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告訴記者，“在我國，醫院對藥品有壟斷優勢，國家限制藥品最高零售價後，醫院在藥品招標時，往往會放棄降價藥，轉而選擇利潤空間大、價格高的藥品。”

　　張靜 每經記者 黃洪波 發自西安

　　劍指“高藥價”的又一措施出爐了。國家發改委擬從5月1日起，調整部分消化系統類藥品最高零售限價，此次價格調整共涉及53個藥品品種，300多個劑型規格，平均降幅17%。據統計，這是自1998年以來的第29次大規模藥品降價。

　　然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了一個不太樂觀的現實：經歷多輪“限價令”後，實際效果並非人們預期的那麼好。比如，限價藥品在多地藥店遭遇下架的情況屢見不鮮、藥企對限價藥品“變臉”後重新銷售且價格翻番、醫院招標時避開限價藥……

　　這一切，讓藥品“限價令”的施展遭遇難題。

　　部分藥品“降價死”

　　發改委每次對“高藥價”開刀後，被降價的藥品似乎總是難逃“一降就死”的命運。

　　簡單而言，藥品“降價死”的生成機制是當國家指定的某一批藥品價格下調後，其中部分藥品遭遇各地藥店下架，代理商停止進貨，醫院停止開方，藥廠停産。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調查發現，此番發改委調整53個品種的消化系統類藥品最高零售限價，其中部分藥品在降價不久後，已在一些藥店悄然下架。

　　在發改委官網公佈的 《統一定價藥品最高零售限價》中，記者查閱到一種名為莫沙必列的藥品，該藥品有多種劑型，且不同規格價格不同，最便宜的是1.7元/支(5mg*10ml)的口服溶液。然而，記者走訪西安市幾家大型連鎖藥店發現，部分藥店只有價格為22.5元的莫沙必列口服片。與此同時，諸如伊托必利、利福昔明等消化系統類藥品，多家藥店均表示沒有貨。不過，某藥店銷售人員對此表示，“此類藥一般是醫院開，藥店比較少有。”

　　事實上，在發改委歷年的藥品降價目錄中，總有些廉價藥品伴隨著“限價令”而退出市場。如規格為100mg*48布洛芬膠囊劑，價格為2.7元，但記者在藥店並未看到有此規格的布洛芬，規格為0.3g*20粒的布洛芬緩釋膠囊劑倒是有，價格為13.5元。

　　同樣，規格為250mg*6的頭孢拉定顆粒劑，價格為2.9元；規格為30mg*10g的洛美沙星軟膏劑，價格為4.5元。但上述多家藥店均沒有該種規格藥品出售。

　　陜西省某大型連鎖藥店的銷售人員向記者透露，每次國家對藥品降價後，總會有一些藥品下架，“我記憶中就有清熱通淋膠囊、諾氟沙星膠囊、炎立消膠囊等藥品接到公司通知要求下架，去年3、4個月內，藥店就下了近8種(藥品)。”

　　北京同仁堂西安國醫館館長龔靖海對此表示，藥品降價後，醫院的利潤被壓低，因此醫院進藥品時就會避開降價藥。在“以藥養醫”的體制下，醫生往往多開藥、開高價藥，而不會考慮限價藥。

　　陜西省社科院産業經濟研究室主任曹林也告訴記者，“在我國，醫院對藥品有壟斷優勢，國家限制藥品最高零售價後，醫院在藥品招標時，往往會放棄降價藥，轉而選擇利潤空間大、價格高的藥品。”

　　“老藥”變臉 價格翻番

　　事實上，在“降價死”之外，還有部分藥品並未真正消失，而是藥企將其“改頭換面”後，重新包裝上市，新藥的價格卻比老藥翻了幾番。

　　前述連鎖藥店的銷售人員向記者透露，藥品“變臉”的情況很常見，有的降價藥品，生産廠家一樣，但(藥企)會換個包裝，或是多加一種成分重新上市，“還有一種情況是變換劑型和規格，如片劑變為膠囊，10粒裝的變20粒。”

　　家住西安長安區的楊女士，隔段時間就會購買一些常用藥以備用，她在買藥時就曾遇到過藥品“變臉”的情形，“我記得諾氟沙星膠囊曾散裝賣，一板很便宜，後來都變成了盒裝，價格漲了幾塊。還有牛黃解毒片，以前一袋是5毛，後來也變成了盒裝。”

　　她補充説，部分藥品的化學成分和學名其實是一樣的，但是加了商品名稱之後，藥品的價格就相差好幾倍，“比如用於治感冒的雙撲偽麻片，藥店就有各種品名的雙撲偽麻，不同品牌不同廠家，價格相差數倍。”

　　對於“老藥”變“新藥”的現象，各地的報道亦不鮮見。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貴陽市民何先生曾經常服用一種名叫阿昔莫司的藥品，用以降血壓，以前買是71.11元/盒，但當他最近再次購買時，同廠同劑量的藥卻從膠囊變成了片劑，而價格亦漲到了99.36元。

　　另據有媒體報道稱，已經不常見的普通紅黴素藥品，“重生”後市場上就有47種名稱，價格是普通紅黴素的10倍。再如一種名為巴米爾泡騰片的藥品，其實就是阿司匹林改的，但價格相差幾十倍。

　　針對藥品頻頻“變臉”，規避發改委藥品“限價令”的現象，發改委去年出臺了 《藥品差比價規則》，明確規定相同有效成分的藥品，不得以名稱不同、包裝材料不同等為由，制定不同價格，防止企業通過變換名稱變相漲價。

　　此舉被業界認為是發改委應對藥品“變臉風潮”的有力舉措，但更多人關注其執行的效果。“藥品差比價規則出臺後，會讓藥品變相漲價的現象得到遏制，但是規則出臺後能否有效實施，地方監管很重要。”曹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