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平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發佈的財政監測報告顯示，過去3年多，通過量化寬鬆等非常規貨幣政策，發達國家央行從全球獲得大量鑄幣稅，總量約佔發達國家國內生産總值(GDP)的8%，約合3萬多億美元。在2007年之前的3年裏，這些國家的鑄幣稅只佔GDP的1%。

　　每個國家政府通過發行本國貨幣都享有鑄幣稅，即貨幣持有人所放棄的利率收益。但是，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者，美國、日本以及歐洲的發達國家不但享有本國國內的鑄幣稅，還一直享受著國際鑄幣稅，即其他國家持有美元、歐元、日元等國際儲備貨幣而放棄的利率收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央行採取許多非常規的政策措施，包括從債務市場購買公司證券和政府債券，以此穩定債券市場和增加銀行體系的流通性，即所謂的量化寬鬆政策。

　　美聯儲分別於2008年和2010年推出兩輪量化寬鬆政策，直接從債務市場購買了大量證券化的房地産債務和政府債券。歐洲央行在2010年希臘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後，也開始有選擇地從債務市場購買一些政府債券。隨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惡化和蔓延，歐洲央行又推出兩次大規模“長期再融資操作”，以政府債券作抵押向商業銀行發放低息貸款；英國央行持有政府債券的總量也從2008年前佔GDP的2%陡增至2011年的20%；日本央行持有政府債券的總量也相當於GDP的20%。

　　量化寬鬆政策的實施，大幅增加了資産和負債規模。美聯儲的總資産從危機前的約8000億美元增至目前的2.9萬億美元；歐洲央行總資産從危機前的1.1萬多億歐元，上升到目前3.1萬億歐元左右(約合4萬億美元)。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央銀行的負債規模，即基礎貨幣也隨之大幅上升。而基礎貨幣的大幅上升，給這些國家政府帶來了大量的鑄幣稅。

　　由於這些發達國家是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者，其量化寬鬆導致的基礎貨幣大幅上升，必然會反映在其他國家外匯儲備的上升。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從2008年前的4.2萬億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6.8萬億美元，其中，中國的外匯儲備翻了一番，從1.5萬億美元上升到3萬多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貢獻了大量的鑄幣稅。

　　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不但導致發展中國家“交納”的國際鑄幣稅增加，還增加了他們的“通貨膨脹稅”，即國際儲備貨幣通貨膨脹導致其購買力貶值給貨幣持有者帶來的損失。目前，由於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信貸功能還沒有從金融危機的打擊下完全恢復，量化寬鬆所增加的流動性也沒有完全轉變為信貸增長，因而，發達國家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但在未來，如果美國和歐洲國家的貨幣機構無法迅速有效地回籠這些龐大的基礎貨幣，發展中國家將會承受通貨膨脹和國際儲備貨幣貶值給他們帶來的損失。因此，國際社會必須重視發達國家通過量化寬鬆政策轉嫁給其他國家的成本和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