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和部署。擴大內需首先要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收入，解決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打破“大鍋飯”和平均主義,逐步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有效地激發了社會創造活力,促進了社會財富的極大增加,人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近年來,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分配不公問題凸顯。加快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成為深化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當務之急。

　　（一）“蛋糕”要做大也要分好

　　從理論上講，收入分配一直是經濟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分配格局反映了該國産出在各部門的分享結構,這種産出分享結構直接影響到宏觀經濟運行以及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同時它也可以反映經濟改革的成效。一個良性的分配結構可以促進社會更加和諧,經濟基礎更加穩定。從實踐上講，收入分配是關係民生的一個重要問題，歷來為黨和政府所重視。

　　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兼顧效率與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目前，有關收入分配問題的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仍然有很大的深入空間。及時梳理有關我國收入分配的理論探討及政策實踐,深入分析新形勢下收入分配改革可能涉及的利益格局調整和面臨的社會阻力，研究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僅是提升社會公平、擴大內需的必要手段，更是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必須看到，目前我國消費不足、消費貢獻率低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少數高收入者邊際消費傾向偏低，而廣大中低收入者則無力消費，大量潛在消費難以實現。收入差距過大給擴大內需和經濟健康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只有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才能落實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政策，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

　　根據國際經驗，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如果不能妥善解決收入分配失衡與貧富差距擴大化的問題，國民財富的增長不僅不能減少社會衝突，而且還會進一步激化社會衝突與社會危機。“十二五”規劃綱要就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確立了基本原則，提出了基本要求，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

　　（二）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步伐

　　相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行業企業間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高管和普通職工差距。解決目前的收入分配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即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提高居民收入關係到收入分配製度的方方面面，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當前，要從提高“兩個比重”、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建立健全職工工資增長機制、改革壟斷行業收入分配製度、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等幾個方面，有針對性地展開理論研究與實踐，以積極推動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

　　首先，要規範分配秩序，提高“兩個比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國內生産總值不斷增加，但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滯後於GDP與財政收支的增長速度，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從初次分配、再分配兩個方面來進行。

　　初次分配階段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速快於城鄉居民收入增速，是造成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財政收入、企業收入佔比持續上升而居民收入佔比持續下降的直接原因。因此，政府預算收入增長速度應控制在一個合理的、可持續的水平上。同時，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使財政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相協調，確保居民收入佔比不再下降。要在初次分配中適當加大勞動要素的分配份額，各級政府要在堅持和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分配製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力度，研究資本、管理、技術等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要嚴格控制經營管理層不合理的收入增長，使各類生産要素的分配格局更趨合理。需要注意的是，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與調整産業結構密切相關。勞動者報酬佔初次分配比重並非越高越好,如果地區經濟欠發達，其經濟中資本有機構成較低,即使勞動者報酬佔初次分配比重很高，也缺乏擴大再生産能力。因此，要從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産業結構、社會資本有機構成、就業結構、勞動者報酬佔初次分配的合理比重等角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勞動要素收入為核心展開研究與實踐。

　　再分配階段要更加注重公平。國民總收入要進一步通過轉移的形式在國內各個經濟主體之間進行再分配。例如，居民要向政府繳納個人所得稅,政府也會向居民提供社會保障補助等。這些都是經常轉移的各種形式。初次分配收入經過再分配後形成政府、企業、居民3個不同主體的最終收入。稅收與政府轉移支付直接對收入再分配起到最重要的影響作用。因此，要側重於從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兩個方面，發揮再分配活動對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調節作用。各級財政應該加大對社保、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完善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雙向發力，儘快改善我國財稅的再分配功能，同時通過社保、教育、醫療體制等配套改革，真正體現出再分配過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和更加關注民生的要求。

　　其二，要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要堅持不懈抓好“三農”工作，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加快農業科技進步，努力促進農業增長、農民增收、農村發展。要著力促進農民持續增收，需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包括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民的農業收入;促進轉移就業，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農民的轉移性收入等。

　　針對農民收入實際情況，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讓符合條件的農民工進城落戶。在此基礎上，要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就業、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體制和制度，把農民工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義務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需求納入城市公共服務的範疇，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要建立健全農民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對農民工工資增長、工資支付等進行法律規範，保障農民工等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收入能夠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穩步增長，並按時足額發放。要加大對農民工勞動權益的保護力度，將農民工的培訓納入財政的支持範圍，根據企業用工需求和農村勞動力培訓意願，大力開展多種門類、多種形式的培訓，提高農民工的就業技能、法律意識和文明水準，全面提高農民工素質。

　　其三，要建立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就目前而言，在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協商機制，尤為迫切。要深入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資關係問題，制定相關的調控政策及措施，積極穩妥地推進企業工資分配製度的改革，著力解決一線工人收入增長滯後於經濟發展的問題。要以工資集體協商為重點內容，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對象，大力推動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還要引導和規範職業福利，避免由於職業福利水平不均帶來的實質性收入水平不均。同時，要加快建立健全最低工資標準正常調整機制。提高職工工資不能僅僅依靠市場機制，而且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動態調整最低工資水平，形成最低工資標準正常調整機制，促進最低工資水平持續穩定提高。

　　其四，要加快壟斷行業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進程。一是要放寬市場準入，加強行業競爭，進一步放寬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建立公平、規範、透明的市場準入標準，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在能夠引入競爭的環節盡可能地引入競爭。二是要調整壟斷行業的利潤分配格局，建立合理收益分配機制，對資源壟斷型企業合理徵收資源稅，在成本、利潤公開透明的基礎上，嚴格審定壟斷行業各類産品和服務價格，合理壓縮壟斷行業的利潤空間。三是要加強對銀行、保險、證券等非實體經濟行業工資和薪酬分配的監管和調控。

　　此外，還要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居民社會保障水平，也是增加轉移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的手段之一。要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目前，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形成共識，打造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養老等各類社會保險覆蓋範圍，提高統籌層次和保障水平，落實好各項保障措施和救助機制，特別是把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個重要突破點，等等，都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減少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