

　　其次，黨內輿論也有對特區的非議。一些人把特區工作上的失誤看重了，性質上也定得不當，提高到新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問題。一些人用舊中國的租界問題影射特區。一些老幹部到特區走了一趟後回來痛哭流涕，認為顏色變了，回到了資本主義。人們思想上引起了混亂，從事特區工作的同志顧慮重重，有些工作事事觀望，推動緩慢。

　　另外，在黨內高層，對特區發展的快慢、急緩也有不同考慮。有些老同志態度要謹慎一些。更多強調的是不斷總結經驗，步子穩一點，把事情辦好。

　　所有這一切，都使鄧小平特別關心特區問題。1984年春節前夕，為實地看看牽掛已久的特區問題，鄧小平提議到廣東親自去看一看。“小平同志非常掛念深圳的發展，他要看深圳到底發展到什麼程度。特區的事情在他心裏面總是記挂著，究竟搞成搞不成，搞好搞壞。他的心情是很迫切地要來深圳看看的。”剛到深圳時，他也説，“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

　　那麼，他對特區如何看呢？

　　應該説，在沒有到特區之前和到特區之後是稍有區別的。沒有到特區之前，他是大方向肯定，但心中不踏實，沒有底。比如，在沒去特區之前，1983年6月18日上午，他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見世界華裔科學家時説：“三中全會提出，有一部分地區，有些人，早點富裕起來是好事。我們在廣東、福建辦了特區，看來這個路子走對了，當然問題還有。總的路子走對了。這兩個省有兩省的條件，都在海外有不少人，如他們能回來投資，就能很快發展起來。”

　　但當他到特區親自看了以後，他心裏踏實了，形成了明確的看法。

　　聽聽，看看，走走 ……

　　在視察深圳過程中，可以看得出，鄧小平説的話很少，主動發表意見也很少，主要是看，是提問，是感受，是理解。聽完彙報後，他説：“這個地方正在發展中，你們講的問題我都裝在腦袋裏，我暫不發表意見，因為問題太複雜了，對有些問題要研究研究。”

　　從小平視察深圳的過程中，可以歸納出這麼幾點：

　　他被深圳建設的熱情深深感染。比如：1月24日下午4時40分，鄧小平一行人登上羅湖商業區22層高的國際商業大廈的天臺，俯瞰建設中的羅湖新城區。60多幢18層以上的高樓大部分正在建設中，到處是吊機伸出的長長巨臂，一片繁忙的工地。此時，已近黃昏，寒風襲人，80歲高齡的鄧小平毫不在意。隨行人員曾幾次要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絕了。眼前火熱的建設情景，感染著鄧小平，他的心裏該有多熱！看完後，鄧小平説：“我都看清楚了。”他後來在北京就説：“這次我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像是一片興旺發達。”

　　他對深圳速度留下深刻印象。比如：1月24日，一行人參觀深圳市容。途中，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市長的梁湘告訴鄧小平，現在深圳三五天可以蓋一層樓房。小平問：“都是國內的工程技術人員嗎？”梁湘答：“基本上都是，還有江蘇來的。”

　　小平在隨後到上海談話時指出：我們的建築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蝸牛爬。深圳蛇口因為採取責任制，建築速度快，幾天一層樓。建築隊伍還是那些人，只是辦法改了一下。我們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鍋飯不行。

　　他的心和年輕人在一起，特別關心和關注年輕人幹事業。比如：他在聽取蛇口彙報時，當工業區董事長、總指揮袁庚把由群眾選舉産生、當時36歲的工業區黨委副書記喬勝利介紹給小平時，鄧小平高興地把喬勝利拉到身旁坐下，問他什麼學校畢業，掌握什麼專業知識。小平説：“要鼓勵年輕人挑起重擔，多幹工作。”1月29日，他在珠海特區視察時也鼓勵説：“年輕人管理工廠好！年輕人辦事好！”他在上海談到上海的人才情況時也説：現代化和幹部年輕化相關，沒有年輕人不行。

　　他特別關心人才培養的問題。當聽到經濟特區缺乏專業人才時，小平指出：“深圳要辦一所大學。這個大學要由華僑和外國實業家來辦，完全用西方大學的方式來培養人才。教員請外國學者來當，請外籍華人來當校長。”

　　深圳題詞是這樣産生的

　　1984年1月29日，在珠海視察期間，鄧小平興致勃勃地揮筆題下令珠海人民永遠難忘的7個大字：“珠海經濟特區好。”鄧小平在珠海為珠海經濟特區題詞的消息很快傳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一種失落，深圳領導人心理上承受著一種壓力：深圳是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中的頭號特區，特區的許多大膽嘗試是由深圳開始的。當時對特區的種種非議以及爭論的焦點也多集中于深圳。小平給珠海特區題詞，而沒有給深圳經濟特區題詞，是不是有什麼想法呢？可是從一路視察的情況來看，小平對深圳的發展是滿意的，心情是高興的，只是沒有明確説出來而已。

　　29日，小平剛給珠海特區題完詞，深圳市就決定委派接待處處長張榮去完成一個重大任務：請小平同志為深圳經濟特區題詞。30日一大早，張榮就趕到了廣州。他通過有關方面將深圳人的請求向鄧小平彙報了。

