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政委

　　從美方每次討要東西的極度具體來看，美國的官方代表不過是“穿著馬夾”在華經商的“生意人”；反觀我方代表，每每提出大義凜然的要求，顯示我方談判的才是真正的政府官員。

　　雖然學者認為當前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 &； ED）和此前的中美戰略經濟（SED）對話含義存在不同，但這種“多個與”和“少個與”的差別，對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來説其實並不明顯。如果把二者算在一起，自2006年開始這種已持續6年的對話，給人的總體感覺恰如當前的全球經濟——這種平臺是失衡的，而未來需要“再平衡”！

　　首先，雙方代表官階的對等掩蓋了決策權的失衡。雖然從每次對話的官階來看，談判桌兩頭的中美雙方都保持了官階外交上的對等，但是，其背後的決策權卻是嚴重失衡的。對中方來説，所有代表都幾乎直接是國內相應政策的直接“拍板人”；而對美方來説，其代表在許多時候則都不過是其所談論問題的“傳聲筒”。比如，對於美方此前幾乎每輪必作“主菜”端上來的匯率問題，其決策權根本不在政府，而是在國會。

　　其次，雙方談判內容明顯失衡。如果你是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來，美方很多時候在對話中找中方討要的都是些汲汲于利的“小東西”，而中方很多時候在爭取的則都全是正大光明的“大帽子”。比如，美方要求中方給予美資金融機構獲得參與股指期貨的權利，而我們則數度要求美方保證中國投資美債的安全。因為小，在當下似乎微不足道，所以美方一般容易得手，但最終會聚沙成塔；因為大，就難免含糊不清，所以美方也不妨給予，但最終不免口惠而實不至。

　　第三，官方談判的對等性質掩蓋了官企談判的失衡實質。從美方每次討要東西的極度具體來看，美國的官方代表不過是“穿著馬夾”在華經商的“生意人”；反觀我方代表，每每提出大義凜然的要求，顯示我方談判的才是真正的政府官員。雖然官員也是殫精竭慮的“父愛主義者”，但卻不能保證總是能夠摸透“兒子”的心思，由此不免出現“所要未必是兒之所欲”的情況。

　　面對上述失衡，未來亟須實現“再平衡”。首先，讓中國企業家參與談判準備進程。既然會議已經是例行的，那麼，每年就可以早早召集與美國具有利益相關性的企業家，列出主要問題清單，然後官員在談判中逐一向美方提出。這樣中方的談判內容也就從此可以由“大”到“小”，真正實現和美方對稱。其次，必須堅持，任何中方的承諾都應以美方承諾的同步達成為條件，這樣就可以實現決策權的對等。最後，作為對當前政府間對話平臺的配套和平衡聯動機制，可以考慮要求美方與中方建立全國人大和政協與美國國會兩院的定期對話機制。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魯政委）