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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且仁,已成為許多美國富豪在超越物質需求後的精神追求,他們中的很多人熱心慈善,把回饋社會、幫助窮人作為自己的一項義務和道德要求。同時,美國政府採用累進稅率、徵收遺産稅等政策,也起到了扶貧抑富、鼓勵慈善事業發展的作用。
用好財富是責任
美國富豪沃倫 巴菲特在2006年簽署捐贈意向書,決定向五家慈善基金會捐出其財富的85%,當時約折合375億美元。這是美國和世界歷史上最大一筆慈善捐款,超過許多國家的國內生産總值。
對於捐贈舉動,巴菲特説:“我不是財富王朝的熱衷者,特別是在世界上還有60億人比我們窮得多的時候。”他説,他希望自己的舉動能帶動更多的富豪慷慨解囊。
從洛克菲勒到卡內基,從比爾 蓋茨到巴菲特,在美國,關心慈善事業、捐助大筆善款,早已成為富豪們的一項義務,而如何利用好財富則成為富豪們的一項責任。他們熱心慈善事業的財富觀背後則是美國社會文化的影響。
首先,慈善在美國是一種傳統。許多美國富豪認同卡內基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他們把回饋社會、幫助窮人作為自己的一項義務和道德要求。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慈善基金會的蓋茨曾説,鉅額財富對他來説“不僅是巨大的權利,也是巨大的義務”。蓋茨是慈善的示範者,他和夫人迄今已向慈善事業捐款300多億美元。
其次,崇尚自我奮鬥精神。美國一家財富調查公司的研究報告稱,繼承的財産在美國富翁財産總量中所佔比例不足10%,絕大多數人都是白手起家。
國家政策遏制財富轉移
如果説美國富人的慈善意識背後有多種因素,那麼美國政府的一系列扶貧抑富、鼓勵慈善的政策,則引導富人將財富用於正當途徑。按照美國華裔學者黃靖的説法,美國社會分配的重要特點是遏制財富轉移。
一、遏制財富縱向轉移,即通過徵收遺産稅等方式,避免財富在某個家族內部過度集中。以遺産稅為例,美國聯邦遺産法的基本框架由1976年的《稅收改革法》確立,當時遺産稅起徵點60萬美元,現上調為200萬美元。遺産稅收徵收採用累時稅率,即繼承的遺産越多,稅率越高。但如果富豪捐助慈善事業,則可減免一定的稅費。
據統計,在美國,一些遺産繼承人須繳納的遺産稅和個人所得稅的聯合稅率可能高達所繼承遺産價值的70%。美國獨立商業聯合會的統計數據顯示,高昂的稅費使七成美國富人無法將自己的企業傳給下一代。
儘管有一些美國人認為,徵收遺産稅阻礙投資與儲蓄,是對成功者的懲罰,應予以取消。但更多的美國人則認為,徵收遺産稅為美國增加了數百億財富。如果取消,將導致政府削減開支或提高其他稅收,從而加重普通民眾的負擔,不利於經濟和社會的穩定。
二、遏制財富橫向轉移,防止富人將財富向國外轉移。
如果説縱向轉移財富還可能將財富留在美國那麼將財富向國外轉移等橫向轉移財富則對國家整體財富構成威脅。對此,美國一直進行嚴格管理。奧巴馬政府上臺後,更是通過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全面加強對富人的稅收管理,集中打擊偷稅、漏稅等行為。這樣的管理也促使富人更加明智地使用財富,尤其是將財富用於養成善事業。
實行累進稅率縮小貧富分化
不僅是遺産稅,美國整個稅制都傾向於促進財富均衡分配,實行累進稅率縮小貧富分化,促進社會公平。
美國財政部公佈的數據顯示,2006年,佔美國總人口0 .1%的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佔據居民總收入的9.1%,而他們繳納的個人所得稅佔居民個人所得稅總額的17.4%;此外,佔美國總人口1%的富人年均收入超過32.8萬美元,他們的收入總額佔社會總體收入的19%,而他們繳納的稅費則佔稅費總額的36.9%;年收入在三萬美元以下的美國人超過美國總人口的50%,他們的收入總額佔居民總收入的13.4%,但他們繳納的稅費則只佔稅費總額的3.3%。
由此可見,美國政府通過實行累進稅率,確保了富人多納稅、窮人少納稅,從而實現了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同時也有效化解了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社會分化問題。
慈善基金會管理嚴格
在美國,富人熱衷慈善事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各類慈善組織管理嚴格,消除了人們對善款可能被濫用的擔憂。
以蓋茨基金會為例,由於深知醜聞會對慈善基金會造成致命打擊,該基金會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以確保運作透明且高效,慈善基金能用得其所,善款不被揮霍浪費或貪污。
根據該基金會的章程,工作人員不能接受受益方贈送的任何禮品;工作人員須回避與自己有親戚關係等利害關係的受益方接觸;工作人員的家人不得申請基金會提供的各類獎金。
蓋茨基金會還明確表示,歡迎外部監督,並設置了熱線電話;如基金會存在違法操作行為,還歡迎人們直接向司法機關舉報。
為避免捲入糾紛,蓋茨基金會不參與政治事務,不向宗教組織和個人捐贈。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上網查看基金會相關項目的具體要求,符合條件者可直接填表申請。
當然,並不是每一位美國富豪都有慈善之心。華爾街富豪們的奢華生活一直頗受外界詬病,這也是華爾街在美國名聲不佳的重要原因。但從總體上看,美國超級富豪相對較為低調,熱心慈善,這有助於整個美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