　　小平説，回北京再題吧。第二天是陰曆的臘月二十九，深圳人還在焦急地盼望著。2月1日，已是大年三十，人人都準備過年了。鄧小平的女兒鄧楠看到遲遲不肯回去過年的張榮，想了想説：“那就這樣吧，將他一軍，我們把紙、筆都準備好了，他一回來，我就同他説。”

　　小平散步回來，看見桌上擺著紙、筆，連墨都研好了，便問：“啥子事？”鄧楠把張榮介紹給他：“這是深圳來的張榮同志。”鄧小平笑笑説：“認識，認識。還沒回去過年？”鄧楠説：“你沒給題詞，人家哪有心思過年！？”鄧小平聽後笑了笑説：“這麼嚴重，還要等著過年？”於是，在沙發上坐下來，問道：“你們説，寫什麼好呢？”張榮趕忙遞上幾個準備好的字條，有“深圳特區好”、“總結成績和經驗，把深圳經濟特區辦得更好”等。

　　鄧小平拿起字條念了一下，隨手擱到一邊，然後拿起筆，在硯中蘸上墨，幾無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紙上一字一字地題寫：

　　“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鄧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説明的是，細心的鄧小平在落款時，沒有落在廣州下筆的時間，而是把時間稍稍提前了一點，落的是他離開深圳的日子。

　　1984年春節，淩晨。當歡樂的第一聲爆竹呼嘯著在深圳的夜空中炸響時，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慶和歡樂之中。許多人見面的第一句話，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興奮地説：“題了，他題了！”小平的這份厚禮，使深圳人的春節過得何等快樂，何等踏實！

　　開放政策是放不是收

　　視察深圳特區後，鄧小平得出了這樣幾個結論：

　　特區的路子走對了。鄧小平一行離開深圳到中山，1月28日晚上，鄧小平在溫泉賓館會見了霍英東、馬萬祺等，他説：辦特區是我倡議的，不曉得成功不成功。看來路子走對了。他後來在北京講：“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開放政策是放而不是收。1984年2月14日，鄧小平在上海指出：“現在看，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而是開放得還不夠。你們要加快速度，條件可以放寬一些。”回到北京後，他在2月24日的談話中也説：“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提出具體措施，落實放而不是收的政策。繼續開放港口城市，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小平在北京提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決定廈門特區擴大到全島，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國務院召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門）漳（州）泉（州）三角地區座談會。會議建議將這三個“三角”地區開闢為沿海經濟開放區。這一決策的實施，使我國的對外開放形成了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沿海經濟開放區的多層次、由外向內逐步推進的新格局。

　　視察特區的三大深層次原因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鄧小平1984年視察特區，還有三個深層次原因：

　　第一個深層次原因，是出於到20世紀末實現翻番目標的考慮。

　　到2000年，工農業總産值實現翻兩番，是黨的十二大向全世界的承諾，鄧小平對此看得很重。他在1983年6月曾指出：翻番不能實現，搞得不好，有可能改變十二大的決議，那就嚴重了！這不但在國內是個政治問題，在國際上也是個大的政治問題。

　　因此，1983年春他就翻兩番問題視察了江蘇、浙江、上海，視察的結果是這些地方沒問題。回到北京後，鄧小平提出各地都要有具體落實規劃，而且沿海要比內地多翻一些，這樣全國才能拉平。在這種情況下，他就自然想到了沿海的廣東。他在1983年3月説：現在的問題是要注意爭取時間，該上的要上。最近香港有個報道，説廣東的速度放慢了，是什麼原因？我們有些同志對開放政策仍是有顧慮的，也要加以注意。

　　鄧小平提出，在當時資金短缺的情況下，速度要快，就要借外債，就要充分利用外資。而特區恰恰是利用外資的窗口。所以，鄧小平也是要親自調研廣東實現翻番的條件，看看特區利用外資能不能為加快發展提供資金、提供模式、提供經驗。

　　第二個深層次原因，與解決香港問題的需要有關。

　　從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中英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會談共舉行22次，最終形成了中英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3個附件。鄧小平視察特區正是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期間。

　　鄧小平設計的解決香港問題的關鍵是“五十年不變”，即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他認為這樣規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減少他們的疑慮；可以使人們更感到我們政策的連續性、可靠性，有利於我們和英國談判，有利於順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榮。

　　問題是這個“五十年不變”，怎麼能讓香港人和英國人相信這一點？當時許多人都是持懷疑態度的。特區特別是深圳就在香港對面，當時深圳主要吸引的是香港的投資，深圳與香港熙熙攘攘的人員來往已經是“例行公事”。如果深圳的發展和繁榮受到影響，不能保證，那怎麼能説服人們相信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政策？所以，鄧小平視察特區，與1984年的整體工作，特別是香港問題有很深密的思考上的聯絡。

　　第三個深層次原因，則與鄧小平的一個大構想相聯絡，這就是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1984年6月，鄧小平解釋説：我們是以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很大，吸收幾百億上千億外資，衝擊不了這個基礎。吸收外國資金肯定可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補充，今天看來可以説是不可缺少的補充。如果説構想，這就是我們的構想。總的來説，這條道路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1984年12月，他在同撒切爾夫人談話時指出：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香港）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我們對外開放二十來個城市，這也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是主體這個前提下進行的，不會改變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相反地，對外開放有利於壯大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可見，鄧小平視察特區，也就是要看看這個小範圍和小地區的吸收資本主義的資金和管理模式，到底會是什麼情況？他要在實踐中檢驗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構想。（文/蔣永清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