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上海警方對外公佈李旭利案詳情，其中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的金額認定與此前證監會認定一致，獲利超過千萬。經上海市公安經偵部門查明，李旭利在擔任交銀施羅德基金投資總監、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期間，指使其親屬借用他人身份證開立了一些證券賬戶，利用這些賬戶先於或同期于其管理的藍籌基金、成長基金、精選基金買入或賣出同一股票，牟取非法利益。

　　老鼠倉侵害投資者利益，破壞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信任機制。筆者認為，儘管我國已經加強對基金業的監管，並且出臺《刑法修正案》來規制“老鼠倉”行為，但是這些措施和懲戒力度還有待加強。

　　我國《證券法》在第二百零二條規定：“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三萬元的，處以三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的罰款。”但罰款與動輒上百萬的利潤比，難以對“老鼠們”作案形成足夠的震懾力。

　　《刑法修正案(七)》將老鼠倉行為上升到刑法，並按內幕交易罪處罰。根據此法，“老鼠倉”行為將視情節的輕重進行判罰，最高應判處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金，犯罪成本提高不少。但與海外市場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美國資本市場，“老鼠倉”行為不但是經濟犯罪，更是嚴重刑事犯罪。“老鼠倉”行為主體不僅要被禁止從業，還要面臨最高20年的牢獄之災。

　　我國立法並沒有具體規定“老鼠倉”行為主體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和應接受民事處罰。因此，只能依據《證券投資基金法》對老鼠倉行為判定為一種侵權行為。而在《民法通則》中侵權行為採用的是過錯責任歸責原則，並且訴訟中依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目前人民法院只受理虛假陳訴的民事賠償訴訟，不受理內幕交易、操縱證券市場的民事賠償。因此，基民的民事權利也無法得到足夠的保障。

　　為更大力度地打擊“老鼠倉”行為，筆者建議，應提高對“老鼠倉”刑事責任的判罰力度，將最高刑期提高到20年。同時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對涉及“老鼠倉”行為的民事賠償制度進行規定，支持投資者獲得民事賠償。通過以上舉措，不僅能夠切實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也能夠提高“老鼠倉”行為的違規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